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指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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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杨祖陶，邓晓芒 著
出 版 社： 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1-12-1字数： 345000版次： 1页数： 437印刷时间： 2001/12/01开本：印次：纸张： 胶版纸I S B N ： 9787010034843包装： 平装编辑推荐
内容简介
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在哲学史上的经典地位是无可争议的。不理解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就不能很好地理解中国与西洋哲学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本书试图让大家有机会接触康德原典并培养解读康德著作的能力。
本书是一部导读性质的著作。由于篇幅关系以及为了不让各种外在考虑时时中断康德本人极其连贯的思路，基本上对历来各种有关康德的述评和见解未作引证和商榷，以便让读者能与我们一道切实地面对康德的原著，探讨康德本人在这部著作中所展现出来的思想。
作者简介
目录
再版序言
序
前言
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纯粹理性批判》产生的历史背景
第二节 《纯粹理性批判》在康德哲学中的地位及其结构
第三节 《纯粹理性批判》的主要思路
第四节 《纯粹理性批判》的总问题
第二章 先验感性论
第一节 感性认识的基本概念
第二节 空间和时间
第三章 先验分析论（一）：先验逻辑的理念和概念分析论
第一节 先验逻辑的理念
第二节 纯粹和性概念——范畴的发现
第三节 范畴的先验演绎
第四章 先验分析论（二）：原理分析论
第一节 纯粹知性概念的图型说
第二节 纯粹知性的原理体系
第三节 将一切对象总体上区分为现象和本体的根据
第四节 反思概念的歧义
第五章 先验辩证论（一）：先验幻想和纯粹理性的基本原理
第一节 先验幻相
第二节 作为先验幻相所在地的纯粹理性
第三节 理性概念或理念
第六章 先验辩证论（二）：纯粹理性的谬误推理——理性心理学批判
第一节 对理性心理学的分析
第二节 对理性心理学的批判
第三节 对理性心理学批判的要点
第七章 先验辩证论（二）：纯粹理性的二律背反——先验宇宙论批判
第一节 宇宙论理念的体系
第二节 纯粹理性的背反论
第三节 纯粹理性二律背反的裁决
第四节 纯粹理性二律背反的解决
第八章 先验辩证论（四）：纯粹理性的理想——先验神学批判
……
第九章 先验方法论
结束语
后记
媒体评论
书摘插图
康德提出“对象依照知识”这一理性批判的根本原理并由此在思维方式上掀起革命风暴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使哲学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然而，到底什么是科学，科学知识有哪些根本的特点，为什么数学、自然科学所取得的就是科学的知识，而形而上学所取得的就不是科学知识，并且，既然形而上学的知识不是科学知识，那么为什么人类理性又会不断地去追求和产生出这样的知识，哲学到底怎样才能提供真正科学的形而上学知识……如此等等，可以说要解决的问题千头万绪。究竟怎样着手，才能纲举目张，从而按部就班地一个个解决这些问题呢?经过深入细致的思考，康德发现必须以“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这个问题为纲，才能把对纯粹理性进行批判所需要解决的各种问题串联起来，使之逐步得到解决。对于这个问题的论证构成《纯粹理性批判》的“导论”的主要内容。
而这个问题的提出，首先是从科学知识本身的划分、即经验知识和先天知识的区别中引出的。
一、经验知识与先天知识的区别
康德在第二版“导论”的开头便提出：“毫无疑问，我们的一切知识都开始于经验。”这里所谓的“经验”（Erfahrung），主要是指感性印象或感官的直接知觉材料。这句话的意思是，对象作用于我们的感官而引起感觉、印象，然后我们的知性对它进行加工、整理、综合，便得到关于对象的知识。但康德又把这个作为知性加工的结果的“关于对象的知识”也称为“经验”，而这两个“经验”的含义是有不同的：前者仅指直接的感知，后者还包含了知性对直接知觉的加工改造的作用等等。在《未来形而上学导论》第18节中，康德曾对此作了一个区分，即把前者称为“知觉判断”（Wahrnehmung-surteil），把后者称为“经验判断”（Erfahrungsurteil）（Erfahrungsurteil），而把两者共同称为“经验的判断”（das empirische Urteil）（或译“经验性的判断”）。但在《纯粹理性批判》中，“经验”一词的用法是不很严格甚至是有歧义的。然而，无论如何有一点是明确的，即在康德那里，知识终归是经验的知识，就是说，一切知识都从经验开始，以经验为内容，而知识的进一步扩展也是以经验为基础的，超出经验则没有任何知识可言。用康德的话说：“因而按时间上说在经验之前我们没有任何知识先行发生。”康德认识论显然正是从经验派的认识论止步的地方开始起步的。
康德对传统形式逻辑是非常重视的。可以说，形式逻辑是他自已提出先验逻辑的一个出发点，他视之为一切正确思维方法不可或缺的基础，因为它不但提供了真理之普遍形式的标准，也建立了知性思维之分析使用的法规。但康德又看到，要获得真理性知识，光是有形式逻辑还是不够的，因为真理的普遍形式标准固然是真理不可缺少的消极条件（必要条件），但并非积极条件，它不足以揭露内容的错误，形式上合乎法规（不自相矛盾）的知识仍有可能与其对象、内容相矛盾而不成其为真理。此外，思维之功用也不仅在于分析的使用，更重要的却在于综合，不仅在于说明现有的知识，更在于获取新的知识。由于形式逻辑的这些缺陷，康德认为，必要建立一门新型的逻辑学来补充形式逻辑撇开内容、只谈形式的不足，但又不能像后天经验科学的“特种的逻辑”那样，只是某门科学的工具论（organon），而没有普遍性和先天的必然性。新逻辑应该力求成为“纯粹理性的工具论”（Organon der reinen-Vemunft），即以纯粹理性本身为对象、并能产生纯粹理性体系的“工具”，而“纯粹理性批判”则是对这工具的预先检查和“准备”。因而新逻辑既是特种的、与内容密切相关的逻辑，但这“内容”又不是经验知识的内容，而完全是纯粹理性本身的先天知识内容，因而它同时又是纯粹普遍性的逻辑，也就是说，它是纯粹普遍逻辑（形式逻辑）和特种逻辑（经验科学的工具论）各自长处的一个结合。它既有形式逻辑的先天性，又有工具论对于对象的能动的综合功能，而不仅仅是分析性的。这就是“先验逻辑”。
五、对“原理分析论”的短评
在康德的整个“先验分析论”中，如果说概念分析论给“人为自然界立法”这一总体构想提供出严格的概念框架的话，那么“原理分析论”则是对于如何具体运用这一框架去建构人类科学知识、对于人为自然界所立法规的条款、体系及其形成方式的详尽描述。这一描述就其规模、条理性和深刻性而言，的确是空前的，因为从来没有人将人们习以为常、时时运用的那些范畴按其内在的逻辑关系从经验知识中提取出来，并对其构成我们知识的作用机制作出如此深入的剖析。在这里，贯穿始终的是这些范畴作为认识主体的能动活动对杂乱无章的、偶然的经验性材料所进行的综合统一，惟有依赖这一活动，认识的对象才作为一个层次分明、等级井然、有条不紊的客观对象、即作为一个科学知识的对象而向人们呈现出来。这样，科学理性的权威便在受到怀疑论（休谟）的猛烈冲击之后，又重新站稳了脚跟，人们可以更有信心地运用自己不可动摇的先天知识（范畴），按照严格的程序去不断扩大自己经验知识的范围，因为他们现在已懂得了自然科学“如何可能”的道理，从知性（或理性）的根源中发现了一切自然规律的必然性根源。
当然，这一切并不是没有代价的。由于康德并没有彻底摆脱传统知性的形而上学片面性，他对认识论中主体能动作用的发掘，是以把真正客观的对象作为“物自体”排除在认识范围之外为前提的。他禁止人们把他通过主体建立起来的自然界规律看做事物本身的（物自体的）规律，认为这只不过是人们头脑中所呈现出来的现象世界的规律，它即使具有不以个人意愿为转移的“客观实在性”，但却归根结底是人类理性在主观表象中所发生的事情，绝不具有本体的真正客观性或绝对实在性。康德的唯心论比以往一切唯心论的高明之处，在于他不是简单地用主观去排斥或吞并客观，而是在主观基础上能动地去建立客观，这一总体思路在认识论中所具有的划时代意义，绝不亚于哥白尼在天文学中的伟大发现。后来整个德国古典唯心主义都是沿着这一思路而日益深入，直到发展出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本体沦相统——的实践学说或唯物辩证法，由此都可窥见康德不可磨灭的功劳。
二、理性的逻辑运用
康德在此主要讨论了形式逻辑的推理。正如他把形式逻辑的判断首先区分为“分析判断”和“综合判断”一样，他在这里一开始也区分了“直接推理”和“间接推理”。但直接推理也像分析判断一样，不能产生出新知识，例如从“凡人都会死”推出“有些人会死”；只有间接推理才具有综合性，如由“凡人都会死”推出“一切有学问者都会死”，就需要插入“一切有学问者都是人”这一中介判断才行，因而这种推理的结论就是综合大、小前提而得出的新知识。所以康德认为，“作为规则的大前提在一个知识和它的条件[即小前提]之间所预设的关系，就构成了理性推理的各种不同类型”，它们是直言的、假言的、选言的三种推理，是与“关系判断”（即判断分类表中第三项）之分为直言、假言、选言三种判断相应的，因为，直言推理以一个直言判断为大前提，假言推理以一个假言判断为大前提，选言推理以一个选言判断为大前提。除了从这三种关系之外，康德认为从量、质和模态方面都不足以对理性推理进行划分或分类，因为所有的理性推理都同样具有量的普遍性、质的有效性和模态的必然性，只有在关系上是不同的。
总而言之，康德提出理性的逻辑运用来讨论，是想从逻辑推理的形式中发现理性的作用和意图，这就是将知性判断所体现的统觉的综合统一性进一步扩展开来，不仅是对两个概念的联结加以统一，而且是对两个判断按照某种原则加以统一。“由此可见，理性在推理中力图将知性知识的大量多样性归结为最少数的原则（普遍性条件），并以此来实现它们的最高统一。
四、对康德“理性”学说的短评
康德在“先验分析论”中所讨论的有关知性范畴及其运用的学说，是要解决人类自然科学知识如何可能的问题；而在“先验辩证论”中，按照康德的计划，是要解决形而上学即哲学知识如何可能的问题，为此他提出了不同于知性的（狭义的）“理性”及其概念（理念）的学说。在他看来，这是我们惟一能借以判断过去一切形而上学乃至未来任何可能的科学形而上学的各种问题的理论前提。然而，康德在这里所要研究的主要已不是“真理的逻辑”，而是“幻相的逻辑”，即研究传统形而上学作为知识在何种意义上是不可能的（亦即是幻相）。只是由于对理性幻相的批判本身就具有引导到未来真正科学形而上学的作用，这种讨论才同时具有揭示真理乃至导向最高真理的积极意义。所以在康德看来，尽管一切先验幻相的谬误的总根源最终在于理性本身的自然倾向，但这并不妨碍理性被视为人类最高级的一种认识能力，其作用在于对人类知性的自身统一性作一种最高层次的综合，从而为人类认识的系统性及不断地把握未知事物的能动的开放性作出独特的、不可或缺的贡献。
可见，康德理性学说的提出正是在其知性学说中已经奠定的关于人的认识能力的主体能动性思想进一步贯彻到底的结果。这种主体能动性首先在于把杂多东西综合为一，使之成为与主体相对立并为主体所“把握”（begreiffen）的客体或对象；其次还在于这种综合为一的活动体现为按照不同阶段或层次不断上升的努力，最终达到对理性的理念的不懈追求。理性对知性的超越正体现在这种综合统一的更高层次之上。如果说知性虽以自我意识的先验统觉为动力，但毕竟要依靠感官对象才有其用武之地，因而还是表现为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那么，理性以知性本身的综合为对象，这就完全是认识主体的纯粹自身关系了。因而理性才真正是人类认识的彻底能动性的体现，因为它不再局限于知性所面对的一时一事或可能经验的对象，而是超越一切经验对象并立足于主观“应当”的价值标准来提出认识的最终使命。实际上，当我们深入到认识主体的能动性来看待认识论和真理问题时，问题本身就不可避免地牵涉到价值问题和善的问题了，认识和实践最终无非是人的自由本性的表现而已。可惜的是，康德并未意识到这一层，相反，他极力要把思辨理性和实践理性割裂开来，把理性在认识领域对知性的最高统一作用贬为只是一种虽有必要、但本身是导致“幻相”的可疑的作用。这就极大地限制了其理性学说在高扬人的主体能动性方面的意义，也是其后继者如费希特等人对“批判哲学”进行超越和扬弃的突破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