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田会议决议》到底伟大在哪里？
红军开辟了新的革命根据地，紧接着就是进一步组织和发动广大群众起来支援革命，参加革命，广泛深入地开展土地革命，打土豪、分田地，进行反“围剿”斗争，建立苏维埃政权，全面开展各项工作。
1929年12月由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是加强我党我军建设的纲领性文件，也同样是指导苏区文艺运动的一个纲领性文件。它为苏区美术事业的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为了贯彻《古田会议决议》精神，自1929年12月古田会议召开至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不到一年的时间内，红军和地方各级党、政部门迅速而广泛地作出反映，纷纷作出决议，发出通告、指示，制定计划，有的还相应的成立办事机构、俱乐部、列宁室、各种形式的识字班，甚至地方和军队中的各种类型的初、中级学校纷纷建立起来，从而极大地推动了苏区美术事业蓬蓬勃勃的向前发展。1930年，中共赣西南特委在宣传工作报告中指出，群众大会的宣传工作，是鼓动群众革命情绪最好的机会，凡是宣传队的组织、宣言、传单、标语、口号、画报等须充分准备。
1930年1月7日，中国共产青年团闽西特委发出第九号通告，动员青年打击进剿闽西苏区的敌人，要求团员运用“出版画报”的文艺形式开展对群众的宣传。
1930年1月20日，中国共产青年团上杭县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团的政治任务决议案》，确认开办学校和成立各种文化团体（如新剧团、演讲会）是提高群众文化水平和革命认识、教育青年群众的方法之一。会议还通过了《宣传教育问题决议案》，要求各级团组织应注意文字的宣传。宣传内容包括编辑壁报、画报小册子、收集民间歌谣及其他通俗的宣传鼓动材料。
1930年2月，龙岩县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文化教育问题决议案》，其中要求：健全县区苏维埃政府文化教育委员会组织，并在该会下设宣传股，掌管宣传工作；建设俱乐部、书报社、新剧团等各种文化团体；多出版画报及工农小册子、白话剧本；各区乡设立通俗演讲团，作革命理论演讲、政治报告。在这个决议案中，对图书馆（室）的建设都有具体的要求。1930年3月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就规定每个乡都要开办一个阅报社，供工农群众阅览报纸。同年8月，中共闽西特委更明确提出：“闽西和各县政府应设立比较大规模的图书馆”，乡设立“通俗图书馆……通俗图书馆要广泛的搜集各种通俗的图书画报、小册子等，供给群众所需要的适宜的读物。”
1930年7月22日，赣西南刘作抚写了《给中央的综合报告》，对赣西南的宣传状况作了如下描述：“赣西南地方各级政府标语、壁画都很普通，宣传方法有河流宣传（在木板上写宣传标语，在各处河流里漂流）、空中宣传（制一孔明灯，把宣传品系在灯上任其飞去）；赣西南特委出版了《红旗》、《政治通讯》，各级党部都有刊物。”
这也说明群众在实践中摸索到了更加有效的宣传方式，宣传标语不仅在地面，而且发展到河流、空中进行，成为海（河流）、陆（地面）、空（空中）立体宣传。这是宣传工作中的群众创举。
刘长希在《茶陵列宁高级小学的回忆》中写道：“随着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战争的发展，苏区的文化也很决得到发展。农村乡村小学和农民夜校似雨后春笋般地在根据地建立。茶陵列宁高小就是在这种形势下于1930年7月开始创办的。这所学校的创办，为发展苏区文化，传播马列主义，培育革命骨干，起了重要作用。”
……我们设置的课程有国语、算术、自然、地理、革命常识、社会发展史、俄史，还有生理卫生、体育、图画、音乐等。更重要的是一些教材大多是革命政府和教师自编的。因此，它能紧密结合斗争实际和适应学生的文化水平。老师好教，学生易懂，而内容又丰富新颖，大家都很喜欢听，认真学习。
……副校长邓永耀是个多才多艺的知识分子，除主持教务工作外，还担负全校的音乐、体育、图画的教学任务。
……那时还建立了学生委员会，下设经委、少儿部、儿童团等，以实行有效的自己管理自己。学生们自办了列宁室，设有墙报组、体育组、美术组、文娱组，负责组织学生开展文化娱乐活动。
谢兰庭、甘奎锡在《莲花列宁学校》回忆中写道：莲花县列宁学校是湘赣省办得较好，深受群众称赞的一所学校。1930年5月间由莲花县上西红光小学改名为列宁学校。
学校教学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学生要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与社会实践。这实际上也就是为培养革命干部作准备。凡国内、国际或根据地内有什么重大政治事件与军事行动，或重要纪念节日，都要组织学生进行学习，走出校门，到农村城镇进行宣传鼓动。如1931年1月，中央苏区取得了第一次反“围剿”胜利的消息传到学校后，全校立即开庆祝大会，邀请当地党政军领导和附近农民参加。会上不少学生慷慨激昂地进行演说，接着连夜写文章出墙报。有一篇墙报文章的内容我至今记得很清楚，上面这样写道：“龙冈战鼓响连天，白匪蠢动龙江边；红军奋勇冲上前，罪魁辉瓒把头献；头漂赣江往下流，流向南昌入灵柩；胖子闻讯大恐慌，哭肿眼皮断肝肠”。当时江西省政府主席鲁涤平，外号叫“鲁胖子”。另配上一幅大漫画：“鲁胖子哭头”。
1931年2月21日，闽西苏维埃政府主席张鼎丞、裁判部长林一株发布《通告》（第十九号、裁字第一号），公布了本月14日各县裁判委员联席会议工作要点。《通告》要求肃反委员会运用画报、传单、标语、化装宣传等形式，宣传群众，清查暗藏的敌人。
1931年4月18日，中共莲花县三全大会决议案（第十号）《关于运动与团外工作的问题》中指出应注意文化运动。莲花是一个文化落后的县份，尤其教育方面更是沉寂得可怕，今后应加紧文化工作，特别是普遍的设立各种学校、娱乐部、新剧团、识字训练班、画报、阅览室等，以提高群众新的文化程度。
1931年4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苏区宣传鼓动工作决议》。《决议》指出：苏区的宣传鼓动工作与白区不完全相同，苏区应在城市创办小报，在乡村张贴壁报，把一切纪念节视为宣传鼓动的日子；应发展俱乐部（唱歌组、演剧组、足球组、拳术组等），组织游艺晚会，这些都是苏区较为合适的宣传鼓动形式。
1931年5月21日，闽西苏维埃政府第三次执委扩大会议，为了加强工农群众的文化教育，要求各地做好《红报》、《红旗》的发行和读报工作，开办50个高级列宁小学和工农学校，由文化部编印教材；开办两期工农宣传员讲习所，每期学员训练半个月后即组织宣传队到各乡去宣传；各乡俱乐部，应经常表演革命的白话戏剧和进行化装演讲；各区、乡普遍出壁报，各苏区反帝大同盟及各分盟，应充分运用各种文化形式，编印反帝报纸、小册子、书籍、画报、歌谣等，开展反对帝国主义的宣传。
1931年6月13日，汀连县第一次文化委员联席会作出决议，要求每区建立一所高级劳动小学，每乡建立一所初级劳动小学，每村都建立夜校；各区文委会要马上健全起来，普遍组织俱乐部；县区定期出版画报、壁报；各乡的《红报》通讯员应指定专人负责；凡村庄集中的地方应设读报团。
1931年7月1日，中国共产青年团苏区中央局创办机关报《青年实话》。该刊为了丰富青年人的文化生活，辟有“工农大众文艺”、“看图识字讲故事”等栏目，经常登载歌曲和连环画。
1931年9月，中央印刷厂在瑞金成立，厂长陈祥生、副厂长杨其鑫、团支部书记杨尚奎、工会主任曾庆锡。全厂200多人，分编辑部、铅印部、石印部、排字部、刻字部、裁纸部、装订部、铸字部等8个部。铅印部主要印《红色中华》、《斗争》和书籍、传单等。石印部主要印布告、苏区纸票、公债券、借谷票等。刻字部专门刻制报刊的标题字和版画。
1931年10月3日，《湘赣边苏区贫民团暂行组织法》规定，在贫民团的实际工作中，要求编印画报、壁报、传单、小册子，组织宣传队并指导会员作宣传工作。
1931年10月，在《湘赣边苏区儿童团工作决议案》中，要求特别是简单明显的墙报、画报从乡村起硬要经常出版。
……各级委员会训练儿童做宣传鼓动工作，还要经常组织宣传队粉写革命标语口号，洗刷反动标语及开群众会。
……识字班或识字小组要动员儿童去参加，教授的方法最好是找稍能画画的人。画出图形《如土豪可画上一土豪，写土豪二字》去教，以便能深入到儿童脑海里去。
1931年11月15日，湘赣省制定《革命互经会章程》，要求各级组织，设宣传股在群众中作广泛宣传，以图画或照片作为宣传白色恐怖的主要方式。
由上述可以看出，当时苏区美术的肉容更加丰富，要求更加明确，形式、方法也更加多样化。据有的老同志回忆，红军时代每个师都出版油印报纸，有报就有画。红七军有两个专门画画的同志，红军总政治部有好几个；在中央苏区到处可看到壁画。当时美术宣传活动的主要形式是壁画、标语画、传单画、画报报刊、教科书及插图等，而且还有些专业办事机构相继成立。如1930年闽西交通总局发行“赤色邮花”，由张廷竹设计，在龙岩东壁斋印书局印刷，为闽西苏区邮票的先行。
闽西是中央苏区出版发行事业最早开展的地方，创办了中央苏区第一个出版发行机构――闽西列宁书局。
随着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苏区的美术队伍也在迅速成长、壮大。从瑞金、宁都、兴国、古田、长汀等地宣传标语、宣传画、漫画、画报等就可发现，古田会议后不到一年的时间，红军中拿起笔来在墙上写宣传标语、画宣传画的就不仅仅是宣传队这支专门化的队伍，而是普及到从红军首脑机关到红军基层――班，从党委到支部，从军事单位到群众组织，从指挥员到战斗员甚至炊事员，只要是能识字会写字、会绘画的人员都主动投入了这项苏区美术工作中。
毛泽东同志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指出：“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要算是教育问题。为了红军的健全与扩大，为了斗争任务之能够负荷，都要从党内教育做起。”这不但适用于红军党内，也适用于地方党政、群众团体。在《古田会议决议》精神的影响和推动下，赣南、闽西等地的苏维埃政府提出了教育方针和任务，加强了对教育工作的领导，有力地推动了革命根据地教育事业的发展。美术，则以它特有的表现形式起到了其他文艺形式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1928年4月，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在井冈山与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会合后，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毛泽东任中共红四军前委书记和党代表，朱德任红四军军长。在井冈山根据地的建设中，他们在实践的军事斗争中，制定了军队建设的许多原则和纪律，密切了军队与人民的关系，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随着形势的发展，武装斗争的日益残酷，红四军主力于1929年1月撤离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进军，并取得了局部的胜利。然而，随着武装斗争的深入发展，军队内部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也逐渐地影响着军队的建设和发展。焦点所在就在于“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的思想分歧。如何加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议题在几次红四军前委会上的争论都甚为激烈，加上军内有不少同志偏于军事观点，与站在政治观点即群众观点上的人的意见不合。诸多非无产阶级思想影响着红四军中党与部队的建设，以至造成了难以得出一个权威性的决议，来解决红四军发展的根本问题。
毛泽东离开红四军前委，陈毅代表红四军前委前往上海，参加党中央召开的军事会议，并向中央汇报四军的情况。在上海，陈毅本着革命事业出发，客观地向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李立三、周恩来同志如实地汇报了四军的现状，特别是将四军党内的思想斗争状况，以及毛泽东的各种建军思想一一给予阐述。由陈毅同志执笔，以中央的名义发出了给红四军的指示信(俗称“中央九月来信”)。对红四军中存在的各种意见分歧一一进行了剖析，肯定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并强调由毛泽东同志继续担任前委书记一职，要求四军上下要维护毛泽东和朱德的威信，团结一致，以战胜强大的敌人。
1929年11月，当陈毅返回红四军后，及时地将中央“九月来信”精神进行了传达，正在指导地方工作的毛泽东回到红四军。
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毛泽东、朱德、陈毅等在部队进驻连城新泉开展政治整训和军事整训之时，深入部队基层进行调查研究，多方聆听官兵们和当地老百姓对人民军队建设的意见，讨论四军中存在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现象，分析其原因，探讨克服和纠正的办法。在此基础上，红四军领导机关于12月中旬进驻上杭古田镇，准备召开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在这期间，毛泽东将会议所要阐述的问题，组成若干个专题分小组进行讨论，以取得更为广泛的意见，再由毛泽东亲自综合起草大会决议草案。为能顺利完成各项议程之目的，毛泽东在大会之前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进一步统一了各级党代表的思想认识。
《古田会议决议》，是我们党建党建军的纲领性文献。《决议》的形成与党中央的“九月来信”密不可分，与红四军广大指战员在斗争实践中的创造密不可分，是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陈毅等一批共产党领导人集体智慧的结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