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的历史功绩？
上面仁兄说的很多，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意见啊，还是从哪复制过来的啊，韩非子主要功绩就是：总结了商鞅，申不害等人的学说，创立了“法家”这一学派。其实不用参考什么文献，很简单的历史常识嘛！
韩非，姓韩名非，韩国贵族，生年与血亲已不可考。一般论其生年有二说：生韩厘王十五年，以韩非与李斯同学於荀卿为据证之；生韩厘王初年，据《田问》篇与《外储说右下》参验非与堂溪公同时，堂溪公又与韩昭侯同时。前者寿终年四十五十间，後者终时六十有多，何者足信，不能辨。另外，有日人学者谓韩非之父为韩王安，此说理据未足，不足信。韩非虽为韩国贵族，然并未掌权。约二十馀岁，与李斯俱事荀卿於兰陵，此时，韩非对法术之学已有一定修养，故李斯自以为不及韩非。
韩国国势在韩非之时，已是风中残烛。当是时，韩国贵族专横，排斥异己，韩王不肖，贤人未进，非生於此，怨愤权奸。权奸之过在於结党营私，蒙蔽韩王，外借兵权，内禁贤忠。申不害虽用术以治韩，然申子一死，术亡无存，韩国本弱，中兴不振反更为弱，韩非有愤奸劫当道，对此怨愤难平。另外，韩国饱受合纵连横的祸害，向秦则为马前卒，抗齐则为车前盾，西有秦，东有齐，北有魏，南有楚，腹背受敌。合纵连横使韩疲惫，奸臣当道使韩不振，内忧外患，朝攻夕伐，朝政日非。结果是韩沦为七雄之首诛，国除於秦王政十七年。
可以了解，韩非对於说客、方士、儒学、权臣是何等的深恶痛绝。处於此等乱世，他自命为法术之士，曰「知术之士，必远见而明察；不明察，不能烛私。能法之士，必强毅而劲直；不劲直，不能矫奸」。今韩非为法兼术，必强毅劲直而远见明察，故不畏权臣，数度上书韩王安，欲求明法任术以驽势。非虽为文雄词伟句，然口吃期艾，内有馋臣，外绝友交，终不为所用，郁郁愤抒，着书以明志。
秦王政十三年，书传於秦王政，叹曰：「嗟夫，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李斯应以取宠曰：「此韩非之所着书也」。《孤愤》《五蠢》之所见，秦急攻韩以求非。韩非使秦见秦王，求存韩伐赵。李斯反对此说，自荐使韩，举罪以留韩非。秦王允诺，斯使於韩而非留於秦。
未几，李斯未能得见韩王挟之以返国，返国又恐韩非贤高而代其位，因馋之「终为韩不为秦」，不如诛之。政允，李斯使人送药至牢。至此秦王政方有所悟，急使人救非，惜非已死，为秦王政十四年。
太史公叹「韩非知说之难，为《说难》书甚具，终死於秦，不能自脱。」然李斯之奸劫，韩王之无术，主法之深刻，战国之攻谋，忠义爱国难行於世，读其书有愤奸邪之禁极不止，有恶小人之毁法因私。
韩非与前期法家
韩非子的法，在战国末期已趋於成熟，为法家之集大成者。
管仲
今有管子十九卷传於世，然其似法似道，又云杂家类，今本管子疑为托伪，又言管子之馀书亦十九卷中。不过无论如何，韩非对管仲之法是特别留意的，《五蠢》篇言：「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筈之法者家有之」，明矣，战国未期，商君与管子之法已深入民心，对当时有巨大的影响力。
韩非子书中有多处提及管仲的言论，例如《外储说左下》管仲劝齐桓公务必要「因能而受禄，录功而与官」，切勿因多人应官而听左右之言。又如管仲答其恩人绮乌讨人的请求，以「贤之用，能之使，劳之论」。绝不因情而徇私。这两点都是韩非所赞赏的。不过对管仲的言行，韩非亦有所批评。例如管仲临终之时，劝齐桓公「去竖勺，除易牙，远公子开方」其理由在冷，竖勺自宫入事桓公，身且不爱，安能爱君？易牙烹其子以膳公，弗爱其子，安能爱君？公子开方弃母久宦，其母不爱，安能爱君？韩非则批评曰：「然则臣尽死力以为其主，管仲将弗用也。曰：『不爱其死力，焉能爱君？』是欲君去忠臣也。且以不爱其身，度其不爱其君，是将以管仲之不能死子纠，度其不死桓公也。」
引管子的言论无论正、反都很多，主要见於《内外储说》诸篇，《难》诸篇。这就明白，韩非之言承於管仲者有不少。
子产
子产与孔子同时，为郑国之执政大夫，力主小国图强，所谓「国不竞亦陵」、决然「铸刑书」，施政「生死以之，不改其度」，具有法家的初形，与管仲同是法家早期的代表。
不过韩非对子产亦有所评。《外储说左上》记载了子产与郑简公各守其职，五年後「国无盗贼，道不拾遗」的事迹。《内储於上》又言次任执政大夫游吉不听子产之严厉手段治人遗言，结果「郑少年相草为盗」。这都是韩非对子产施政的赞赏，至於批评，《难三》篇韩子非议子产以一人之智断案，违反了「因物以说物」，「因人以知人」的原则，不能明示「形体不劳而事於，智虑不用而奸得」以行为标准。
不过子产的明法用事，身死任度之精神，对後世的法家人物，不只韩非，都有深刻的影响。
李悝
李悝，又名李克，着有《李子》三十二篇，在法家，又有《李克》七篇，在儒家，均佚。李悝相魏文侯，为子夏弟子。他的贡献在於法家的理论。早期的法家代表人物是无行的法家，而李悝有所着作，可以说是理论与实行兼重。至於其着除《李子》与《李克》以外，亦有《法经》，惜《法经》亦已佚。然而商鞅变法有取於《法经》，即证明《法烃》又对韩非有钜大的影响。
另外，法家的一大支柱重农主义亦创始於李悝，《汉书‧食货志》有云：「栗甚贵伤民，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故甚贵与甚贱，其一伤也。善为国者，使民无伤而农益劝。」这说明了李悝把生产视作国富之本，商鞅有此说，而韩非亦同於此，甚至排弃五蠹以事农矣。
吴起
吴起先後事晋、魏，最後相楚，善带兵，世人评之兵家兼法，有《吴起》四十人篇。吴起於楚「明法审令，捐不急之官，废士族之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要在强兵」，即实行法家的主张，後来楚悼至死後，吴起被楚贵族所杀。然而《田问》篇中，堂溪公谓韩非曰：「所闲先生术曰：楚不用吴起而削乱，秦行商鞅而富强。」揭示韩非对吴起及商鞅的看法。而《内储说上》记载了吴起以赏罚树立威信，又载吴起之妻不合吴起之规格织丝带一条，结果遭吴起休亲一事，借其舅之口言：「吴子，为法者也。」等例，均可了解吴起对韩非的启发是存在的。
商鞅
商鞅生於卫国，少好刑名之学，继李悝吴起以後又一法家代表人物，着重主法。韩非所行之法，大多承自商鞅之见解，甚至韩非亦评论「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故商君之主法对韩非的见解有着深远的影响。
某些论点，在《韩非子》书中提及，其实早在《商君书》里有所立论。例如商君对法的一致性，不分贵贱的一断於法的见解，完全承继於《韩非子》中。商君《君臣》谓「明主慎法制，言不中法者，不听也；行不中法者，不高也；事不中法者，不为也。」韩非则有《问辨》篇「明主之国，令者，言最贵者也；法者，事最适者也。言无二贵，法不两适，故言行而不轨於法令者，必禁。」以应以法为一，异法不用；另外，「法不阿贵，绳不挠曲」，「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亦为两者相会一致之处。
奖励耕战，重农弃学也是商君承袭自李悝，启迪於韩非的见解，甚至农业与军事以至国家的兴衰相互关系亦一脉相承，商君书《农战》篇有云：「劳民者其国必无力，无力者其国必削。」韩非子《五蠢》亦云：「严其境内之治，明其法禁，必其赏罚，尽其地力，以多其积。致其民死，以坚守其城……此必不亡之术也。」明白说明两者均认同农耕之目的在於攻战，攻战之目的在於守，守国之目的在於富强，富强就是主法的根本，充分表现了二人对农业的重视。
商君之法在於重刑，有谓「以刑去刑」，「轻者不至，重者不来」，「重刑连其罪，则民不敢试，民不敢试，故无刑也。」韩非在《内储说上》称赞云：「公孙鞅之法也，重轻罪。重罪者，人之所难也犯也，而小过者，人之所易去也，使人去其所易，而无离其难，此治之道。夫小过不生，大罪不至，是人无罪，而乱不生也。」
对於变法，韩非与商君也是一致的，商君《开塞》篇曰，「上世亲亲而爱私，中世尚贤而说仁，下世贵贵而尊官」，与韩非《五蠹》「上古竞於道德，中世逐於智谋，当今争於气力。」有合而无异。
在云云法家之中，商鞅胜之於他家之处并不只法之精密，更在於其人亡法未息之改革。商鞅是唯一一个把法家精神实际应用在现实政治的人物，商鞅变法内容，《史记》所载「民为伍什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等，皆明确的把法实现化，而且韩非评「楚不用吴起而削乱，秦行商君而富强」，虽言「商君未尽於法」，亦可见其人解商君之法之深，明其「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深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