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议定书主要是什么内容？
《京都议定书》对中国影响力解读
2月16日《京都议定书》正式通过后，“CDM”、“排放贸易”、“附件1国家”、产业影响等概念经国内媒体报道后迅速升温，面对热门话题《京都议定书》，大量信息扑面而来，反而让人无所适从。现综合《中国青年报》、《新京报》、《每日经济新闻》、《外滩画报》、《法人》、台湾“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等媒体报道和有关研究，梳理并解读《京都议定书》对中国影响力的内容。
《京都议定书》主要原则和内容
2月16日，历经7年谈判，《京都议定书》终于正式生效。2001年美国宣布退出，俄罗斯、澳大利亚迟迟不加入，其它欧洲发达国家屡次要价，不断加码让步，《京都议定书》中途几近夭折。但在2004年底，俄罗斯在最后一刻签署，使得《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的两个重要门槛——超过55个国家签署，且其温室气体总排放量超过1990年排放总额的55%——被跨越过去，《京都议定书》又活了下来。
“共同有区别”责任下的两类缔约国家
《京都议定书》有一条基本原则：全球各国对气候变化负有“共同而又有区别的责任”，即各缔约方均有义务采取行动对付气候变化。 “共同”，就是各个国家都有责任；“有区别”，发达国家从工业革命以来就对世界环境的恶化负有责任，经历二百多年后，现在该轮到发展中国家发展了，发展带来的环境变坏，需要限制。但从公平性上讲，发达国家应该率先采取行动减排，而发展中国家现在没有具体的指标，只是说，发展中国家要实行可持续发展。
在此原则下，共37个欧洲国家被称为“附件1国家”（也就是《气候框架公约》附件1所列的37个欧洲国家），《京都议定书》为各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规定了具体标准——以1990年的排放量为基准，从2008年至2012年，平均减少5.2%。具体分配则是：欧盟及东欧国家减排8%、美国减排7%、日本、加拿大、匈牙利、波兰等国减排6%。而剩下的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被称为“附件2国家”，《京都议定书》并没有规定具体的减排义务。
JI、CDM、ET，三种域外减排机制
作为《京都议定书》确定的“联合履行”（JI）、“清洁发展机制”（CDM）和“排放贸易”（ET）三种域外减排机制，以用于帮助发达国家履约。域外减排机制的核心在于发达国家可以通过这三种机制，在本国以外取得减排的抵销额，从而以较低成本减少排放量。其中，与发展中国家关系最为密切的便是清洁发展机制（CDM）。
根据议定书原文，清洁发展机制的目的是：协助未列入附件1的缔约方实现可持续发展和有益于《公约》的最终目标，并协助附件1所列缔约方实现遵守议定书规定的其量化的限制和减少排放的承诺。
其主要内容是指发达国家通过提供资金和技术的方式，与发展中国家开展项目级的合作，在发展中国家进行既符合可持续发展政策要求、又产生温室气体减排效果的项目投资，由此换取投资项目所产生的部分或全部减排额度，作为其履行减排义务的组成部分。这个额度在CDM 中被定义为“经核实的减排额度”（CERs）。
在理论上，CDM应该是一项“双赢”机制：一方面，发展中国家通过合作可以获得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先进的技术以及急需的资金；另一方面，通过这种合作，发达国家可以大幅度降低其在国内实现减排所需的高昂费用，加快减缓全球气候变化的行动步伐。
全球范围看，不同产业不同影响
钢铁石化电机：冲击巨大
《京都议定书》实施后受到冲击的产业中，以钢铁、石化和电机电子最大，其次是人造纤维、水泥和造纸。其中电机电子产业中，以发电厂影响最大，电子产业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并不多。
半导体产业：重大负面
全氟化碳（PFC）是半导体产业及面板业在铅洗制程所使用的主要气体，虽其排放量相当低，但对地球温室效应而言，是二氧化碳的数千倍。目前，半导体和光电子产业正成为亚洲发展中国家吸引投资的最大方向之一，实施《京都议定书》后，预计将有更多的产业转移。
再生能源产业：新的机会
一旦发达国家履行《京都议定书》，课征碳税等抑制温室气体排放政策的实行将可能部分减少其对石油的需求，从而使得如沙特这样的海湾国家其石油收入减少数十亿美元，有预测说，到2010年沙特将因此损失高达190亿美元。在《京都议定书》影响之下，风力等再生能源发展，为风力发电电产业带来新契机。
太阳能电池产业：蓬勃发展
由于石油能源未来将日益短缺，替代能源产业将成为明星产业，太阳能作为永续能源、具有环保无污染的特性，目前是各国政府大力扶植的产业，加上《京都议定书》通过，未来替代能源产业的成长将更加蓬勃发展。目前市场以亚太市场占五成（其中日本占九成）最大、其次为西欧占三成（德国占七成）、北美占一成（美国为主），市场占有率前五大厂商为日、德厂商，排名第一为日本夏普。
对我国影响力判断与2012年前的机遇期
近、远期利弊的专家判断
从多数专家判断看，《京都议定书》生效后，短期内对我国有利。主要观点为：“共同有区别责任”原则下，发展中国家暂时没有减排的责任；发达国家完成二氧化碳排放项目的成本，比在发展中国家高出5倍至20倍，因此发达国家愿意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资金、技术，提高他们的能源利用效率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从减排潜力与投资规模来看，中国、印度以及巴西等发展中国家将有可能成为投资CDM 项目最具有吸引力的国家。
中国人民大学环境与经济管理系邹骥教授分析后认为：在理想状态下，仅通过CDM 这一渠道，2010 年当年的投资流量就可达到52 亿至174 亿美元。也就是说在《京都议定书》规定的2008 年到2010 年五年的承诺期内，累计CDM 项目的投资流量可达250 亿至850 亿美元。这种仅考虑能源部门选择的评价模型还表明，其中有50%~70%的CDM 投资将流向中国。也就是说在2010 年通过CDM 流入中国能源相关部门的外资流量潜力可达6%~20%。而且可以预见的是，这种减排承诺期还可能在2012 年之后滚动延续下去。由此，“中国—欧盟环境管理合作计划机制开发项目”的专家认为，“对中国而言，过去只能作为公共物品而难于实现市场价值的温室气体减排额就有可能通过在国际市场上的交易变现为具有货币价值的国民财富，所以也是一个将潜在国民财富转化为现实国民财富并扩展资源配置途径的机会。”
“对于中国的一些企业而言，从某种意义上讲，CDM机制便意味着一种融资手段。”
但中国能源网（www.china5e.com）CEO韩晓平认为，《京都议定书》的正式生效短期内将给中国经济带来一定压力。从总量上看，目前我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已位居世界第二，甲烷、氧化亚氮等温室气体的排放量也居世界前列，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工业的快速发展必然要排放二氧化碳，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如果不立即有所行动，可能会受到压力；其次，欧洲和一些国家很可能会根据中国一些工业出口产品的排放来制定一些标准，以形成绿色壁垒，中国钢铁产品以及一些有污染的工业产品可能将最先受到压力。
韩晓平他还指出，从长远看，《京都议定书》的生效对中国经济发展来说有重大促进作用，将促进我国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使我国尽快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2012年：机遇的分水岭
虽然目前中国不需要承担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义务，但目前的《京都议定书》有效期只有8年，即2012年就将失效。目前，有关《京都议定书》第二轮的谈判即将开始，外交部条法司副司长高风认为，在新一轮的谈判中，中国正在面临着来自发达国家要求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压力。
“当前这样的机遇期非常短暂，也许在2012年之后就不复存在了。”
应尽快改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能源增长效率
国家环保总局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任勇表示，《京都议定书》表面上是环境问题，实质是经济、能源、政治问题。所有的环境问题都是经济增长方式、能源增长效率的问题。中国当前要做的是调整能源结构，走“循环经济”的路子，从过去高投入、高排放、低产出的“两高一低”向低投入、低排放、高产出的“两低一高”转型。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杨宏伟博士说，《京都议定书》要求减限排温室气体问题的实质，涉及能源消费总量和效率问题。我国人均GDP刚过1000美元，国家开始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从1000美元到3000美元是很关键的时期，也是能源需求的高增长时期——城市化进程加速，高楼、高速路、铁路、机场、电站这些基础设施需要大量水泥、钢铁、有色金属等原材料。从长期看，能源将是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