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富:当下中国的贫富之争(当下中国的贫富之争，中国公众意见领袖最新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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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 薛涌
基本信息·出版社：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文艺出版社
·页码：264 页
·出版日期：2009年10月
·ISBN：9787539933955
·条形码：9787539933955
·包装版本：第1版
·装帧：平装
·开本：16
·正文语种：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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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仇富:当下中国的贫富之争》内容简介：至少我们这代人，没有创造出什么值得后辈阅读的中文。你要是听茅于轼、吴敬琏们用“只有富人得到保护，穷人才能变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类话谈市场经济．你就永远不可能懂市场经济，而且真到了市场经济的国家也会被人家笑话。我给你出个题目，把茅、吴这两句话翻译成英文，看看能否放在任何美国的媒体上。真翻译成英文，肯定是野蛮语言。在文明社会，这样的句子谁能找到呢？那些为这两位辩护的人，许多是出过国的。让他们举个例子吧。总而言之，我们的语言本身已经变得野蛮了。乃至这种话中文里可以有，还有许多人拥护，但英文里不能有。这简直就是处于两种进化阶段的语言。
中国的穷并不是仇富所致，而是贫富分化太严重、穷人缺乏保护的结果。这也是亚当·斯密的观点。主流经济学家和自由派至今对此也无法面对。《南方都市报》的编辑枪毙我的稿件，一个潜在的原因就是他们认为中国仇富情绪太危险。其实，这不过是一种本末倒置的看法。我从来不认为中国传统有严重的仇富倾向。相反，中国自明清以来经济非常市场化，社会对贫富分化的容忍力比其他社会恐怕更大。如今世界的发达地区，香港、新加坡等地贫富分化就属于最大的，社会也很稳定。这说明中国文化中并没有特别的仇富传统。同时，我们再看看世界上贫富分化最严重的三十几个国家，哪个国家的仇富情绪不威肋、社会稳定？人都是人。中国人未必是更好的人，但也不一定是比人家更坏的人。一个社会贫富分化到了这个地步，换谁当穷人都会仇富。中国的穷人相对还算厚道的。
作者简介薛涌，中国公众意见领袖。198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曾在《北京晚报》、社科院政治所工作，后来获耶鲁大学历史博士，现在美国任教。已经出版有《右翼帝国的生成》《直话直说的政治》《文化的边境》《炫耀的足球》《美国是怎样教育精英的》《精英的阶梯》《草根才是主流》《学而时习之：论语研究之一》《一岁就上常青藤》等书。此外，他还长期为海内外报刊撰写评论文章，被认为是中文世界最有影响力的意见领袖。他的新浪博客有2000多万的访问量，吸引了大量高素质的读者，被认为是思想文化类博客的冠军。
编辑推荐《仇富:当下中国的贫富之争》：
中国社会底层的“仇富”情绪，基本合理。开发商想拆你的房子就拆你的房子，还不许人仇恨吗？换你你也仇。
人类文明的两大遗产，民主和基督教，都和仇富有关。仇富就是民主的开始。基督教不是仇富吗？它说贫困给人带来美德，富人进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对财富批评得非常厉害。亚当·斯密也可以说仇富，因为他对工商势力攻击得非常厉害。美国不仇富吗？美国当然仇富啊。爱德华兹竞选总统本来势头不错，后来因为他花了400块钱理个发，他的总统梦就此基本就终结了。
我可以做个和主流相反的、不成熟的预言：中国现在其实还处于最好的日子之中，但二十年后可能会衰落，原因绝对不是没有保护富人。
吴敬琏、江平、茅于轼等一些主流派自由知识分子已经构成了一个保卫富人联盟，并对野蛮拆迁、不按市场价值给予经济补偿的经济掠夺表示了公开的支持。当掠夺起家可以被这样正当化时，当剥夺普通百姓的所有权也成了市场规则时，针对这种掠夺而产生的“仇富”情绪就有了坚实的理由。我们必须对这样的不义之财说“不”。如果听任这些人把持话语权力，那么权钱和知识三位一体的“右翼专制主义”就可能崛起。政府就无法从社会领域退出，而是把自己的权力向社会拍卖。个人的权利也无法得到保障。这也是我站出来和他们辩论的基本理由。
贫富不均，对中国不仅是个政治挑战，也是个经济挑战。主流经济学家面对这种问题，总是会出来说：要让市场解决问题，要先把饼做大，然后大家都有吃的。他们回避的问题是：-个贫富严重不均的社会，饼不可能做大。
最低工资、对穷人的医疗救助等等，从已知的市场原则来分析都未必说得通，但也都融入了世界最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中，对维系这些社会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这充分说明市场原则的有限性。我们同时相信，人类的道德原则和价值观念，是比市场规律更高的正义。这种正义，也是我们用来不断修正不完美的市场所创造的社会不公平的依据。
如果中国的老百姓能够像美国的老百姓那样，自己投票决定是否在自己的社区内建经济适用房，如果他们能够成为陪审团的一员，有权决定-个房产大亨是该无罪释放还是该进监狱，那么茅先生和他所代表的富人们，对穷人说话就会客气多了。
亚洲发展银行的报告，不仅指出了中国是亚洲贫富分化最严重的国家，而且这-趋势还有增无已。照这样的速度发展下去，中国的基尼系数，很快会赶上非洲的一些穷国。而在那些国家，既无社会稳定，也无政治稳定，更无经济的繁荣。
在西方发达国家，它有制度化的方式来抑制富人的权利。比如竞选，每-个的捐款多少有-个控制，防止富人通过金钱的方式，谋得过多的政治利益。金钱多少可以不一样，但权利要平等。成熟社会有一套这样的方式。在没有这一套的时候，仇富的这种心理，包括仇富的道德，对社会很有益。
目录
前言：我为什么要辩论？
最低工资制：右翼专制主义的表现
警惕右翼专制主义的崛起
收一收既得利益的心态
中国到了“羊吃人”的时候了吗？
我为什么写《中国不能永远为世界打工》？
中国的发展不能依靠人口红利
市场并不仅仅属于暴发户
资本的道德
张五常凭什么给中国的老百姓定工资？
布莱尔与东莞民工
中国工人的月薪应该是多少？
高薪才能维持高发展
市场经济需要文化的滋养
开私车的怎么成了弱势群体？
开发商是怎么赚钱的？
感恩是人的基本品德
被逼着感恩时应该怎么办？
低薪是中国的比较优势吗？
盖茨帮助我们反省市场经济
土地制度：对江平、吴敬琏的批判
从世界史看土地使用权
从承包到宪章——从世界史的角度看产权
城市准入与共同体精神——从大历史看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治安
我们必须拒绝一个隔离的社会
普通法传统中的私有产权
有自由才能有秩序
新伦敦案能证明拆迁合理吗？
拆迁纠纷应试行陪审制度
江平教授，请你公开道歉！
知识界需要“清理门户”
21世纪的中国应是法学家时代
橄榄球社会
重植被切断的草根
谁把社会分成了精英与草根？
“吴市场”为什么反市场？
吴敬琏先生，请公布你的收入来源
吴敬琏该不该公布收入来源？
吴敬琏：什么叫极少数人挑拨煽动？
仇富：对茅于轼的批判
中国歧视富人吗？
从民工被打看“首先保护富人的权利”
为富人说话能为穷人办事吗？
茅老是好人，但难道不能批评吗？——我为什么终止和《南方都市报》的合作
中国媒体的潜规则
我和新浪是什么关系？——答冯一刀先生
我和“博客中国”是什么关系？
关于冯一刀事件的澄清声明
茅于轼真不主张首先保护富人吗？
要勤劳致富，就必须保护穷人
崇拜财富并不能创造财富
学者要有些体育训练
只有保护穷人，穷人才能变富
贫富分化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吗？
中国的廉租房难道还赶不上五百年前的欧洲？
茅于轼有什么资格说穷人懒？
茅于轼错在哪里？
北京提出了住房建设的好模式
我们应该从经适房丑闻中学什么？
经济适用房真是无药可治吗？
用经济适用房改造棚户区
发展经济适用房的两策
各方反响：你为谁说话？
是茅于轼被歪曲，还是我被歪曲？一一兼论自由与平等
“说话”就是“做事”——答邝海炎先生
说话的人要把话说好——再答邝海炎先生
保护茅于轼的社会病理分析——答笑蜀
“炮打茅于轼”之社会病理分析（笑蜀）
笑蜀：你已经不是孩子
忠告薛涌：你需要上做人的启蒙课（笑蜀）
告笑蜀：请学习民主自由的基础课
请容忍骂人一一回复网友的质疑
为与《南都》决裂一事答网友
就和《南方都市报》断绝合作关系再答网友
贫富共和——妥善安排穷人和富人关系的唯一出路（秋风）
按事情的本来面目进行讨论（肖雪慧）
《南方人物周刊》访谈：你为谁说话？（何三畏）
薛涌：我就自封“新右”如何？
徐友渔：“仇富”的现实危害被夸大了
一个公共话题的左右说——薛涌先生访谈（《新生代·调查》）
“反智主义”的崛起
代跋：当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失灵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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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这部集子，以我几年以来和吴敬琏、江平、茅于轼等人的“单方面辩论”为主干。之所以说是“单方面”，主要是因为这些人从来没有对我的批评正面回应过，甚至一直在回避和我辩论。是不是我的观点过于浅薄、不值得回应呢？有位朋友告诉我：在北京由众多方家出席的学术会议上，我的观点不断地被提起来批判，甚至成为会议的主题，但批判者都回避提我的名字，好像生怕沾上是非。我的言论的“恶劣影响”，也是被这些人所深恶痛绝的。但是，他们选择不直接通过辩论来清除这些“恶劣影响”。一些和他们志同道合的媒体开始拒绝刊登我的稿件。有的媒体曾千方百计地请我充当专栏撰稿人，但是，一旦我批评上述诸公的文章见诸于世，当初自己找上门来的热情编辑立即中断与我的联系，甚至连简单的回信礼貌也不讲了。总之，在“自由派”的主流知识分子和媒体中，我是个必须回避的人。
为什么他们对我的态度会这样神神秘秘？这让我想起一位编辑告诉我的“业内人士”对我的评价：“薛涌的文章，如同公牛闯进瓷器店，不分青红皂白地乱砸一气，什么都不认。”在他这位好心人看来，一切都是因为我长期生活在国外，不了解中国的“国情”，不知道谁和谁应该是一头的，乃至动不动会掉转枪口，对这自己一方进行扫射。
在我看来，这也许恰恰说明了我这些文章的意义。
文摘最低工资制：右翼专制主义的表现
警惕右翼专制主义的崛起
最近的中国，有一股右翼专制主义的思潮正在崛起。这种思潮的危险在于，它的倡导者常常是过去的自由派人士，对抱有自由主义价值的人有相当的迷惑性。我们如果对之丧失警惕，使之占领我们的体制，中国现代化的转型就又添一番曲折。
这种右翼专制主义的思想，在一些主流经济学家的言论中已经体现得非常清楚。比如他们几乎一致排斥老百姓对改革的参与，对网上民意充满了恐惧。从张维迎的“正确的观点不用投票”，到樊纲的“网民不代表民意”，他们想方设法地阻止而不是鼓励老百姓的政治参与，把老百姓的心声妖魔化为“非理性”。《经济观察报》干脆把那些“希望把争论扩大到全社会，进而影响政府决策”的人归之为“反改革势力”，暗示改革只是一小部分人的特权。
话说得最明白的，当属清华大学教授李稻葵。他公开提出发展中国家民主要缓行，对法治“不能神话”。他不希望老百姓参与关系到自己切身利益的公共讨论，要回到“不争论”的时代，甚至反对公开利益集团的冲突，构想着一个没有任何透明性的社会。他还具体地指责媒体不负责任，搬出所谓的美国模式，认为由几个大财团集中控制的媒体才是负责的，暗示对媒体要加强集中管理。他甚至耸人听闻地声称，现在网上对主流经济学家的一些攻击在美国已经构成了诽谤罪。
真是如此吗？我在美国生活了十几年，还没有看到网民因攻击公共人物而被判诽谤罪的一个案例。相反，老百姓攻击公共人物受到充分的法律保护。比如2004年总统大选时，一批越战快艇队老兵组织起来攻击克里。他们不仅是网上骂骂，而且拍摄电影，在全国各地的电视上放映。连保守派的评论家也指出他们的片子充满不实之词。克里在大选之中和之后都曾考虑起诉对方，后来还是不了了之。在美国，小人物“诽谤”大人物，在法律上享有非常充分的保护。美国在建国之初，政府一度曾经想管管媒体。第一，那时确实不少人在报纸上匿名造谣诽谤；第二，当时和法国就要发生战争，保持稳定非常重要。于是，亚当斯领导的联邦党人，于1798年在国会通过了“煽动法案”，严格打击对政府官员的攻击和诽谤。然而，这一法案变得如此臭名昭著，促成了亚当斯在1800年大选中的失利，联邦党也很快寿终正寝。甚至亚当斯晚年还极力试图撇清自己和这个法案的关系。不知道在美国读过书的李教授是从哪里搬来的美国规矩？中国如今竟出现写本小说也被判诽谤罪的事情。请问李教授希望把媒体管成什么样子？
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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