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利保障体制分为
作为应用宪法或“宪法测震器”的刑事诉讼法，其与宪法联系的支点，或者最紧密之处就是刑事强制措施。与会专家普遍认为，强制措施的定性和定位，不仅仅是诉讼保障措施，它在宪法意义的一个措施，本质上反映了公权力对公民基本权利的干预。在刑事强制措施中实现宪法权利保障，应当强调人权保障思想，实现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之间的平衡。
关于刑事强制措施中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的具体状况，有学者指出，在刑事诉讼中追究犯罪，必须采取强制措施，同时，不滥用、错用强制措施，就涉及对诉讼人权的保障；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对强制措施作了较大改进，但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又暴露出很多问题，譬如拘留30天期限普遍化、监视居住实际上成为变相羁押，逮捕条件掌握不力造成羁押率过高等。当前，在惩罚犯罪方面，强制措施可能有力度不够的地方，但总体来说，是规范不够，专门机关的权力偏大；宪法规定的人身权利保障在强制措施里有很大的缺陷，总体来说，是保障不够。现在刑事诉讼法的修改要从限权方面多做努力，通过正当程序对专门机关的权力进行限制。
至于限权的具体路径，有学者指出规范强制措施要限制权力的三项原则。第一，坚持统一授权原则，明确“自己不能给自己授权，而是别人给自己授权”。事实上，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以来，司法实际部门自己给自己扩权的现象比较严重。为避免这种“扩张”，立法中规定例外条款应当慎重并明细化。第二，要以权力制约权力，至少审批机关和执行机关要分离。第三，以权利制约权力，给人以救济机会，即使在审批上不搞司法审查，至少在司法救济上赋予司法审查的权利。
司法实际部门的专家认为，完善强制措施不应照搬司法审查原则，主要是基于以下现实困难：一是它与我国政治制度不适应，它是建立在三权分立基础上的；二是它与我国目前司法体制不适应，它背后是审判中心主义，而我国强调侦诉审三阶段并重；三是它与我国行政管理体制不适应，它背后基本上是个人负责制，个人可以在法律授权范围内独立作出决定，这在我们国家做不到。与之相关的是，有学者指出，完善强制措施的制度，必须完善检察监督。广义上说，在我国，检察监督也是一种司法审查。对此，可把除逮捕外的强制措施，甚至侦查措施，都纳入检察监督的范围之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