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押韵的问题
拼音是从以前的各种纪录符号演变而来
以前人们吧发出的声音以符号的形式记录下来
我国原来没有拼音字母，采用直音或反切的方法来给汉字注音。直音，就是用同音字注明汉字的读音，如果同音字都是生僻字，就是注了音也读不出来。反切，就是用两个汉字来给另一个汉字注音，反切上字与所注字的声母相同，反切下字与所注字的韵母和声调相同。周有光先生称反切是“心中切削焊接法”。这两种注音方法，用起来都不方便。
唐代守温在分析汉语声母韵母和声调的基础上，制定了描述汉字语音的三十六字母，说明当时我国的语音分析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可惜他用汉字来表示这些声母和韵母，因此，这样的字母没有进一步发展成拼音文字。
500年前我国部分穆斯林少数民族中曾经使用“小经”文字，这种文字是一种阿拉伯文字。用阿拉伯字母来拼写汉语，比唐代守温用汉字来表示声母和韵母又进了一步。共有36个字，其中4个字母是特有的，这可能是我国最早的用来拼写汉语的拼音文字，它不再带有汉字的痕迹，完全采用拼音字母。“小经“同时也为东乡、撒拉等民族使用。
明朝末年西方传教士来中国传教，为了学习汉字，他们开始用拉丁字母来拼写汉语。1605年，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在北京出版了《西字奇迹》，其中有4篇汉字文章加了拉丁字母的注音。这是最早用拉丁字母给汉字注音的出版物，比“小经”用阿拉伯字母给汉字拼音稍晚，“小经”大概是最早用字母文字给汉字拼音的尝试。《西字奇迹》原书已不容易找到，据说，梵蒂冈图书馆尚有藏本。
1626年，法国耶稣会传教士金尼阁在杭州出版了《西儒耳目资》，这是一本用拉丁字母给汉字注音的字汇。注音所用的方案是在利玛窦方案的基础上修改的。
利玛窦和金尼阁的方案是以“官话读书音”为标准设计的，适于拼写北京语音。这种新颖的拼音方法给中国学者以很大的启迪。明末音韵学家方以智说：“字之纷也，即缘通与借耳。若事属一字，字各一义，如远西因事乃合音。因音而成字，不重不共，不尤愈乎？”清朝学者杨选杞说：“辛卯户糊口旧金吾期翁家，其犹子芸章，一日出《西儒耳目资》以示余，予阅未终卷，顿悟切字有一定之理，因可为一定之法”。但是，在两三百年间，利玛窦和金尼阁的方案只是在外国传教士中使用，没有在中国人当中广为传播。
1815年到1823年之间，在广州传教的英国传教士马礼逊编了一部《中文字典》，这是最早的汉英字典，字典中用他自己设计的拼音方案来拼写汉语的广东方言，实际上是一种方言教会罗马字。接着，在其他的方言区也设计了不同方言的方言教会罗马字。其中厦门的“话音字”1850年开始传播，仅在1921年就印刷出售五万册读物，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前，大约还有十万人左右使用这样的方言教会罗马字。其他各地的方言教会罗马字，在南方的通商口岸传播，主要用来传教。
1867年，英国大使馆秘书威妥玛(Thomas F. Wade)出版了北京语音官话课本《语言自迩集》，他设计了一套拼写法，用拉丁字母来拼写中国人名、地名和事物的名称，叫做“威妥玛式”。
1931年到1932年间，有两个外国传教士提出了“辣体汉字”，这是一种根据《广韵》设计的、以音节为单位的汉语拉丁字母文字，同音字几乎都有不同的拼写法，拼写的是方言。
这些用拉丁字母拼写汉字的方案，为以后的汉语拼音运动提供了经验。
请楼主注意语言文明！
古代没有拼音，但有读音，字是有发音的，而这些发音被古人归纳为四声：平、上、去、入
其中平声字就是“平仄”中的平声部，基本上包括了现代汉语中的阴平和阳平（第一声和第二声）；
其中上、去、入三个声部则是仄声部。上（读作“赏”）声就是现在的第三声，去声就是现在的第四声，入声则比较特殊，在现代汉语的普通话中，已经不提入声部了，因为在北方语音系统中没有入声部，而在南方的大量方言中，则还保留着入声字。所以在普通话中，入声字则被分别归入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各部，已经找不到这个声部了。
目前我们普通话的发音与古代最大的差别就在入声字上，比如《念奴娇-赤壁怀古》《雨霖铃》等押入声韵的词，我们现在读起来就显得有点不押韵也是这个原因。
用每个字最后一个字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