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礼是指
论中国古代的礼仪法
中国素以“礼义之邦”著称于世，礼是中国古文化的根本特征。礼仪习俗和礼仪制度是礼的一种直接而具体的表现形式，数千年来，中国古人创造了繁丰灿烂的礼仪文化，其起源之早，内容之广泛，规模之庞大，发达完善程度之高，世界上任何民族无与伦比。然而，学术界对于传统礼仪的研究，多偏重于民俗学、历史学的角度，而依笔者之管见，中国古代的礼仪习俗与规则其大量内容被法律化，即由朝廷确认或制定，明令遵行，礼仪法成为法律体系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一个自成体系的法律门类，甚至在唐以后实现了法典化，有诸如《大唐开元礼》、《明集礼》和《大清通礼》等专门的礼仪法典，这堪称是一个今古奇观，是古代中国所特有的文化现象。因此，从法学角度研究探讨中国古代的礼仪制度也大有必要。
一、礼仪是礼的具体表现形式
“礼”，在世界其他民族一般指礼貌、礼节，而在中国乃是一个独特的概念，有多重含义。首先，礼是最高的自然法则，是自然的总秩序、总规律。“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则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气，用其五行。气为五味，发为五色，章为五声。淫则昏乱，民失其性。是故为礼以奉之。”（注：《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将天地万物的生长、位置、秩序、相互关系，都解释为礼所安排的。其次，礼是“中国文化之总名”（注：参见邹昌林：《中国古礼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2年9月版，第12页。），与政治、法律、宗教、哲学、礼仪乃至文学、艺术等结为一个整体，是中国文化的根本特征与标志。如《礼记曲礼》上讲：“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祈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礼是这一切的根本。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也讲：中国的立法者，“把宗教、法律、风俗、礼仪都混在一起。……这四者的箴规，就是所谓的礼教。中国统治者就是因为严格遵守这四种礼教而获得成功。”（注：〔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商务印书馆1978年3月版，第313页。）“中国人的生活完全以礼为指南”（注：〔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商务印书馆1978年3月版，第316页。）。再次，礼还是“法度之通名”（注：章太炎：《检论礼隆杀论》，见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经典章太炎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85页。）。清代纪昀有言：“盖礼者理也，其义至大，其所包者至广。故凡有制而不可越者，皆谓之礼”（注：《四库全书总目》卷82，《皇朝礼器图式》，中华书局1965年6月版，第707页。）。国家的法律，诸如礼仪法甚至行政法都可以通称为礼。“《周官》所述皆政典，而兼得周礼之名，盖由于此”。（注：《四库全书总目》卷82，《皇朝礼器图式》，中华书局1965年6月版，第707页。）沿至清代的“政典”，亦即行政法典——《大清会典》，仍被称之为“礼”、“官礼”。（注：《嘉庆会典托津进会典表》、《光绪会典凡例》。）礼全面规定国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的基本制度，是国之“大经大法”，是“君之大柄”，“王之大经”，“政之挽”，“国之命”，它是“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注：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卷4，《论语》，中华书局1975年版。）的重要工具。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王夫之一语破的：“古帝王治天下之大经大法，统谓之礼”。（注：《左传隐公十一年》。）
礼又分为“本”和“文”两个方面，即所谓“先王之立礼也，有本有文”。（注：《礼记礼器》。）“本”指礼的精神和原则，“文”指礼的具体表现形式，也就是礼仪。
做为礼之“本”的精神和原则可以归纳为“亲亲”和“尊尊”，其核心是“别”。所谓“亲亲”是即要求在家庭范围内，人人皆要亲其亲，长其长，做到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从，人人都应按自己的身份行事，不能以下凌上，以疏压亲。而且“亲亲父为首”，全体亲族成员都应以父家长为中心。所谓“尊尊”，即要在社会范围内，尊敬一切应该尊敬的人，君臣、上下、贵贱都应恪守名分。一切臣民都应以君主为中心，即所谓“尊尊君为首”。忠高于孝，国重于家。在“亲亲”、“尊尊”两大原则之下，又形成了“忠”、“孝”、“节”、“义”等具体的精神规范。所谓“别”，《礼记》上解释得非常清楚：“曷谓别？曰：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由于礼是“天之经，地之义”，与天地相通，所以“礼者，天地之序也……故群物皆别。”“天地尊卑，君臣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大小殊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则性命不同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则礼者天地之别矣。”（注：《礼记乐记》。）礼区别社会等级、划分社会角色。维系血缘家族纽带、衡量社会成员之间亲疏远近关系，在其深层次上，是对天地间自然秩序的感应模仿。
做为礼之“文”的礼仪，是礼的精神和原则的直接而具体的表现形式，是一整套大到国家的政事、军事活动，小到个人婚丧嫁娶、待人接物的繁琐细密、等级鲜明的礼节仪式，其内容包罗万象，极其繁琐和庞杂。涉及到“丧、祭、射、御、冠、昏、朝、聘”，（注：《礼记礼运》。）从国礼到家礼。按照内容的性质可分为吉礼、嘉礼、宾礼、军礼、凶礼五种，称之为“五礼”。吉礼，即祭祀之礼，古人认为，“国之大事，唯祀与戎”，祭祀能给自己带来福祉，祭祀的对象有天地、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风师、雨师、社稷、五祀、五岳、山林川泽以及四方百物等。嘉礼，内容比较庞杂，有饮食之礼、婚冠之礼、宾射之礼、飨燕之礼、＠②ｆáｎ＠③之礼和贺庆之礼。例如男子成年加冠的成年礼，皇帝纳后、册妃和官僚贵族及百姓娶妻嫁女的婚礼，关于皇帝、官僚服饰、冠冕、车辂、仪仗等的详细规定，上至皇帝、下至庶民孝敬父母、尊敬长辈的要求，还有正月初一、冬至及每月朔望等时节官员朝贺皇帝举行的朝仪等等。宾礼是迎宾待客之礼。在秦以前是天子接受诸侯王朝见等方面的礼仪，在秦以后主要是皇帝接受藩王朝和外国使者的觐见礼，历代帝王封前代帝王的后裔的礼（如周天子封夏、商帝王的后裔），皇帝与官僚议事的朝会时举行的仪式，按尊卑排位次等礼。军礼是行兵仗之礼，出师征伐前的仪式，命将出征的典礼，以及四时田猎、建造城邑、划定疆界等所行之礼。凶礼，主要是丧葬之礼，如丧服的礼制规定，埋葬和吊唁死者的礼仪，帝王贵族官僚死后的谥法等。也包括对天灾人祸（如饥馑、水旱、战败、寇乱等）的哀悼。
如上述涉及国家、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具体的礼仪，寓礼的“尊尊”、“亲亲”以及“别”的精神于其中，是政治伦理观念的承载符号和社会等级秩序的具体表征。这些礼节仪式和操作规程，被称之为“数”，儒家主张“知其数而明其义”，亦即通过对礼仪的遵守和奉行，发挥礼的别贵贱，序尊卑的功用。“朝觐之礼，所以明君臣之义也；聘问之礼，所以使诸侯相尊敬也；丧祭之礼，所以明父子之恩也；乡饮酒之礼，所以明长幼之序也；婚姻之礼，所以明男女之别也。”从而使礼的精神潜入人心，“化民成俗”，实现礼的“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的目的。
二、礼仪法的产生和发展
（一）、原始的礼仪习俗
原始社会的礼仪习俗是礼的原形。礼的起源首先与祭祀有关。祭祀是氏族部落最重要的活动，“国之大事，惟祀与戎”。最初，礼的字义就是指祭祀的仪式，许慎的《说文解字》讲：“礼，履也，所以事神祈福也”。《礼记礼运》篇对此也有具体的描述：“夫礼之初，起诸饮食，其燔黍捭豚，ｗū＠④尊而杯饮，蒉桴而土鼓，犹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王国维也总结道：“奉神人之事，通谓礼”。（注：王国维：《观堂集林释礼》。）《礼记礼运》篇将祭祀仪式完备称之为“礼之大成也”。可见，礼就是祭祀仪式的圆满结束。由周而复始的祭礼活动所演化出来的礼仪，一经产生便有神权为后盾，作为实施的保障，“如仪”与否关系到神的喜怒，也关系到部落成员及其部落的生死福祸，“失之者死，得之者生。”（注：《礼记礼运》。）礼仪的内容也迅速扩展。《礼记礼运》中说：礼是“始诸饮食”，“本于婚”。食物既是祭祀的供品，又是维持部落生存发展的首要物品“饮食”包括取食的方式和分食的方式，当然就是生产的方式和分配的方式。“婚”是人本身的生产，当然应包括男女交往的方式，成婚的方式以及相关的血缘组织。因此，与这种生产生活相联的活动都应包括在礼的范围之内，诸如礼乐、卜筮、嫁娶、夫妇、生产、交易、甲历、衣冠、八音等方面相应的礼仪规则，在伏羲、黄帝时代就已形成。伏羲“立礼教以导文，造干革以饰武，丝桑为瑟，均土为埙，礼乐于是兴矣。”（注：《拾遗记》卷1。）“伏羲制嫁娶，以俪皮为礼”（注：《路史后记》注引谯周《古史考》。）“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注：《易系辞》。）“皇帝作冕”。（注：《世本》。）至尧舜之时，后人总结的吉、凶、军、宾、嘉五礼，已经萌芽，而且粗具规模，如杜佑《通典》所言：“尧舜之时，五礼成备”。（注：《通典礼一》。）
与世界其他民族不同，中华文明的产生，并不是以文字作标志的而是以成熟的礼仪作标志的。中国的礼仪习俗形成最早，大约起源于旧石器时代的中期和后期，兴盛于整个新石器时代，而文字只是新石器时代末期的产物。而且礼仪最早产生于祭祀活动，礼仪形式一出现就受到神权的保护而迅速扩展，几乎充斥在原始人的所有活动中。礼仪规则的推行不仅靠舆论的力量，而且依靠神权的后盾。因此，礼仪在中国出现后很快即走向成熟。在文字出现以前，人们就是靠成熟的礼仪系统来传承文化，“通过集体的舞蹈、歌唱、祈祷等各种礼仪活动，把生产的操作、知识的传递、信仰的感应融汇进去。人们就是在这种礼仪的活动中，一代一代地传递经验、知识、信仰。文化的积累，就是这样一代一代通过礼仪的传承达到的。”（注：参见邹昌林：《中国古礼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2年9月版，第15页。）礼仪有类似于文字的表意功能，礼仪发展的成熟程度基本上可代替文字。我们传统上认为，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这绝不是以文字的出现作标志的，而是以成熟的礼仪作标志的。原始礼仪在文明形成时的重要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礼成为中国文化的根本特征与标志，也预示了礼仪法在中国古代异乎寻常的发达与地位。
（二）三代对原始礼仪的延续与发展
与其他民族不同，中国国家的产生具有早熟性，其取代氏族组织，不是在氏族制度解体的时候，而是在其发展的高峰期。因此，国家和法形成之初，较大程度上保留了氏族血缘关系，无论在国家组织上，还是在思想观念中，都带有浓厚的血缘色彩。也就是说，在外观上完全具备了国家的各种特征，但在统治阶层内部，仍是在一定程度上按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来确定人们的社会地位，并且也按氏族家长制的传统统治方式来组织和管理社会。因此，用来调整氏族成员之间关系、维持氏族社会秩序的原始的礼仪习俗，必然被大量地保存下来，转化为习惯法，成为阶级统治的工具，如《周礼》所言：“礼俗以驭其民”。夏、商、周三代，礼的延续性是非常明显的，“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礼记》上所记载的“虞礼”、“夏礼”、“殷礼”、“周礼”，虽有相“损”的内容，但相“益”的内容更多，它们的发展是一个一脉相承、不断扩大的过程。
三代的礼亦就是法。“礼，国之大柄也”，国家“制礼”，诸侯、卿大夫、士要各守各的礼，庶人不得逾越士大夫的礼。违礼要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罚，甚至刑罚的严厉制裁，“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出礼入刑”。礼的内容也超出了礼仪的范畴，涉及到国家管理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大至典章制度，小到穿着服饰，无所不加以规范。“所以纳民轨物，无一不本于礼”，“王者之治，无一不依于礼”。（注：《周礼天官冢宰》。）其中，礼仪法仍是礼的重要内容，经“周公制礼”，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吉、凶、宾、军、嘉五礼臻于完备，有涉及冠礼、婚礼、相见礼、丧礼、乡饮酒、乡射礼、聘礼、觐礼、公食礼等方面的具体规定。《礼记》上称“礼仪三百，威仪三千”。“三百”、“三千”虽不一定是确数，但反映了当时礼仪法的规模。
参考资料：http://www.xslx.com/htm/mzfz/fzsz/2003-5-17-13906.htm
这里的礼,指社会的典章制度和人们的道德规范,不是狭义上的法律;这里的和,是调和、和谐、协调之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