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制让整个社会日益童稚化
“深入整治互联网和手机媒体淫秽色情及低俗信息专项行动”动用了十八般武艺，最新登场的手段是组建“妈妈评审团”，为青少年的网络世界保驾护航。据称，“‘妈妈评审团’将以‘儿童最大利益优先’为基本原则，当好互联网建设的巡视员、监督员和网上不良信息的评审员。”
其实，深究起来，母亲的身影不是第一次在类似活动中显现。大概没有多少人记得，早在1995年12月18日，《光明日报》就曾在一版刊登《一位母亲的呼吁》，并配发评论员文章《动员起来扫除电子黄毒》。这个“呼吁”是一个普通女工的泣泪之声，她省吃俭用为儿子买了电脑，竟意外发现儿子没有用电脑进行想象中的学习，而是在看黄色光盘。此后不到半年，在隆重推介“中国第一个电脑反黄软件”“五行卫士”时，《光明日报》再次发表题为《为了母亲不再呼吁》的文章，称该报关注反黄软件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不再让母亲们为此呼吁”!
据开发者当时称，“‘五行卫士’绝非单纯的网络软件，所封杀的也不仅仅是网络黄毒，凡是在屏幕上出现的黄色内容，包括来自网络、游戏软件、VCD等的黄色文本和图片，该软件都能有效识别而后屏蔽。据该软件鉴定委员会的意见，‘五行卫士’采用终端屏幕监控手段制约黄毒在国际上尚无先例。”不知当年“卫士”今何在?怎么到了今天，还要让母亲们继续呼吁，并且是“组团”呼吁?
在2009年的“绿坝”事件中，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绿坝—花季护航”软件时，曾向外国记者发出一个著名的提问:“你有孩子吗?”并随后说:“如果你有孩子或者你打算要孩子，你应该能理解作为家长对互联网传播有害信息的关切。”
如今，家长的关切终于演进成了制度，虽然发起组织“妈妈评审团”的北京网络媒体协会更乐意将其称之为“民间公益组织”，但官方在背后的推动显而易见。率先提出建立“妈妈评审团”这一建议的青少年教育专家甚至建议，要给“妈妈评审团”一个传递信息的畅通渠道。“孩子的事情是等不得的。按照目前很多政府部门层层审批的做法，最终批复下来直至解决问题可能会等很长时间。能不能为妈妈评审团建立一个专门的快速通道，把问题直接反映给相关的主管部门，简化中间环节，最好一个星期之内就得到回复”。
果真如此，妈妈们的家长权力就具备了升格为社会权力的可能。于是一系列问题就出现了:要不要对评审团团员进行“公推”，以防止人数远较她们为多的妈妈乃至爸爸、爷爷、奶奶们“被代表”?要不要对她们进行考试，因为低俗信息的标准连专家都说不清，虽然李素丽票卖得好，但人们对她能否清楚地界定低俗信息却不见得有信心?
政府的这一举措明显是要“花季护航”全国人民，把自己摆在为人家长的位置上——— 而当监护行为被扩大，当家长身份进行了社会化扩张，成人正当的信息诉求往往也必须降至儿童的水准，这意味着整个社会的日益童稚化。
“深入整治低俗”是一场无情的运动，不知有多少网站在去冬今春的寒风中哀号，然而，妈妈们在运动中的出现不仅为之涂上了一层温情色彩，似乎也赋予其更多的正当性。这是因为，妈妈们竖起的大旗是“保护未成年人”，占据了社会道德的制高点。
多年以来，各类内容监管都包含一种奇特的现象:管理者在强调管理合法性时，总是突出青少年犯罪。“青少年犯罪已占到全国刑事犯罪总数的70%……经审讯交代，影响来源主要是电影、电视、音像、书刊、网络游戏……”无数青少年就这样被当作容易堕落的“坏孩子”，需要政府严加看管。
然而，一个悖论是，一方面政府把整个社会看成一个大幼儿园，另一方面青少年的权益却很难得到真正的维护。我国为孩子制定的两部法律《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和《未成年人保护法》缺乏可操作性，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个司法机关引用过。可以说，青少年保护在我国，要么是“领着孩子撒娇”的作秀，要么是“抱着孩子撑腰”的算计，基本上是被当做一个旗号，而不是可实施的东西。对青少年保护之不力，我们可以举出太多的例子:前有“学赖宁”运动中以对生命的漠视而打造“少年英雄”之壮举，后有媒介无耻地引诱13岁的小姑娘出来痛斥网络“很黄很暴力”之“超黄超暴力”，再有昆明少女卖淫案中，警方在没有法定监护人在场的情况下传唤和讯问未成年人，还有多个网瘾治疗中心对青少年实施非法拘禁、电击和强迫服药……更有甚者，保护青少年还被用来切割利益，划分地盘——— 从谷歌涉黄，到强推绿坝，再到CCTV猛烈抨击电信运营商和CNNIC，这个旗号都被当做一把屡试不爽的利刃，真堪称:保护，保护，多少猫腻和不堪假汝之名以行。
在有关设立“妈妈评审团”的建议中，我真正喜欢的是这一条:要把这样的社会监督机制复制到其他领域，比如食品安全、药品安全等诸多方面。需要妈妈们发挥力量的，远远不止防范网上的不良信息这一点，可能很多其他领域是更加致命的。希望更多的妈妈能够联合起来，敦促政府在关键的地方把保护孩子的事情落到实处，让孩子们喝上放心的奶粉，坐进安全的校舍，享有孩子的尊严，而不是被当做“撒娇”和“撑腰”的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