2006年八大文化现象回顾
颠覆与建构——2006年八大文化现象
过完忙碌的一年，最深刻的回味和思考是什么？也许还是要回到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的诘问——人活着为了什么？作为一个经济记者，甚至一下搞不明白了——人类经济活动的最终目的是什么？难道只是为了吃饱、吃好和玩好？我们的确不应该忽视“硬币”的另一面——人的精神与社会的文化，关注经济迅猛发展一年中我们民族精神、社会文化的得失与嬗变，应该成为经济报道的题中之义。
于是，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经过研究、分析，希望通过列举、评述2006年八大文化现象，为读者厘清脉络，展现当今巨变时代的文化潮流和精神特质。
恶搞与价值颠覆
2006年以对电影《无极》恶搞的视频短片《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开始，引发了恶搞的狂潮：一会儿是“四大名著遭恶搞”，一会儿是“伟大诗人屈原被恶搞”，一会儿是“古代诗歌遭恶搞”，一会儿是“孔子遭恶搞”，一会是“金庸小说遭恶搞”……年末，张艺谋大片《满城尽带黄金甲》也没有逃脱被恶搞的命运，《北漂族的无房生活》更成为2006年的终极恶搞。“恶搞”已充满了人们的视听空间。
权威、主流价值观无一例外地在网络空间中被“戏侮”、被解构和反讽，这就是所谓的恶搞，实际上是一种颠覆文化，嘲弄和怀疑一切决定论，引起了人们的焦虑和警惕。由恶搞引发的网络论战从博客蔓延到网络再扩散到传统媒体，对传统的传播方式和话语权也是一种颠覆。但在颠覆中也有建构，造成文化破碎的同时也酝酿着重生的机缘。
学术明星与学术商业化
不知是央视的《百家讲坛》成就了易中天，还是易中天成就了《百家讲坛》，总之，《易中天品〈三国〉》2006年年初就已红遍大江南北。随着阎崇年正说清朝十二帝、于丹讲《论语》等专家在电视节目中讲历史、讲文学、讲伦理，“学术明星”终于浮出水面，并得到受众的广泛追捧。
有赞成者认为，易中天们的走红使学者从深居书斋到电视明星转变的过程中完成了传授方式的革命，电视讲座因此成为一种新的阅读方式和传播方式，是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结合的胜利。反对者则认为，“学术明星”将历史娱乐化、庸俗化，是严谨的学术被戏说、被商业化，学者被拖入了过度市场化的旋涡，成了为金钱而工作的“商儒”。
中医存废之争与科学精神
2006年10月以来，一场中医存废之争从网上蔓延至主流话语界，愈演愈烈。是年2月，中南大学张功耀教授在某专业网站发表《告别中医中药》一文，后不断被其他网站转载，引发了一场中医存废之争的大论战。10月7日，张功耀网上征集签名，提出鉴于中医的“不科学性”和安全无保障，号召大家让中医退出国家医疗体制。
对此，卫生部公开表示“坚决反对这样的言论和做法”，并认为取消中医是“无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则称中医“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取消中医者“没有资格以科学的代言人自居”；而数百位全国中医院院长群情激愤，表示取消中医的主张“注定要失败”。
完全否定中医，不切合实际；过分夸大中医，缺乏充分理由。中医关乎民生，对中医存废的思考更需要对科学精神的追索。科学精神不仅是实验、共性、量化的严谨，而且是对经验、个性和未知的包容。
即使在基因图谱全部完成之后，人类对自身的认知依然是肤浅的。越来越多的所谓“疑难杂症”，恰恰说明人类还“幼稚”。而中医却对不少“疑难杂症”的个案发挥了疗效，虽然对病情给出的结论是“模糊”的、难以量化。
这里的道理是高深还是粗陋，我们在中医学方面投入了多少研究的力量？中医的作用与争论一起会继续存在，而中医的思想方法可能会在世界范围内有越来越大的影响。
博客“出”新闻与信息开放
如果说2005年是中国博客大众化的“元年”，那么，在2006年，明星、大众、专家、官员等，你方唱罢我登场，奏出一支“多声部”的博客奏鸣曲，博客成为一种文化新生态。
据中国互联网协会的调查显示，截至2006年8月底，我国博客作者规模已达1750万，其中活跃作者(平均每个月更新一次以上)接近770万。而中文搜索引擎百度的报告也显示，截至11月3日，全球范围内，平均每个中文博客用户拥有约2.6个博客。随便翻翻报纸，就会发现这一年来的新闻竟大量出自博客！
先有相声演员郭德纲与汪洋欲对簿公堂，后有“80后”作家韩寒与评论家白烨的论战。下半年，有“大学教授是否真的很穷”、“孔子不如章子怡”的喧哗，有体育解说员黄健翔与某报记者的“对战”，有社会学家李银河与众多网民的争论……名人博客仿佛成了网民“搬弄是非”、制造“花边新闻”的新天地。
大众博客则以《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春运帝国》等恶搞作品为代表引得波澜四起，报纸追踪报道。以“国学圈”为代表的各种文化教育群体博客异军突起，更是提供和传播着海量的信息甚至是新闻。
与此同时，政府机构也因势利导，要使博客成为政务公开、宣传形象的重要窗口。截至2006年12月4日，由河北省公安厅新闻中心开办的政府博客“中国第一公安博客”，点击总量已过千万。代表一个单位、机构或部分人群的群体博客，正朝着虚拟社区的“议事厅”、“公告栏”或“大讲堂”迈进，更加重量级的有价值的信息正泉涌而出。而“网络博客实名制”的监管措施也在酝酿。
博客已成为一个最开放的信息传播平台，群体博客更是将博客的交流与传播效应进行集中性的扩散，封闭信息越来越难。
孔子标准像与精神导师
2006年流行为中国古代圣贤、英雄塑造标准像。中国孔子基金会向全球正式发布了孔子标准像，山东惠民县揭幕了孙武标准像，山西解州宣称他们即将制作关羽标准像，辽阳曹雪芹纪念也要推出曹雪芹标准像。这些已经确立和正待确立的标准像，遭到一些专家和网民的反对。曹雪芹标准像就因为被指炒作赚钱而被撤消。
从2006年1月中国孔子基金会发起制订孔子标准像，6月向全球发布孔子标准像初稿以来，此举引起了不少争议。一些学者认为，发布标准像缺乏历史依据；还有人认为，这一活动是出于商业目的。
《环球时报》8月7日刊发《别把孔子当中国代言人》一文，认为孔子不能代表历史和当前的中华文化。另一派观点则认为，谁能否认孔子及其思想道德观念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的一言一行呢？在西方人的眼里，孔子就是中国的代表，是中国代言人。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才是中国文化的“本”。
是这些“圣人”需要标准像，还是太缺钱的中国人需要精神的导师？是把“圣人”也当作实现商业目的的工具，还是现代文化的迷失需要“有形”的“榜样”的力量和精神寄托。
中国作家富豪榜与文学商品化
2006年12月初，一张“中国作家富豪榜”的公布，引起广泛关注。余秋雨、二月河和韩寒分别以1400万、1200万和950万元位列“富豪榜”前三甲。制榜单者称，他们的目的不在于标榜作家之间的差距，而是试图真实展现中国作家的生存现状。
在有人欢呼让中国“文豪”来得更猛烈些的同时，“文丐”的生存状况也不容忽视——先锋作家洪峰上街挂牌乞讨，一位湖南作家主动向媒体爆料，自称因生活所迫，愿意被富婆包养。诚如美国作家福克纳所说，“对一个写作者而言，太穷和太富，都不太妙。”
然而对“中国作家富豪榜”的批评也很猛烈——
“有些根本不配称为作家，只不过是一群卖字的人而已。”
“如此排行说明我们评判的标准已经发生了偏离，评价一位作家重要与否不再是他的作品本身，而是作品能不能换来大把大把的钞票。一本书如果可以赚好多钱，那么他就可以戴上作家这顶‘乌纱帽’，如果卖不了钱，即使写出好的作品也不被人们所认可，世人也不知其为作家。”
“金钱不但开始左右国人的灵魂，而且开始左右作家的笔、作家的脑，让他们沦为数字游戏的牺牲品。作家正在被市场与消费的黑洞所吞噬，作家与现实已经结成了一种过于甜蜜的关系，这种甜蜜的关系的代价就是丧失作家的品格，丧失作家这个称谓的真正含金量——作品本身。”
“‘文学的商品化’”是必然的趋势，在国外要比我国早几百年，但他们仍有很多人能不为其所动，认真地写作，以至于产生了大批能立足于世界文学之林的优秀作品。”
著名的德国汉学家顾彬最近在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炮轰：“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中国作家相互看不起；中国作家胆子特别小……”
网络文化狂欢与民间智慧、草根文化
美国《时代》周刊评出的2006年年度人物出人意料——网民。在中国，2006年网民以解构、反讽主流形象、事件和思想的方式，原汁原味儿地展现百姓的喜剧小品，导演自娱自乐的民间欢笑，表达一种无奈和抵抗的情绪。
一个普通的年轻人独创网络视频短片《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讽刺、“戏仿”改编中国式大片《无极》，宣泄情感，张扬个性，成为走红全国的标志性事件。随后，网络世界里自发的、毫无戒律的“夸张搞笑”、“寻欢作乐”不断——郭德纲的相声、博客电影《小强历险记》、网络短片《春运帝国》、《网络春晚》等，只要能乐出来，怎么“搞”都行，《北漂族的无房生活》甚至还要“搞”出北漂族和房奴的辛酸眼泪来。而“恶搞一切”似乎也需进行一定的规范和管理。
在我们的社会中，“个人表达”、“民间”被淡化了相当长的时间，不被规定的、不被导演的“简单的快乐”往往难求，而今天互联网不断创新的传播和娱乐平台，提供了无限广阔的自由空间，激发了民众的智慧和幽默的天赋，形成了不拘一格、具有原生态魅力的“草根文化”。
当代文学垃圾论与传统文化回归
德国波恩大学汉学教授顾彬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言辞激烈，把上世纪50年代后的整个中国文学说得一无是处，认为是“垃圾场”。这使人们想起了2006年发生的另一个“文学事件”——赵丽华“实验性”诗作。
“毫无疑问/我做的馅饼/是全天下/最好吃的”——当国家一级作家、诗人赵丽华把这首《一个人来到田纳西》与多首类似的“实验性”诗作在网络上发表时，网民愤怒地诘问赵丽华，“这也叫诗？我一晚上可以写出一千首！”并恶搞：“我/终于发现/我/也能/写诗了”。
“80后”代表作家韩寒甚至认为，“现代诗歌和诗人都没有存在的必要”，诗人唯一要掌握的技能就是敲打“回车”键。
在有人仍然对中国当代文学力挺的同时，也有评论者赞同汉学家顾彬的评价，认为当代作家们往往耐不住寂寞，抵挡不了“文学商品化”的诱惑，能赚钱就行；比生活的贫困更糟糕的是思想的贫困，缺少社会使命感，缺少真诚、直面生活和讲真话的勇气。
在不少人对当代文学失望之际，2006年我们也经历了传统文化的回归和持续升温。由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造就的“学术明星”掀起了一轮轮中国古典文学、古代历史和哲学的读书热。他们的讲稿一经出版就洛阳纸贵。女学者于丹的《于丹〈论语〉心得》首印60万册，首日销售超过一万本，刷新了易中天《品三国》首印55万册的纪录。
从《刘心武揭秘〈红楼梦〉》开始，一场旷日持久的红学大争论在文坛展开，各种有关《红楼梦》的书籍纷纷亮相，引来了前所未有的红学热。
从中国首个文化遗产日的正式启动到《长城保护条例》的实施；从祭孔大会到新儒学，从汉服热到私塾热，孟母堂事件使得学者、教育部门和民间全被卷了进来。回归传统文化已成为人们的一种精神诉求心理诊所里诉说自我
“我快崩溃了！”林坚(化名)见到文稚嘉后说。
林先生40岁左右，在金融系统工作，年薪数十万元。除有令人艳羡的职业，林先生原本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本来，林先生应该每天过得很开心、很知足，可是，近来发生的一切，却使他陷入了深深的迷茫与困扰之中。
文女士清晰地记得，那天，这位身材中等、仪表堂堂的男子，跨入她的心理咨询室时的情景。
“他一会儿烦躁，一会儿无精打采，一会儿又十分愤慨。”文稚嘉回忆。“我压力太大了，快崩溃了！”林坚对文稚嘉如是说。
文女士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林给她的第一印象“很压抑”。原来，林正经受着感情与事业的双重困扰。起初，林与一名女子有了婚外情，但他后来发现，自己竟然“被耍弄”了。据说，这名女子“和很多人有往来”。因为得到的不是真情，自己又“付出很多”，这件事情给林的打击很大。
除了情感上有“挫败感”之外，林先生近来在职场上也不十分顺利。一方面，他和直接上司在沟通上出了些问题，林认为自己各方面做得都比较好，但直接上司对他总是不太认可；另一方面，他觉得上级给自己配备的手下也不得力，不是不懂业务，就是跟他对着干。
李男(化名)是文稚嘉女士近7年职业心理咨询师生涯中，印象较为深刻的女性咨客(来访者)之一。
李是一科研单位负责人。该科研单位面向市场推出了一个项目，李同时也负责管理该项目。为了更好地开拓市场，李女士挑选了一位助手。开始，李与助手有分歧，她总是试图说服对方，渐渐地，情况越来越糟糕——因为助手经常不听信她的旨意，有时是当面听，背后不听，彼此之间出现僵局，这种状况让李女士大为恼火。最终，李对自己产生了怀疑，不得不求助于心理医生。
文稚嘉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采访时说，迷茫成了当今带有一定普遍性的内心体验，原因是人们自我评价失当、失真，不全面、不真实。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多数去寻求心理治疗的人都度过了要为生存而奔波的阶段。不断地获取财富，除了奔驰、宝马、老婆，还想追求美女，人们受某些“毒害”比较深，只习惯用一种方式——以别人的眼光来证明自己的价值。
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夏学銮教授对记者表示，随着经济发展，物质财富不断增加，精神层面有很多缺乏，主要是不安全感、不确定感增强。人们追求物质利益的最大化，理想信仰缺乏，甚至追求低级趣味的东西，秩序与混乱并存。人们失去方向感，失去目标，这是社会转型期形成困惑的根源。■本报记者周雪松
“我们是迷惘的一代”
“恶搞”是2006年最流行的一种工具。“当社会快速发展时，很多人表现出心态失衡、浮躁，有人希望通过炒作一夜成名。但这种成名消失得更快。”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知名中国问题学者胡星斗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这种没有含金量、没有内涵的快餐文化，只是满足了人们一时的需要。
“有一项调查显示，中国人的阅读量正在逐年下降；相反，并不富裕的印度人均阅读量排世界第一。”胡星斗说。
“我们是迷惘的一代！”本报记者在身边随机调查了20个人，其中有96%的人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大家极端地追求物质享受以及快餐文化，缺乏理性的文化支撑。所以，在经济快速发展、工作压力加大的今天，人们越来越体会不到幸福的感觉。”胡星斗说，有经济学家调查发现，在全世界，东南亚人的幸福感最低。这其中，中国人的幸福指数下降得比较快。
与此同时，患心理疾病人群增多。相关数据表明，中国人的自杀率已经超过了国际平均自杀率。据卫生部提供的最新资料显示，精神障碍在中国疾病总负担的排名已经跃居首位。
“精神空虚、幸福指数下降，失去了主流价值观，一些人的道德开始滑坡。”胡星斗向记者表示，几乎每天我们都可以从新闻中看到一些人不顾他人生命，没有正义感，在罪恶现象的面前一个又一个地扮演着看客的角色。
据了解，在美国，几乎每个人一周都要义务工作4个小时，去小学、养老院等地方做义工。“在发达国家，道德观念、信用制度、公益事业以及民主法制之间相互补充。”胡星斗说，“前几天我在新闻中看到，一个年轻人奋不顾身跳进水里救人，人救上来了，自己却受了重伤，结果最后没人管了。于是，只好打官司解决治病的问题。”很多人宁愿明哲保身，也不愿做英雄，这是社会的悲哀！
“在是与非的价值判断上没有主流价值的导向，一个社会的道德生态就会陷入一盘散沙、一片沙漠。”甘肃联合大学王万君这样形容这一代人的精神现状。
有财经评论者这样说过：目前最有害的是，让一夜暴富引领社会价值观。“超女”、恶搞等现象是当代经济大环境下人们价值观畸形嬗变的突出案例。一旦主流和传统道德被边缘化，社会就会陷入价值失调和道德焦虑，就难以凝聚起亿万民众的力量，更难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改革的成果也可能被消耗。“学术明星”成为“大众先生”
“大学早已经不是象牙塔，书生也因社会的需要成为大众的先生。这是一个资讯爆炸和知识饥渴奇怪混合的时代。”上海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于海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因为方便获得资讯，反倒造成“线性阅读”的匮乏，所以，以讲授书本线性知识为能事的学者，借助方便的资讯手段如电视，竟然激发起大众“读书”的热情，正反映了广泛的知识饥渴及其曲线的满足。央视《百家讲坛》改成《百姓书场》也许更为名实相符。
于海认为，易中天早已不是深居书斋的学者，他先前的一系列著作都是面向普通读者的通俗文史读物，他的确通过电视成为明星，但要说“传授方式革命”云云，显然是夸大其辞。电视讲座并非从易中天始，别的教授(或先前的大多数学者)在同一个论坛未能掀起热浪，说明不是电视成全了易，而是易成全了电视，确切说是易创造了“电视书场”，加上他的教授身份，这才是新的阅读和传播。
易中天是以教授之尊，借助的是“威加海内兮”的堂堂央视讲坛，干的是充满时尚元素和机锋的说书人的事，说的是“新三国唱本”。所以，既不是精英文化大众化，也挨不上“严肃学术商业化”。
对于一些正规的历史学家对易中天不屑一顾，认为其曲解历史误导群众，于海表示，正规的历史学家不屑一顾，属于正常反应，因为要做易的角色，他们既不能也，也不为也。至于易的工作会否曲解历史误导青年，要看针对那一类青年讲。如果是听了易而立志走入学术的，易无力误导；如果只是对文史有兴趣或为了教养来听听，史实的出入实在无关紧要。
易只是得到大众的青睐，来自“雅”的方面几乎异口同声地不屑，他并非以学术而是以趣味化文史而明星化的。大众文化确有娱乐化庸俗化的倾向和力量，易的说书不乏娱乐因子，但他有创意：即使文史趣味化、通俗化。至于卖点和噱头，正说与戏说，若是与学术无关，那有何妨？人们盯着易的教授身份，都拿学术说事，所以愤愤不平者有之，忧心如焚者有之。但我们若不拿这些说事，岂不更能如实肯定易的贡献？
“事实上，真正的学术难以市场化，不便市场化。”于海指出，学术一旦市场化，就是通俗的知识，而非学术。想追求学术或以学术为业余兴趣的，可以径直阅读学术书籍；大众需要的是知识，而非学术。当然需要的是可靠的知识，所以，要将学术转变为大众需要且容易接受的知识，并非人人可以胜任的工作，这种能力，除了学术，更需要一些特别的本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