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政治发展与中国的关系
近一二十年来，特别是进入廿一世纪以来，由于中国坚持改革开放等一系列理性务实的方针，中国呈现出政治稳定、社会进步、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态势。面对中国的发展，人们普遍持热情欢迎与鼓励的态度。但也有人担心中国这样发展下去会不会挑战现有国际秩序和现有大国的主导地位？会不会走上历史上后兴大国与既有大国相冲突的老路？我认为，这种担心是可以理解的，但完全是不必要的。
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与和平发展道路
中国之所以不会走上历史上大国兴起的老路，中国的发展道路之所以是和平的、理性的，这不仅仅是中国的主观选择，而且是有其客观依据的。这种客观性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与历史上的大国兴起不同，中国的发展具有全新的时代背景；二是与历史上的大国不同，中国具有独特的文化传统，探索出一种独特的发展模式。
第一，历史上大国的兴替与力量消长通常是在相对封闭、相对隔绝、利益相对分离的背景下发生的；今天中国的发展则是在全球一体化深入发展的新时代条件下进行的，或者说中国的发展是与全球一体化进程同步展开的。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使各国经济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密切联系在一起，各国在利益上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相互渗透、相互依存，呈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局面。各国日益成为一个难以分割的利益共同体。一个国家的发展以各国的共同发展为前提，而不是以牺牲或损害其他国家的利益为代价。这种利益关系的变化是当代中国与历史上大国发展环境的最大区别。
第二，历史上大国的兴替是在战争手段及其毁伤力相对有限的条件下发生的，而当代中国的发展是在核时代展开的。核技术的发展使人类积聚起足以毁灭人类自身若干次的军事能量，战争手段的发展已走向了战争目的的反面。在核时代，战争手段的无控制使用不能使拥有核力量的任何一方单独获益，只能导致共同毁灭的结局。在核时代，任何国家要想靠战争手段削弱别人，扩展自己的战略利益都是不可理喻的。
第三，历史上大国的兴起通常走的是一条外延式的发展道路，靠外部资源实现资本的原始积累和进一步发展，而当代中国走的是一条内涵式的发展道路。中国不是一个资源小国，而是一个拥有足够丰富的人力资源与物质资源，有足以与世界任何民族相媲美的聪明才智，有足够广阔的内需市场的大国。中国把发展的基点放在依靠自己的力量上，而不是依赖外部世界来发展自己。中国当然需要与外部世界进行必要的交换，引进资金、资源、人才与技术，但这种交换是一种互通有无、平等自愿、互利互惠的关系，而不是强制性的，更不是掠夺式的。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信息技术革命将大大提高能源、资源的利用率，这就将进一步减少对资源的依赖，为中国建设节约型社会，实现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的发展模式的转变，提供重要支撑。这就将进一步减少与外部世界在发展中发生利益冲突的可能性。
第四，历史上一个大国的兴起通常实行的是对外的贸易开放主义与对内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双重政策，在武力打开别国大门的同时，把自己的国门关得紧紧的。而中国在发展中实行的是一条对内对外全面开放的政策。中国从实行市场经济之始就向世界敞开了大门。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与世界经济接轨的情况下，中国的发展是世界发展的一部分。中国的发展是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大型经济体的发展，是当今世界规模最大、最有开发价值与开发潜力，而且向全世界全面开放的新兴市场的发展。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的发展不但不是对立的，而且为世界的发展注入了巨大活力，为世界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
第五，历史上一个大国的兴起通常以颠覆国际体系、以新的霸权取代原有霸权为目的，而中国不是现有国际体系的挑战者，而是建设者。中国几乎加入了所有最主要的世界性组织，接受现有国际规则的约束，逐步完成从机制外向机制内的角色转换，中国无意也无此必要试图推翻现有世界体系，而是努力融入这个体系。中国不谋求任何霸权，不想取代任何人成为新的霸主。中国追求的是国际关系的民主化，是在世界格局中的平等地位与和平发展的共同机会。中国的发展是一支建设性力量的发展，不挑战任何人的根本利益，这也是与历史上的大国根本不同的。
第六，历史上大国的兴起通常是以社会达尔文主义和丛林法则为其思维特征的，而中国的发展是深深根植于「以和为贵」、「协和万邦」的独特的东方优秀文化传统之上的。与鼓励海外扩张的资本主义商业文明不同，在农业文明的丰厚土壤上孕育成长的中华民族文化强调天人合一、对内和谐、对外和平。六百年前，中国明朝郑和七次远航，人数最多时达二点七万人，战舰二百余艘，大舰达千吨，舰队规模无人可比，但中国没有利用当时强大的海上力量去建立海外殖民地，而是开展「和平友好之旅」。在中国优秀文化传统中，没有对外侵略扩张的思想基础，不具备衍生强权思维的遗传基因。中国疆域存在了二千年，至今没有大的变化，将来也没有向外扩张的可能。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正是中国优秀文化传统在当代的必然延伸。
「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不仅是中国对奥林匹克精神的诠释，也是廿一世纪中国的世界观与发展观。
中美可以共同创造「双赢」
毫无疑问，中国的发展与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的利益是并行不悖的。作为后兴的大国，中国的发展并不对当代最强大的发达国家美国的既有地位构成挑战。一个稳定、繁荣、强大的中国，而不是一个动乱、贫穷与衰弱的中国，更符合美国的利益。中国的稳定是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稳定，中国的繁荣是拥有十三亿顾客与劳动力的新兴大市场的繁荣，中国的强大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强大。在美国经济重心日益向亚太地区转移，中美面临越来越多的共同安全关注，中美经济相互依存度越来越高的今天，任何人为地制造中美紧张与对立的举措，都是不符合两国根本利益的。中美两国理应走出「零和」的历史怪圈，共同创造一个双赢的局面。
中美之间最敏感的问题莫过于台湾问题。台湾问题既可以成为中美之间的障碍，但处理得好，也可以成为中美沟通的桥梁。在台湾问题上，中美两国的利益是不对等的。台湾问题对于美国，充其量只涉及一般利益，而台湾问题对于中国来说，涉及的是国家核心利益、根本利益、最高利益。台湾问题事关中国的主权与领土完整、事关国家的战略稳定，事关国家生存与发展的战略空间，事关民族尊严与最高价值观。在反对台独分裂主义的问题上，中国政府、中国人民、中国军队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不仅不会损害美国的利益，而且还会增进美国的利益。台湾问题的妥善解决将最终拔除可能破坏中美关系的引信，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威信，美国在这一地区的战略利益包括经济利益、安全利益都只会上升，不会下降。我不大相信，美国政治家会不负责任地给台湾分裂主义势力开一张用美国青年的鲜血填写的空白支票。我更不相信，为了某些台湾分裂主义政客的一己私利，美国政治家会以美国国家利益为赌注到台湾海峡去进行战争冒险。我相信美国政治家绝大多数是有远见的、理智的，是有足够的政治智慧处理好台湾问题的。
放纵日本美国将尝恶果
另一个可能影响中美关系的消极因素就是日本因素。近年来日本似乎正在出现一股否定侵略历史，试图重走军国主义老路的动向。日本人民是无辜的，但日本军国主义是邪恶的，是人类的公敌。事实上，最早对美国实施恐怖主义袭击的不是本．拉登，而是日本军国主义，日本神风敢死队就是最早投向美国人的自杀性人体炸弹；最早对美国军队造成重创的是日本军国主义偷袭珍珠港事件；最早试图用漂流弹对美国本土实施细菌战的也是二战中的日本军国主义。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在《菊花与刀》一书中指出日本民族文化「既忠诚又奸诈」，既「有礼貌而又骄横」的两面性，日本某些政客是一群容易健忘而又记仇的人，他们对屠杀中国三千万人的滔天战争罪行百般抵赖，而对广岛、长崎遭受原子弹袭击一直耿耿于怀。我希望美国不要以自己的直率来看待日本的隐忍。美国少数政治家似乎觉得放日本出笼，利用日本牵制中国是一个好主意。但事实很可能与愿望相反，日本要重走军国主义老路首先要挑战、要摆脱的，不是别人，而是美国。因此，「农夫与蛇」的故事是值得认真体会的。
决定美国兴衰的是美国自己
中国与美国可以说是东西方两大文明的代表。作为两个大国，中美关系是廿一世纪最重要的国际关系之一。中美关系的性质与走向，不仅将决定中美两国的未来，而且将决定廿一世纪整个国际关系的性质与走向。美国在当代国际社会的突出地位是自然形成的，它的存在与兴衰是由美国自身因素决定的，不是任何外力可以挑战或改变的。美国有些政治家希望对中国施加压力，以影响中国。但是压力越大，反作用力也就越大。正如同样是碳分子，一般情况下是石墨，在高压下则可以成为金刚石。既然中美注定要在同一个地球上生活下去，为甚么不能世世代代友好、坦诚相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