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业前老总:南勇被拘管理有问题韦迪是下个牺牲品
张宇 原河南建业足球俱乐部董事长、小说《足球门》的作者、河南作协名誉主席。这位带领河南冲超成功的铁腕秀才在书中描述道，整个赛季俱乐部要给赌球公司至少500万元的服务费，俱乐部得到的回报高达2000万元。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张宇表示类似的赌球事件在中国足球圈比比皆是，防不胜防。目前，足协几位大员已被刑拘，张宇认为这很正常，但不应该仅仅是几个赌球的及南勇等足协人士埋单，而应该是他们身后的体育总局。
圈内现状
联手做掉对手比比皆是
新京报：你说过，《足球门》中的人物是虚构的，感受是真实的。概括一下你对于中国足球圈的感受。
张宇：足球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最先走向市场的体育产业，但由于足协一而再再而三地犯错，使足球行业积重难返。另一方面，社会环境对足球也有很大影响，大家一哄而上，拿它当出气筒，让足球的生存环境越来越恶化，在这里面工作起来不光困难，而且痛苦。
新京报：作为局中人，请介绍一下赌球的细节。
张宇：两个俱乐部联手做掉另一个对手，这样的情况比比皆是，从来都是这样。国外也有类似的现象，但他们不敢这么明显，他们的规则比较严，法律比较严格，不像咱们空间这么大。有关赌球的方式，很多人都写过了，我就不详细说了，也不可能给你举具体的例子。其实无非就是俱乐部与俱乐部之间的默契，教练与教练之间的默契，还有与某些球员间的默契。不过，我们球队那时还是很干净的，但我悲哀地发现，我们根本没有力量抗击大环境。所以悲壮地提出一个口号，我们改变不了中国足球大环境，只能搞好自己，这是很无奈的事。
新京报：你当老总时被拉下水了吗？
张宇：我只能说，我当初经历了很大的考验。毕竟我是个作家，别人接触我还是会比较谨慎的，我自己就更加谨慎了。不过在中国足球界，可发挥的空间太大，防不胜防，我那时就非常渴望能制度化、法制化。其实假球黑哨的问题全世界都有，但有问题就要解决，不及时解决，问题只会越来越严重。中国足协一直不敢正视它，怕引火烧身。我后来一直安静地写小说，《足球门》出版之后，我竟莫名其妙地成了打黑英雄，这让我哭笑不得。我知道他们犯错犯在哪里，一开口就说到他们痛处。中国足协总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每次出了问题只会理直气壮地说：你给我证据。从来不去调查，这样长期不负责任，只负责要钱，拿钱不仅不办事，还办坏事。所以书刚出来时，他们说我败坏了足协的形象，导致我遭遇了一些问题，比如文章在河南很著名一个报纸的连载被停了，当时还有人劝我出去躲躲，为我的安全担心。没想到我没怎么样，书出来几天后，他们倒进去了。
高层地震
南杨被拘说明管理有问题
新京报：这次南勇、杨一民被刑拘你感到意外吗？
张宇：不意外。我到现在都要说，在足协那么多领导中，我只对南勇最有好感。他平时说话很低调，很务实的一个人，你无论跟他讲什么问题，他都会认真给你解决。他确实是想为中国足球做点什么。不过另一方面，他在面对巨大的商业操作和诱惑空间时做了什么，我就不知道了。但我认为他是被污染了，被中国足球的大环境影响了。他受的诱惑太大了，说明我们管理制度不合理，说明上边的管理有问题，不能出了问题就往一个人身上推，怎么能让南勇一人埋单呢？
新京报：那埋单的应该是……
张宇：我想问，当初任命他的领导就没有错误吗？体育总局的领导干什么去了？是他们选的人，结果犯了这么大的错，难道不是他们工作失职吗？怎么没有早发现呢？给了他们这么大的犯错空间，而且出事到现在，总局的相关人士都没有站出来承认过错误，只是又任命了一个韦迪。这充分证明我们体制的落后。中国足协(足管中心)一个班子都烂了，这明显是体育总局的问题，下面问题这么严重都没有发现，只能说明其管理水平低下、滞后。我不知道具体的人士，但责任显然在体育总局。他们不仅不埋单，还马上推卸责任，这样能掩盖你的无能吗？出了事就知道换人，换了多少次了，每次都是牺牲别人，瞎任命，管理失职从来不出来检讨。这简直就是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党，辜负党和国家对你们的信任。
未来展望
韦迪只是下一个牺牲品
新京报：韦迪声称要把足球搞好，你怎么看？
张宇：没用的，光靠他一个人有什么用，他不过是又一个牺牲品。
中国足协主席(编者注：足管中心主任)选人方式一向都是这样没头没脑。谁提的候选人、有什么依据？他是管理足球经济上有过人的表现还是在足球圈经营俱乐部特别出色，还是足球专家呢？为什么提名，没有任何道理。从来都没考虑过这些，只是上面领导一拍脑袋，凭他们的喜好决定，其实这样也是把人家害了。如果体制不改变，光凭一个人是起不了什么作用的。在这种十分落后的体制下，即使任命的是一个优秀的同志，也只是以牺牲他为代价，肯定也是短命的。
新京报：你觉得中国足球反赌打假最难的问题在哪里？
张宇：体制问题。这是我一直抓住不放的。我们没有科学的、合理的、法制的、细致的体制政策来管理。就拿我们的足协主席(足管中心主任)这个位置来说，没人监督，空间巨大，面对诱惑，任何人在这个位置上都会经不住考验的。南勇看上去很正派，但也被拘了，这说明很难预料足球圈会发生什么事情。在市场经济时代，还采取任命制，非常落后。我们远不及欧洲的体制完善，甚至不如朝鲜，朝鲜是国家体制，国家领导人介入足球管理，有严格的管理制度。中国体育是半个市场经济，半个计划经济，又不完全开放，又不民主。这样的体制不变，永远没有希望。
新京报：那应该如何改变呢？
张宇：至少管理者要得到全国搞足球联赛的所有俱乐部的认可，这个认可的基础要找到，加上国家体育政策的贯彻，两者找到一个结合点。不应该蛮横地任命。社会发展很快了，还用几十年前的管理，怎能不出问题？中国足球是第一个冲入市场的，但它出的问题又是最多的。中国足球陷入了历史以来的最低潮，越搞越退步。足球现在到了必须彻底整顿的时候了，我认为转机马上就要到了，但走向法制化起码还要二三十年。欧洲足球是150年历史，我们不可能一下子成长为巨人。但要有方向，不能以发展年头短作为借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