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文学的“自觉时代”
关于中国文学的自觉
中国文学的自觉，指文学自身觉悟到独立存在的价值，而从文史哲不分、诗舞乐合一的状态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学术门类。文学的自觉始于何时，实在是一个撰写文学史、文学批评史、文学理论史和文学思想史无法回避的问题。中国文学的自觉发生于什么时代？学术界一般采用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的说法，认为是从魏晋时期开始的。如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说：“建安时代表现了文学的自觉精神。”（198页）又如王运熙、杨明的《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说，鲁迅将建安时期概括为“文学自觉的时代”（7页），确是十分精当的。李泽厚《美的历程》不仅认为“文学的自觉”是魏晋的产物，而且说“非但指文学而已。其他艺术，特别是绘画与书法，同样从魏晋起表现着这个自觉。”（97～100页）近年出版的比较有影响的一些文学史也坚持这种提法，如章培恒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说：“魏晋是文学的自觉时代”，又说：“这时代的文学的确有点异彩。”
近年一些学者对此提出了不同看法。罗宗强认为，最早提出魏晋是文学自觉时代的，不是鲁迅而是铃木虎雄，他指出：“1924年，日本学者铃木虎雄在他的《中国文学史》，提出魏晋是文学自觉的时代”(引者按：一说铃木虎雄在1925年出版的《*****诗论史》中，提出这一看法)。1927年，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说：“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后来我国的文学史家就都说：鲁迅说魏晋是文学的自觉时代，直到近来，也还有人在这样说。其实，鲁迅只不过是引用了铃木虎雄的说法，并且把它解释成“‘为艺术而艺术’而已”（张峰屹：《西汉文学思想史序》）。
张少康在《中国文学观念的演变和文学的自觉》一文中指出：“文学的独立和自觉有一个较长的发展过程，从战国后期的初露端倪，到西汉中后期则已经很明确了。”他认为，这个过程的完成，“可以刘向校书而在《别录》中将诗赋专列一类作为标志。这是和文学观念的演变、文学创作的繁荣与各种文学体裁的成熟，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和专业文人队伍的形成直接相联系的”。
杨德贵在《汉赋的创作标志着文学自觉时代的到来》一文中认为，中国古代的文学自觉意识启蒙于屈原、宋玉,开端于汉大赋的创作。汉赋的出现标志着文学自觉时代的到来。它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自觉地发挥文学的社会功用,使文学为社会服务;汉赋与经、史、哲分家,成为独立的文学作品;有一定的创作理论;有些辞赋家终身以辞赋创作为业,形成了一批专业作家。
新月认为，所谓文学的“自觉”，其涵义至少包括两方面：一是文学摆脱经学附庸的地位而独立发展；二是按文学自身的艺术规律进行创作。汉人的文学观无论是对文学本质和特征的认识，还是在文学理论上的建树，都未达到“自觉”的程度。文学的“自觉”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它是以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为先导的。没有对人的自身价值的认识和肯定，没有尊重人的个性人格的观念的形成，就不可能有文学“自觉时代的来临”。魏晋时代，由对个体生命的重新审视而激发起来的人的觉醒，使得魏晋文学显示出强烈的主体性色彩。这是人的觉醒促使文学“自觉”发展的时代特征。宋齐时期的文学承续了魏晋文学发展的余脉。曹丕提出的“文章”分四科已接近了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概念，他对文章的地位和价值的肯定和褒扬对于后世文学观念的不断深化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刘宋设立四馆之一的“文学”，大体与曹丕的文章观近义。这是从观念的更新到制度的确立，并不影响文学自觉时代的确定（国学网2002年12月31日帖子）。
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说：“文学的自觉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它贯穿于整个魏晋南北朝，是经过大约三百年才实现的。”袁行霈指出，所谓文学的自觉有三个标志：第一，文学从广义的学术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一个门类。第二，对文学的各种体裁有了比较细致的区分，更重要的是对各种体裁的体制和风格特点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第三，对文学的审美特性有了自觉的追求。
闵虹主编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将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历程分作“萌动时代”、“结胎时代”、“自觉时代”、“青春时代”、“深化时代”、“变奏时代”、“俗化时代”、“涅NFDE1时代”、“蜕变时代”等九个部分。其亦将文学的“自觉时代”定位在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卫绍生在《重新认识文学的“自觉时代”》一文中指出，文学的自觉时代无疑是以文学的自觉为标志的，而文学的自觉，至少应该包括三个层次的内容：作家的文学创作活动是自觉的而非功利性的行为（文学创作的自觉）；人们对文学的特性、功能、价值的认识至少在作家层面已经形成较为一致的共识（文学观念的自觉）；对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的批评已经进入审美的或艺术的层次，且这种批评不是零星的、浅尝辄止式的或所谓的微言大义式的（文学批评的自觉）。如果学术界在文学自觉的标志方面能够形成共识，则有助于对中国文学自觉时代的讨论深入一步。
鲁迅曾经说过，魏文帝曹丕“着有《典论》……那里面说：‘诗赋欲丽’……他说诗赋没必要寓教训，他反对当时那些寓训勉于诗赋的见解，用近代的文学眼光来看，曹丕的那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而已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所说“诗赋寓教训”是儒家的主教化的文艺把文学自儒家经典的附庸中解放出来，因此出现了“诗赋欲丽新的文学自觉时代”。等到了晋朝，陆机又提出“诗缘情而绮靡(细致华丽)”(《文赋》)。“或析文以为妙，或流靡(音节调利)以自妍。”(《文心雕龙明诗》)刘宋的山水诗又以“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则追新”(同上)。南齐“永明体”诗又在声韵上讲究四声，为了避免八病，追求对仗。魏晋时代又形成作诗的讲求对偶、大量用典故、讲究压韵与雕琢文辞的骈体文，直到南朝时又形成彬彬之盛的局面。上面这些文学史现象都说明魏晋南北朝的确是中国文学的“自觉时代”。
参考资料：http://www.ouky.com/view/071127.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