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会治病:藏在手里的养生秘密(第一本全面讲述手诊、手疗的权威著作，迅速缓解慢性病和亚健康常见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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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 漆浩
基本信息·出版社：中国友谊出版社
·页码：276 页
·出版日期：2009年09月
·ISBN：9787505726062
·条形码：9787505726062
·包装版本：第1版
·装帧：平装
·开本：16
·正文语种：中文
·读者对象：喜欢和关注养生与保健的中老年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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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仇富:当下中国的贫富之争》：中国的贫富之争是一个不断升级的社会热点，许多重大事件都是由这个敏感问题引发，比如轰动一时的杭州的飙车案等。
薛涌曾经著文批评茅于轼的“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引发了一系列的争论，《南方都市报》拒绝刊发薛涌的文章，导致薛涌与该报的专栏合作决裂，并引发许多不同派别的学者互相攻伐，《南方人物周刊》专门做了一期“你为谁说话”的专辑。本书就是以讨论这个事件的文章为主，再收入其他的相关争论文章，对仇富，以及相关的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问题有较为清晰和深入的探讨。
作者简介薛涌，198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后来获耶鲁大学历史博士，现在美国任教。已经出版有《美国是怎样教育精英的》《草根才是主流》《一岁就上常青藤》等书。他长期为海内外报刊撰写评论文章，被认为是中文世界最有影响力的意见领袖。他的新浪博客有2000多万的访问量，吸引了大量高素质的读者，是国内思想文化类博客的冠军。
媒体推荐
薛涌为什么反智? 心灵城堡2007-03-20
薛涌按：人都喜欢听奉承话，我就是一个。不过，能找到下面这么好的奉承话，是人生难得的收获。心灵城堡和我素不相识，他对我的评论我也未必都同意。比如，我不是一个无私爱国，不求回报的人。我讲得很清楚，我要稿费！博客里的文字，大部分是拿了稿费的。我从我的文章中得到的“个人回报率”和社会从中得到的“社会回报率”接近，这才合理。心灵城堡最让我感到满足和感激的地方是，他读了我的书，而且可以看出来，他从中得到了“回报”。他让我感到我的书还对一些人有用。对我这个舞文弄墨的人来说，突然觉得自己还真有价值。老实说，关于我的书评读了不少。心灵城堡这篇最好。所谓“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谢谢了！
【正文】吴稼祥老师让我们几个在他博客上发言的网友把自己的观点详细写出来，他来答复。于是俺晚上和朋友吃饭都还惦记着这件事，到现在才写完。俺好有瘾啊。
吴老师要是不理俺，俺就跳楼去。。。。
下面是俺的大作，呵呵。立此存照。
吴老师：
我的想法概括起来有这么几点：
1，你没有弄明白薛涌所说的反智的含义是什么。如果反智只是简单地反对古希腊以来的人类智慧，那薛涌也太傻帽了，那他的众多粉丝也太愚昧了，这种低级的错误普通人都不会犯。薛涌所说的反智是从他多次论说过的美国的传统中来的。它的主要含义是，在涉及大众利益的公共政策领域，不能由所谓精英知识分子说了算，因为现实社会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考量，即使是精英也是如此。因此，有时候大众的所谓反智，反而比精英的所谓智慧更接近真正的智慧，因为它是建立在常识和大多数人的选择上的。这应该是民主社会的共识。
而且薛涌的博客签名是“反智的书生”，书生是他的中心词，是本质，反智只是一个修饰和限制。这只是说明他在追求智慧的同时，还意识到知识和智慧有时是有局限的，所以他特别提醒自己注意不要让智慧和知识妄自尊大，走火入魔。任何事物一旦走向极端，必然走向自己的反面。这也是共识了。
2，草根为什么就没有自己的发声器官呢？草根肯定是能发出自己的声音的，只是有时它们的声音被有意和人为地遮蔽或者忽视了。但草根的声音肯定会顽强地以各种形式表达出来。薛涌的表达就是其中一种。
为什么要说薛涌发言就是假冒草根的声音呢？为什么说他为草根代言，就一定是有阴谋，要做祖国“被压迫”人民的精神领袖呢？我不愿意用恶意去猜度别人。我宁愿相信社会之所以进步，能从少数人作威作福的奴隶社会一路走到现在相对公平正义的社会，一定是有一些善良的、人性未泯的，同时是有知识有力量的人愿意为草根发言。也许他们的外在身份不是草根阶层，但他们不愿意看到人类中有丑恶的、人压迫人的现象存在。他们愿意为草根代言，并不一定要有现实政治利益的回报，他们只是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同类中还有被损害和被侮辱的一群存在。或者说，当他们看到自己的想法能够给同胞带来福祉，他们会有一种自我实现的满足。如果否认这一点，就是否认人类中还有仁人志士的存在，还有人类良心的存在，就是否定了人类社会进步的可能，因为这是社会之所以能进步的一个重要原因。3，说到这里，我非常赞同张鸣教授的一个观点。他在被人大解除系主任的沸沸扬扬的争论中说到，争论的双方都不要去猜度对方的主观动机，大家都针对对方的观点讲道理好了。观点对错有一定的客观标准，主观的动机则可以随意猜测。如果我恶意地猜度您嘲讽薛涌是为自己的师长打抱不平，丧失了知识分子追求真理的原则立场的话，您肯定也不高兴。这样互相指责，然后升级为人身攻击，没有任何意义。
问题是，薛涌说了那么多观点，批判了那么多主流经济学家，我几乎没看到对他的观点的回应和批判，这可能是我的孤陋寡闻，但我经常在网上闲逛，如果有这样的文章，我应该能够看到啊。就比如他建议吴敬琏公开收入的观点，道理是一一摆出来的，如果他说的哪里不对，完全可以一一反驳啊。
所以，吴老师，我希望能看到你的一两篇真正从学理上驳斥薛涌的文章。比如上述的公布收入的倡议，比如他对中国教育的批判，对教育券的提倡，如果他错了，错在哪里。
4，薛涌所说的草根，是说广大的大众，他说草根才是主流，是希望广大的大众能成为社会的中坚，像美国社会那样，有一个繁荣稳定的中产阶级。因为没有大众的繁荣，其他种类的繁荣是不会长久的。这其实和吴敬连所说的橄榄型的社会是一个意思。
所以，我觉得薛涌的主张在一些基本的方面和一些主流经济学家是相通的。但有些具体的方法和策略可能有出入，所以当一些主流经济学家看到薛涌的批评时，不要 TAKE IT PERSONALLY，只把它当作是对问题的讨论好了。这样也不会造成主流经济学家面对薛涌集体失语的尴尬局面。
5，很多人觉得薛涌人在美国，在那里批评中国的各种社会现象，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他应该回来说话，那才是真正的勇士。其实，我倒觉得他在国外才能显示出他的价值，他的很多观点和看法，是只有在国外的生活过的人才能看得出来和说得出来的。。。
还有，那些想让别人去做勇士和烈士的人，最好自己先去做勇士和烈士。
我真诚地说出我的一些粗浅的想法，希望吴老师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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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仇富——你为谁说话？
前言：我为什么要辩论？
第一辑：最低工资制：右翼专制主义的表现
警惕右翼专制主义的崛起
收一收既得利益的心态
中国到了“羊吃人”的时候了吗？
我为什么写《中国不能永远为世界打工》？
中国的发展不能依靠人口红利
市场并不仅仅属于暴发户
资本的道德
张五常凭什么给中国的老百姓定工资？
布莱尔与东莞民工
中国工人的月薪应该是多少？
高薪才能维持高发展
市场经济需要文化的滋养
开私车的怎么成了弱势群体？
开发商是怎么赚钱的？
感恩是人的基本品德
被逼着感恩时应该怎么办?
低薪是中国的比较优势吗？
盖茨帮助我们反省市场经济
第二辑：土地制度：对江平、吴敬琏的批判
从世界史看土地使用权
从承包到宪章 ——从世界史的角度看产权
城市准入与共同体精神 ——从大历史看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治安
我们必须拒绝一个隔离的社会
普通法传统中的私有产权
有自由才能有秩序
新伦顿案能证明拆迁合理吗？
拆迁纠纷应试行陪审制度
江平教授，请你公开道歉！
知识界需要“清理门户”
21世纪的中国应是法学家时代
橄榄球社会
重植被切断的草根
谁把社会分成了精英与草根？
“吴市场”为什么反市场？
吴敬琏先生，请公布你的收入来源
吴敬琏该不该公布收入来源？
吴敬琏：什么叫极少数人挑拨煽动？
第三辑：仇富：对茅于轼的批判
中国歧视富人吗？
从民工被打看“首先保护富人的权利”
为富人说话能为穷人办事吗？
茅老是好人，但难道不能批评吗？
——我为什么终止和《南方都市报》的合作
中国媒体的潜规则
我和新浪是什么关系？——答冯一刀先生
我和“博客中国”是什么关系？
关于冯一刀事件的澄清声明
茅于轼真不主张首先保护富人吗？
要勤劳致富，就必须保护穷人
崇拜财富并不能创造财富
学者要有些体育训练
只有保护穷人，穷人才能变富
贫富分化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吗？
中国的廉租房难道还赶不上五百年前的欧洲？
茅于轼有什么资格说穷人懒？
茅于轼错在哪里？
北京提出了住房建设的好模式
我们应该从经适房丑闻中学什么？
第四辑：论战后的各方反响
是茅于轼被歪曲，还是我被歪曲？——兼论自由与平等
“说话”就是“做事”——答邝海炎先生
说话的人要把话说好——再答邝海炎先生
保护茅于轼的社会病理分析——答笑蜀
附录：“炮打茅于轼”之社会病理分析（笑蜀）
笑蜀：你已经不是孩子
附录：忠告薛涌：你需要上做人的启蒙课（笑蜀）
告笑蜀：请学习民主自由的基础课
请容忍骂人——回复网友的质疑
为与《南都》决裂一事答网友
就和《南方都市报》断绝合作关系再答网友
秋风：贫富共和——妥善安排穷人和富人关系的惟一出路
肖雪慧：按事情的本来面目进行讨论
你为谁说话？——《南方人物周刊》何三畏
薛涌：我就自封“新右”如何？
徐友渔:“仇富”的现实危害被夸大了
一个公共话题的左右说——薛涌先生访谈（《新生代?调查》）
“反智主义”的崛起
代跋：当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失灵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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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前言：我为什么要辩论？
这部集子，以我几年以来和吴敬琏、江平、茅于轼等人的“单方面辩论”为主干。之所以说是“单方面”，主要是因为这些人从来没有对我的批评正面回应过，甚至一直在回避和我辩论。是不是我的观点过于浅薄、不值得回应呢？有位朋友告诉我：在北京由众多方家出席的学术会议上，我的观点不断地被提起来批判，甚至成为会议的主题，但批判者都回避提我的名字，好像生怕沾上是非。我的言论的“恶劣影响”，也是被这些人所深恶痛绝的。但是，他们选择不直接通过辩论来清除这些“恶劣影响”。一些和他们志同道合的媒体开始拒绝刊登我的稿件。有的媒体曾千方百计地请我充当专栏撰稿人，但是，一旦我批评上述诸公的文章见诸于世，当初自己找上门来的热情编辑立即中断与我的联系，甚至连简单的回信礼貌也不讲了。总之，在“自由派”的主流知识分子和媒体中，我是个必须回避的人。
为什么他们对我的态度会这样神神秘秘？这让我想起一位编辑告诉我的“业内人士”对我的评价：“薛涌的文章，如同公牛闯进瓷器店，不分青红皂白地乱砸一气，什么都不认。”在他这位好心人看来，一切都是因为我长期生活在国外，不了解中国的“国情”，不知道谁和谁应该是一头的，乃至动不动会掉转枪口，对这自己一方进行扫射。
在我看来，这也许恰恰说明了我这些文章的意义。
吴敬琏、江平、茅于轼这些人是谁？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他们是我们的时代英雄。这些人多半是右派，因为自己的独立思想吃尽苦头，并且是最先提出市场经济改革理论、提出在中国建立西方意义上的法律体系的人。他们主张限制国家的权力、政府从社会经济领域逐渐退出、给个人更多的权利、给社会更大的自由。所有这些，无一不表达了我所信奉的社会理想和价值观念。既然是思想和精神上的同道，我为什么还要反他们？这难道不是“公牛闯进瓷器店，不分青红皂白地乱砸一气”？这难道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不认自家人”？这难道不是“立场不清”、“是非不明”？
可惜，此一时彼一时也。上世纪八十年代，他们确实是时代的开创者。但今天，他们则经常是现存体制和既得利益的卫道士，甚至是“歌德派”知识分子。在两年多以前重庆钉子户事件中，吴敬琏和江平的表现就非常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这一点。众所周知，重庆“最牛的钉子户”之所以触动了整个国家的神经，甚至演化为一个国际关注的事件，就是因为在二十多年的经济起飞中，政治改革严重滞后，政府说是从经济领域退出，实际上并没有退出。特别是地方政府，经常靠出售权力为生。这就造成了官商一体、权钱交易的腐败。为之付出代价的，则是普通的老百姓。这在拆迁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开发商经常用金钱买通地方官员，后者一纸拆迁令，大批寻常百姓的祖产、祖居就被剥夺，受害者只获得了很少的补偿，甚至受到暴力驱赶。重庆“最牛的钉子户”的诞生，是个非常具有象征意义的事件：这象征着中国老百姓权利意识的崛起，象征着他们开始向这种政府无所不在的权力、这种官商勾结的体制、这种权钱交易的腐败说“不”。而新技术手段所催生的“网络民意”，则使这种在过去是不可能的抗争有了赢的机会。只有民众在这个问题上能赢，国家的权力才能受到限制，政府才能真正从社会领域退出，经济自由才能获得充分的保证。但是，吴敬琏、江平们对此是什么态度呢？
前言：我为什么要辩论？
吴敬琏因为提倡市场经济，有了“吴市场”的绰号。但在这关键时刻，他无视大量拆迁户的利益被侵犯、拆迁暴力事件成为家常便饭的事实，明确提出对拆迁户“按市场价格进行补偿是不合理的，因为城市化是全民的成果，其利益不应该完全给房主”（根据媒体的报道引用）。换句话说，如果你买了股票，几年后股票价值上涨了几倍，按他的理论，你的收益可以被政府合法收夺。因为股票价值的上涨是一种类似“全民成果”的东西，是别人努力的结果。你根本没有介入企业的经营管理和生产过程，怎么可以独吞这家企业股票升值的果实？这就是他的市场逻辑。他所谓的“全民的成果”，其实就是全民所有制的计划经济体制的理论基础。他在真正涉及老百姓的生活的问题上，彻底背叛了市场经济的最基本原则。
江平被誉为是中国“民法三杰”之一，是《物权法》的起草人，被一些人视为是私有产权的守护神。在重庆钉子户事件中，拆迁户抗议说拆迁并不是出于公共利益，而不过是为开发商让路。江平则并没有出来论证拆迁本身是否代表着公共利益，而是直接站出来痛斥拆迁户的权利理论：“他说不是公共利益就不是了？！”他甚至断章取义地引用美国最高法院对新伦敦案的判决，试图证明在美国政府可以把民宅任意推倒而为大公司让路，只要这些大公司能够创造就业。他进一步论述说：“经济生活是自由经济，是由市场经济规律自己来调节的，但是当发生市场经济规律这只无形的手不能够解决的某些问题的时候，国家这只有形的手就要进行必要的干预。”一句话，他拥护用国家权力解决这一问题。在这个具体的案例上，国家权力就是地方政府的权力。这个地方政府控制着法院、警察、行政等等多方面的权力，可以无限制地介入我们的生活。
吴敬琏和江平们的上述言论，如果出于极左派之口并不令人奇怪，但出于为市场经济和法治社会而奔走呼号的人之口，则令人震惊了。在我看来，这是一种倒退。这种倒退，未必局限在这两个人，而很可能是一代自由派知识分子中的普遍现象。为什么会如此？在我看来，可能的理由有如下两点。
首先，这些人的地位不同了。他们不是当年蹲牛棚的右派、“臭老九”，而是挂着各种头衔、身兼数职的名流，是各大国营企业的独董、大学校长、开发商的座上客。我曾经为他们在具体问题上的立场和他们一贯的理论主张之间的矛盾大惑不解，特地打电话讨教国内媒体一位同情我的记者。对方说：“现在的开发商开会，动不动就把这些知识界的权威请来，一人几千甚至几万块的出场费，连白条都没有。你怎么查？你出席这种会多了，能不为开发商说话吗？”这话有多少真实成分，我多年生活在国外，“不了解中国国情”，要靠了解的人去判断、调查。我所看到的，只是这些人以令人难以置信的方式背叛了自己的信仰。我们都记得阿克顿的名言：“权力意味着腐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这些人当然并不拥有最高权力。但是，我们的社会，可以把他们的相对权力塑造成绝对权力。在许多自由派人士和媒体看来，这些人是市场改革的功臣，是不能批评的。批评他们就等于帮助了左派。几个圈内人的电话，就可以使批评他们的声音不能见诸报端。一个人不管有多么微不足道的权力（这可以是政治权力，也可以是知识权力、话语权力），一旦这种权力在公共舆论或者“圈内”成为不受挑战的东西，哪怕是微不足道的权力也会导致腐败。况且，这些人所把持的权力，根本不是微不足道。
第二，吴敬琏、江平这代人的学术根底，大致是苏联的训练。他们通过亲身的经验和思考，看出苏联体制的弱点，应该说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但是，学术上的见识很难突破自己的训练。当年的“苏联专家”对他们在知识上的影响似乎是相当长久、深刻的。这也许是为什么他们动不动要用“全民的成果”来否定个人的权利的原因。江平据说是研究《罗马法》的“权威”。但我们必须注意到，《罗马法》在厘定私有产权等方面固然有很大贡献，同时也是欧洲专制君主进行“国家建设”的重要工具。中世纪欧洲大学培养的法律学者，也是填充专制君主刚刚建立的官僚机器的主力。以中国士大夫传统的精英意识，加上苏联的训练，再来消化《罗马法》的传统，则很容易把法律转化为单纯的国家权力工具。在重庆拆迁户的问题上，江平把国家作为界定公共利益的唯一权威，怕是和这种学统不无关系。
这些人能再继续指导我们的改革吗？自由派媒体从来没有反省这个问题。相反，这些媒体把他们当成了改革的旗帜，自己则变为这些“主流”的同仁媒体，丧失了自己的公共性。当我写文章要求吴敬琏公布自己的收入来源时，竟然引起了自由派的震怒，说我要挖人家的个人隐私。要知道，吴敬琏在政协等重要机构担任要职，并且是几大国营企业的独董。他公开抱怨当前的舆论“集中注意的是结果的不平等，于是就要限制国企经理的最高薪酬，对一般的富人征高额税等等；还动不动就要‘向富人开枪’”。难道当一个国企的独董如此公开地反对限制国企经理的薪酬时，他从国企拿了多少钱还不属于公众的知情权之范畴吗？为什么他反对对富人征高税，却偏偏主张在不按市场价格补偿的前提下还要对拆迁户的“买进价和卖出价的差额开征资本利得税”呢？这难道不是想尽一切办法为开发商说话吗？难道我们不应该查一下他是否拿了开发商的钱吗？他进一步阐述：“什么人可能反对改革？一个是既得利益集团，一个是贫困群体。他们可能在反市场体制上结成联盟。打着弥补市场缺陷的口号，大众全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命运会就此改变。”好像大众对什么是自己的利益全然没有判断能力，必须依靠他这样的精英来指导。连他所运用的“打着弥补市场缺陷的口号”这样的句式，也是从“打着人民的旗号反人民”这种文革式的语言中化出来的。
在这里，吴敬琏公然诬蔑弱势群体，暗示低收入阶层正在和“既得利益”集团形成一个反改革的联盟。茅于轼则干脆打起“保护富人”的旗帜，称中国现在的财富都是富人创造的，工人农民都不算数，睁眼不看中国的经济起飞主要是制造业廉价劳工的竞争优势所致的事实。这等于为剥夺普通百姓对自己创造的财富的所有权打下了理论基础。于是，声言不给穷人盖房的任志强成了“最关心群众”的人。我们似乎只能回到计划经济时代，要靠“关心群众”的领导来改善我们的生活。你不同意这一点，就是“不明真相”，就是“少数人造谣煽动”。总之，这些主流派自由知识分子已经构成了一个保卫富人联盟，并对野蛮拆迁、不按市场价值给予经济补偿的经济掠夺表示了公开的支持。当掠夺起家可以被这样正当化时，当剥夺普通百姓的所有权也成了市场规则时，针对这种掠夺而产生的“仇富”情绪就有了坚实的理由。我们必须对这样的不义之财说“不”。如果听任这些人把持话语权力，那么权钱和知识三位一体的“右翼专制主义”就可能崛起。政府就无法从社会领域退出，而是把自己的权力向社会拍卖。个人的权利也无法得到保障。这也是我站出来和他们辩论的基本理由。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不可否认的成就。批判这些人不是要抹杀这些成就，也不是贬低他们过去的业绩。但是，中国是个走向未来的国家。中国已经发展到了这样的地步：没有政治体制的改革，经济体制的改革不仅无法深入，而且其果实也无法长久保持。要知道，所谓限制国家的权力、政府从社会经济领域逐渐退出、给个人更多的权利、给社会更大的自由等等，都更多地属于政治改革的范畴。国家在本质上是要扩张而非限制自己的权力，政府也不会那么情愿从社会经济领域自动退出。限制国家权力，让政府从社会经济领域退出，最根本的办法是培育个人的权利，培养草根社会的力量。而这一过程是很难设计的，只能走一步看一步，抓住一切机会，培育草根社会、让普通百姓发出更大的声音。这也是我和这些主流的自由派精英的本质不同：我一直为“网络民意”等等草根社会的声音而欢呼，即使在这一过程中泥沙俱下，甚至我个人也要顶着网络上的语言暴力。而他们则对这种声音充满了恐惧，视之为“不是民意”、“非理性”，似乎普通人永远是“不明真相”的。许多主流经济学家甚至私下开始讨论：民主的“交易成本”太大，还是绕开为好。对我来说，这是对中国之长治久安的最大威胁之一。
我不是左派。即使是那些主流们，也无法把我描述成左派。我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大学毕业的人。但是，我的立场，已经很难用八十年代的词汇来界定。在我看来，这是一种进步。中国的改革，需要走出八十年代的自由主义。这，也是本书的目标。
文摘贫富不均，对中国不仅是个政治挑战，也是个经济挑战。主流经济学家面对这种问题，总是会出来说：要让市场解决问题，要先把饼做大，然后大家都有吃的。他们回避的问题是：一个贫富严重不均的社会，饼不可能做大。
最低工资、对穷人的医疗救助等等，从已知的市场原则来分析都未必说得通，但也都融入了世界最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中，对维系这些社会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这充分说明市场原则的有限性。我们同时相信，人类的道德原则和价值观念，是比市场规律更高的正义。这种正义，也是我们用来不断修正不完美的市场所创造的社会不公平的依据。
如果中国的老百姓能够像美国的老百姓那样，自己投票决定是否在自己的社区内建经济适用房，如果他们能够成为陪审团的一员，有权决定一个房产大亨是该无罪释放还是该进监狱，那么茅先生和他所代表的富人们，对穷人说话就会客气多了。
亚洲发展银行的报告，不仅指出了中国是亚洲贫富分化最严重的国家，而且这一趋势还有增无已。照这样的速度发展下去，中国的基尼数字，很快会赶上非洲的一些穷国。而在那些国家，既无社会稳定，也无政治稳定，更无经济的繁荣。
在西方发达国家，它有制度化的方式来抑制富人的权利。比如竞选，每一个的捐款多少有一个控制，防止富人通过金钱的方式，谋得过多的政治利益。金钱多少可以不一样，但权利要平等。成熟社会有一套这样的方式。在没有这一套的时候，仇富的这种心理，包括仇富的道德，对社会很有益。
至少我们这代人，没有创造出什么值得后辈阅读的中文。你要是听茅于轼、吴敬琏们用“只有富人得到保护，穷人才能变富”、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类话谈市场经济，你就永远不可能懂市场经济，而且真到了市场经济的国家也会被人家笑话。我给你出个题目，把茅、吴这两句话翻译成英文，看看能否放在任何美国的媒体上。真翻译成英文，肯定是野蛮语言。在文明社会，这样的句子谁能找到呢？那些为这两位辩护的人，许多是出过国的。让他们举个例子吧。总而言之，我们的语言本身已经变得野蛮了。乃至这种话中文里可以有，还有许多人拥护，但英文里不能有。这简直就是处于两种进化阶段的语言。
中国的穷并不是仇富所致，而是贫富分化太严重、穷人缺乏保护的结果。这也是亚当•斯密的观点。主流经济学家和自由派至今对此也无法面对。《南方都市报》的编辑枪毙我的稿件，一个潜在的原因就是他们认为中国仇富情绪太危险。其实，这不过是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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