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山先生是谁？
王夫之（1619－1692），字而农，号姜斋，湖南衡阳人。晚年隐居于湘西蒸左石船山，学者称船山先生
船山先生 王夫之
王夫之（1619——1692），字而农，号姜斋，湖南衡阳人。因晚年隐居在湖南的石船山麓，他自喻石山，以石船山表达他坚贞不屈的性格，后人因此尊称他为“船山先生”。
王夫之出身于一个世宦官僚家庭。祖父、父亲及兄长都是满腹经纶的知识分子。他的父亲王朝聘对经书、天文、地理、兵法、水利等无不精通，是当地著名的学者。王夫之似乎生来就禀承了这种家学渊源，他不仅酷爱学习，而且异常聪颖。他七岁时就读完了十三经；八岁时考中举人。在此期间，他博览群书，博闻强记，打下了异常坚实而丰厚的知识基础。
当时正是明朝末年，社会黑暗，政治腐败，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愈演愈烈，因此一些有识之士纷纷组织起来，为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探讨出路。年轻的王夫之从来不是一个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呆子，他也深深地为国为民感到忧虑。他曾与一班朋友一起饮酒作诗，纵谈时事。二十一岁时，又组织参加了“匡社”，决心为匡扶国家社稷而奋斗。
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攻克北京，接着，清兵入关。王夫之闻知消息，悲痛不已，提笔写作了一首一百韵的《悲愤诗》，他边吟边哭，灭亡之痛使他涕泪横流。他不甘做亡国奴，于是挺身而出，愤然抗清。1648年，他与友人管嗣裘等举兵衡山，抗击清军的南下，但终因寡不敌众，被清军击败。
兵败后，王夫之几经周折来到广东肇庆投奔南明永历政权。但这个小朝廷被一班结党营私的旧官僚所把持，他们在国难当头之时，竟然还热衷和奔忙于排除异已、谋求私利的蝇营狗苟之中。王夫之在这个小朝廷担任“行人”的闲职，他怀着一腔报国热情，多次提出保家卫国、匡复江山的建议，但不仅未被采纳，他还受到排挤和打击。因为反对结奸误国的王化澄，他差点被投进监狱。大梦初醒的王夫之终于对这个腐朽的小朝廷感到绝望了，于是他便称病辞职。
可是他抗清的决心不仅没有丝毫泯灭，而且是与日俱增。他又投奔桂林的瞿式耜，但不久，瞿式耜以身殉国，他不得不浪游江湖。此后的四十余年中，他一直避居于湖南地区，闭门著书，但他反抗民族压迫的心态却从未改变过。勾引清军入关的降将吴三桂曾经再三请他出来做官，清朝官吏也曾带着重礼去拜访他，都遭到他坚决的拒斥。为了保留象征民族气节的头发，躲避清朝的“剃发令”，他曾经躲到少数民族地区，与瑶人共居，自称瑶人，他至死都没有按照清朝的法令剃法留辫。
王夫之曾在1692年为自已题的《碑铭》中这样说：“抱刘越石之孤愤，而命无所致；希张横渠之正学，而力不能企。”意思是说，自已一生在政治上要像西晋的刘琨一样，尽力挽救国家的危亡，而命运却让自已壮志难酬；在学业上，则要坚持张载的唯物主义思想，并发扬光大之，成自已的一家之言。这些话确实是王夫之一生的写照。除在政治上坚持抗清外，王夫之还以顽石般坚忍不拔的毅力，写下了一百多种，四百多卷八百多万字的不朽著作。他的著作被后人编为《船山遗书》，内容涉及到哲学、政治、历史、文学等多方面，其中最大成就要属哲学方面。他的主要著作有《张子正蒙注》、《周易外传》、《黄书》、《噩梦》、《读通鉴论》、《宋论》等。
在继承和批判前人哲学思想的基础上，王夫之对我国古代哲学中的一些基本问题，如理气问题、道器问题、有与无的问题等，都在自已的著作中作了周密论述，提出了不少独特的见解。
关于理气问题，王夫之坚持和发展传统的气一元论的唯物主义学说。他认为,“尽天地之间,无不是气,即无不是理也”.他所说的“气”是物质实体，他所说的“理”是存在于“气”中的条理、规律。作为物质的“气”是普遍存在的。“气”还是永恒不灭的。“气”是“理”的根本，“气”是“理”所依存的“一实之体”。世界上根本不存在离开“气”而独立存在的“理”。这就是批判了程朱理学的“理先气在”、“理在事先”，即精神先于物质存在的唯心论。
在“道”和“器”的问题上，王夫之以同样鲜明的态度坚持了物质第一性原则，批判了宋明理学中的“离器言道”的唯心主义论调，对“道”“器”问题作了新的发挥。所谓“道”与“器”，即规律与具体事物。王夫之否认唯心主义把“道”说成是可以脱离它的物质本体，先于客观事物而存在的东西。他认为：“据器而道存，离器而道毁”，“道不离器”，“道依而器”。也就是说，做为规律或事物共同本质的“道”是不能脱离具体存在物（器）而孤立存在的。这就是他的“天下惟器”、“道在其中”的理论。
在认识方面，王夫之较好地解决了主观与客观、知与行的关系问题，建立具有一定辩证思想的唯物主义认识论。在认识的来源问题上，他指出，人们认识的产生，即被认识的客观对象（物），人们的思想活动（神）以及人的感官(形)。只有三者结合在一起，而后才有认识的发生。这里，王夫之强调客观事物和感官、思维相结合而且产生认识，是坚持了从物质到感觉和思维的唯物主义认识原则。对于知与行的关系，王夫之提出了“行先知后”的唯物主义知行说。他强调先有实践，而后才会有认识，并强调指出“知”容易，而“行”困难，主张在认识与实践关系上，要更容易重视实践。
王夫之还在一定程度上把唯物主义学说同朴素辩证法结合起来，提出了丰富的辩证法思想。首先，他提出阴阳二气对立统一的观点，认为阴阳是包含在物质本身中的两个对立面，是一切事物运动变化的根源。他不仅认识到矛盾（阴阳）的普遍性和客观性，而且指出阴阳两个矛盾对立面之间是既斗争又同一的。他又从矛盾对立统一中，看到了事物的相互依存和相互转化，提出了“物物相依”的思想。王夫之还认为客观世界的矛盾运动是一个变化“日新”的发展过程，“推故致新”是一切事物的运动规律，从而批判了程、陆、王“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观。
总之，王夫之的哲学成就是巨大的，他不仅比较全面地继承了我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哲学的思想成果，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有所突破。他对唯心主义哲学的批判也是空前的，这些使得他能够在中国哲学发展史及至世界发展史上占据重要的地位。
作为一个“其学无所不窥”的渊博哲人，王夫之还致力于史学理论体系的构筑，“势、理、天合一”的历史观，便是他在这方面的贡献。所谓“势”，指历史发展的态势、趋势、情势，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客观过程。所谓“理”，就是历史趋势中包蕴的规律。王夫之认为“势”与“理”二者统一，密不可分。一方面，“得理必然成势”，合理的历史活动必然形成历史事变的必然；另一方面，“势之顺者理之当然”，“势既然而不得不然，则即此为理矣“。即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正是历史发展的规律性的体现。王夫之还进一步追求着“势”与“理”的本原，将这本原归于“天”即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性。王夫之“势、理、天合一”历史观的杰出之处在于，他力图从人的精神动力方面，追溯历史发展更深一层的动因。
王夫之还善诗文，工词曲，他写了一部颇有影响的文学专著《姜斋诗话》。在此书中，他一方面评论和分析历代诗歌的得失优劣，一方面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已关于文学创作方面及文学精神方面颇有见地的见解。在文学创作方面，他强调生活实践是创作的源泉，反对闭门造车、凭空捏造、脱离现实的创作方法。他说：“身之所历，目之所见，是铁门限”，建议人们要扩大视野，丰富生活经验，从而使自已的创作更为生动。在内容与形式问题上，他批判和嘲笑了种种形式主义的文艺理论，特别提出“无论诗歌与长行文字，俱以意为主”，强调内容是文学的灵魂和根本。他的这些精辟的见解，在我国文学批评史上有着一定的地位。
清康熙三十年（1692），王夫之病逝于石船山下的草堂里。时年七十四岁。在他的墓碑上还堂堂正正地写着“明朝遗臣夫之墓”，以表明他至死不屈的民族气节。
王夫之，1619～1692，字而农，号薑斋，湖南衡阳人，明清思想家。晚年居衡阳石鼓山，学者称船山先生。
王夫之在明亡时曾在衡山举兵起义，阻击清军南下，战败退肇庆，任南明桂王政府行人司行人，以反对王化澄，几陷大狱。到桂林依瞿式耜，旋桂林复陷，式耜殉难，乃决心隐遁。辗转湘西以及郴、永、涟、邵间，穿身瑶洞，伏处深山，而刻苦研究，勤恳著述者垂四十年，得“完发以终”（始终未薙发）。其一生坚持爱国主义和唯物主义的战斗精神，至死不渝。学术成就很大，对天文、历法、数学、地理学都有所研究，精于经学、史学、文学。主要贡献是在哲学上总结和发展了中国传统的唯物主义。善诗文，也会词曲。论诗多独到见解。著作经后人编为《船山遗书》，其中在哲上最重要的有《周易外传》、《尚书引义》、《读四大全说》、《张子正蒙注》、《思录内外篇》、《黄书》、《噩梦》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