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对象决定着犯罪的性质？
关于犯罪对象的性质
犯罪对象是指犯罪行为直接施加影响的具体人或物，这是刑法学界差不多公认的犯罪对象的定义。但是，人们对这一定义的理解却相差甚远。这一定义中所涉及的具体人或物是指什么，有何特征，就有不同的看法。有学者在分析犯罪对象中的具体人或物的特征时认为：“具体的人或物作为刑法所保护的某种社会关系的主体或物质表现，或者反映客体受到侵犯的某种社会关系有密切联系的人，必须具有合法性，才能成为犯罪对象。那些为我国社会和法律严禁的物品，不受法律保护的某些人身权利的主体，都不能成为我国刑法中的犯罪对象，如窝藏、包庇罪、私放罪犯罪中的‘犯罪分子’，其作为接受国家刑事追诉的主体，而逃避制裁，因此，不是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的主体，不是上述犯罪的犯罪对象，窝赃、销赃之赃款赃物，贩卖淫书淫画罪、贩卖假药罪、贩卖、运输毒品罪中之淫书淫画、假药、毒品都是非法物品，犯罪分子虽然对之施加了直接影响，但它们不是刑法直接保护的社会关系的主体的物质表现，不存在对之犯罪的问题。事实上，犯罪分子并不是对上述人或物质实施伤害，而恰恰是保护或放纵利用了这些人或物品，因此，不能成为犯罪对象。”（注：马克昌主编：《犯罪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27页。）这种观点的核心是犯罪对象必须具有合法性， 其主要理由是：只有具备合法性的人或物，才可能作为被犯罪行为所侵害的社会关系的承载体，也才可能被犯罪行为所侵害。
只要稍加分析，就不难看出上述观点的不当之处。刑法所保护的客体是一定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就需要我们具体分析二个问题，一是各具体犯罪中侵害的客体是什么社会关系，即哪些人之间的关系，二是这种关系通过什么物质载体来体现。
先看第一个问题。在上述观点中所认为的贩卖毒品罪中，该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禁止毒品交易的一种社会管理秩序，在这种秩序中的社会关系，就是每个公民与其他公民（通过国家意志体现）之间的一种关系，即每个公民，都必须遵守大多数公民通过国家所形成的禁止毒品交易的意志，由此形成一种秩序，贩毒就是对这种秩序的破坏。所以贩毒所侵犯的社会关系实际上就是贩毒者与其他社会成员（通过国家作为代表）之间的人与人的关系。这里已十分明确地表现出，犯罪人也可能是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的主体，对此，必须具体分析每一个犯罪的客体究竟是什么。如果不作这种分析，就会得出犯罪人是接受国家刑事追诉的主体，而不是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的主体的错误结论。实际上，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如没有犯罪人的参与是很难成立的。例如，盗窃罪，侵犯的是他人的财产所有权，这种财产所有权也是一种社会关系，是财产所有人与其之外的其他社会成员之间的一种关系，刑法只是保护财产权利关系，而不是保护这种关系的主体，如果认为要保护财产关系的主体，岂不连义务主体（盗窃犯也在其中）也要保护了吗？而把盗窃犯排除在义务主体之外也是行不通的，那财产权利关系岂不是只有权利主体而无义务主体吗？那又怎样认识财产权利关系也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呢？
再看第二个问题，即社会关系通过什么载体来体现。仍以贩毒罪为例。贩毒者通过贩卖毒品而侵犯了贩毒者与全体社会成员（通过国家作为代表）禁止毒品交易的秩序，如果他不是贩卖毒品，而是贩卖淫秽物品，那就没有侵害禁止毒品交易这种秩序，而是侵害了禁止淫秽物品交易的秩序。如果他既没有贩卖毒品，也没有贩卖淫秽物品等违禁品，而是贩卖的普通允许流通的商品，那他就没有侵犯某种刑法保护的社会关系。由此可见，禁止毒品交易的秩序这种社会关系正是通过犯罪所涉及的对象-毒品而体现出来的，没有毒品这种物体，就无以体现禁止毒品交易的社会关系。所以毒品就是承载禁止毒品交易的社会关系的物质载体。
尽管我们给犯罪对象所下的定义是犯罪行为直接施加其上（影响）的具体人或物，但我们很多学者在论述过程中自觉不自觉地就将定义中的“影响”解释为“侵害”了。能被犯罪所侵害的对象，当然只能解释为是合法的了。但问题的实质恰恰是犯罪对象并非一定要受到侵害，如某甲从某乙家中盗窃来一台电视机供自己使用，电视机作为这一盗窃行为的犯罪对象，其本身并没有受到什么侵犯（损害）。受到侵害的是犯罪对象所体现的社会关系（犯罪客体）而非犯罪对象。这一基本原理早由马克思关于盗窃林木的著名论段所阐明。可是，有些学者在论述犯罪对象时，恰恰忘了这一基本原理。如前述的观念认为，窝藏、包庇罪、私放罪犯罪中的“犯罪分子”，由于其不是刑法所要保护的对象，因而就不能是犯罪对象。这就把犯罪对象本身看作是刑法所要保护的对象，混淆了犯罪客体和犯罪对象的界限。在窝藏、包庇罪、私放罪犯罪中，刑法所保护的客体是国家追诉犯罪的秩序，这种秩序的实质是每个人不得妨碍国家（社会全体成员的代表）追诉犯罪的社会关系，即每个人与全体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只有通过某个人实施了窝藏、包庇、私放罪犯的行为，才具体受到侵害，也才可能成为犯罪客体（犯罪客体必须是受到了犯罪行为所侵害的社会关系），可见，这种社会关系一定要通过“犯罪分子”这一行为对象才能体现出来，如果不是窝藏了“犯罪分子”这一特定的对象，而是窝藏受行政处罚的人、受他人追杀的人、逃避包办婚姻的人或其他任何人，都不会构成窝藏罪。“犯罪分子”在窝藏、包庇、私放罪犯罪中，作为犯罪客体的物质载体（并非犯罪客体的主体，这里的主体应是窝藏的行为人和其他全体社会成员）的性质是十分明显的。由此，我们认为，即使是非法的物品乃至某些人，也同样能够作为犯罪对象。
认为犯罪对象必须具有合法性的观点，不仅本身根据不足，而且也会造成刑法理论的更大混乱。按照犯罪对象必须具有合法性的观点，作为盗窃枪支罪的犯罪对象的枪支，一般说来是具有合法性的，即犯罪人通常从合法持枪人如军人、警察等那里盗窃枪支，在这种情况下，由于犯罪人的行为直接指向了枪支，且该枪支又具有合法性，因而该枪支就是盗窃枪支的犯罪对象了。但在少数情况下，犯罪人也可能从非法持有枪支者那里盗窃枪支，例如某甲知道好友某乙最近非法购得手枪一支，遂向某乙借用，某乙不肯借，某甲便于某日在某乙家中玩耍时趁机盗走了该手枪。同样是盗窃枪支罪，难道从警察手中盗窃枪支的犯罪就有犯罪对象，而从非法持有者手中盗窃枪支的犯罪就没有犯罪对象吗？同样的道理也存在于普通的盗窃罪中，难道犯罪人所盗窃的钱财是他人的合法财产时，该盗窃罪就有犯罪对象，而如果盗窃犯正好盗窃了某局长受贿的10000元钱时，该盗窃罪又没有犯罪对象了吗？ 如果同一种犯罪时而有犯罪对象，时而又没有犯罪对象，这是很难令人信服的。
结论是很清楚的：犯罪行为所直接影响的（不是侵害的）具体的人或物，无论其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都是犯罪对象。而犯罪行为作用于犯罪对象的实质，并不是要侵害（损害）犯罪对象，而是通过改变犯罪对象的状态来侵害犯罪客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