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建安文学”和“建安风骨”?
建安文學乃係指東漢末年至三國曹魏年間的文學作品，這種作品的形式多樣，內容富有現實主義精神，有所謂「風」、「骨」的風格特色，也在某程度上受到漢朝樂府詩的影響。
建安文學之所以興盛，與其時代背景有很密切的關係。東漢末年州牧割據，戰禍延綿，人民妻離子散，四齣逃亡，或死於亂軍之中，或死於饑荒癘疫。建安文人生活於這個巨變的年代，目擊種種社會的慘狀，極有切身的感受。故當時的文學作品，多有反映現實的主題，描寫戰亂、人民疾苦和渴望國家統一的作品大量產生。可見時代環境的刺激對建安文學的興盛是有重大影響。
儒學的衰微亦助長建安文學的興盛。自西漢武帝獨尊儒術以來，儒學一直在思想上佔據著統治的地位。儒學傳統的文學觀點乃是原道宗經，文學一直只是經學的附庸，窒礙了文學的自由發展。東漢傾頹，傳統的儒學已失去了統治地位和支配思想的力量，故此文學開始擺脫了經學的束縛。很多的作家都具有反傳統的思想，尤以曹操、曹植父子最為明顯。他們不再將文學視為闡發經義的工具，而是用來反映現實生活和抒發自己的思想感情，使文學的道路更為開闊。
另外，文學批評的盛行和發展也帶動了建安文學的興盛。正由於社會紛亂，儒學式微，建安文人對文學的價值和作用，有更深刻的反思，對各種文體的特點、文章的風格與作者的關係等也有更深入的研究，文人亦經常相互探討批評，曹丕的《典論‧論文》正是當時最舉足輕重的一篇文學批評之作，可知建安文學的發展與文學批評不無關係。
當時領袖的提倡，也使建安文學更為興盛。曹操父子不單是當時的文壇領袖，更是政治的領袖人物，「挾天子以令諸侯」。他們愛好文學，廣招人材，曹操下令「唯才是舉」，促成了一群有水準的文人共同創作，建安七子即是一例。曹氏父子招材之餘，自己亦有優秀的文學作品，加以其政治地位，對建安文學發展起了推動的作用。他們喜好文學，對文士自然禮遇有加，不同於過去的統治者將之視作「俳優」，相反卻是一同從事創作，討論文章，相處如賓如友。是以文學風氣變得活躍，建安文學興盛，與統治者的態度有莫大關係。
最後，建安文學的興盛，實際也是文學發展的規律。兩漢文學為建安之興起了準備作用，詩、賦等等，皆啟發了建安的作家們。例如建安文學的現實精神，就是師承於漢代樂府詩「感於哀樂，緣事而發」的傳統，三祖陳王，以至建安七子，常以樂府舊題名篇反映現實。古詩十九首等亦為建安抒情詩提供了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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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风骨是以曹氏父子为中心形成的文人集团所表现出的共同的文学倾向,他们高扬政治理想,展示强烈个性,具有浓郁的悲剧色彩,展现了东汉末年动荡的时代,形成了慷慨激昂、刚健有力的诗歌风格，所以被称为“建安风骨”，代表人物主要有“三曹”、“七子”和蔡琰等。
曹植在建安时代的诸多作家中，历来最受人们推崇的。南北朝时梁代着名文学理论批评家钟嵘，在《诗品》中评他的诗为上品。说曹植的诗「骨气奇高，词彩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餐溢今古，卓尔不群。」他不但是杰出的诗人，而且也是散文和辞赋家。从现存的作品比同时代的人多，共有诗八十多首以及散文、辞赋四十多篇。他在诗歌方面的杰出成就，可以归纳为辞藻的华丽和风格的刚健。在建安诗坛上是没有人能与之相比。曹植大力写五言诗，为五言诗的发展奠定基础。这里所说的建安，是东汉献帝的年号。在建安这个时代里，社会政治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促进了文学的发展，出现了「三曹」（指曹操、曹植、曹丕父子三人）、「七子」（即孔融、王粲、刘桢、陈琳、阮瑀、徐干、应玚七人）及蔡琰等优秀作家，掀起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文人创作的高潮。史称为「建安时代」。建安作家的作品内容充实，语言古朴自然，笔力刚健，风格悲凉慷慨，被后世人誉为「建安风骨」。七步成诗的曹植，是建安风骨最优秀的代表，应是当之无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