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元时代生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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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 陈存仁
基本信息·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页码：479 页
·出版日期：2007年
·ISBN：7563365370/9787563365371
·条形码：9787563365371
·包装版本：第1版
·装帧：平装
·开本：32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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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银元时代生活史》的作者系30年代上海名医，他以亲身经历为主要线索，描述了上海近半个世纪的物价变动；描摹了作者所接触到的各阶层人士的生活、思想状况，其中不乏名人逸士、政界要人，如章太炎、丁福保、于右任、吴稚晖等。作者从市民的视角出发揭示了这些人物的普通生活的一面，对老上海的民情风俗、市井生活有详细而真实的描写。该书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其对物价的真实记录、对取缔中医案引发的中医集会抗争的内幕等的描述，均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作者简介陈存仁（1908-1990），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名医。原名陈承沅，出生于上海老城厢一衰落绸缎商人家。在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毕业后，师从丁甘仁、丁仲英父子，1929年自设诊所，独立行医。1935年，主编三百余万字的《中国药学大辞典》，后由上海世界书局出版。1937年，东渡日本，收集汉医书籍四百多种，整理出版《皇汉医学丛书》。1949年，赴港行医。1957年，被推选为香港高级慈善机构东华三院总理。1964年，获韩国庆熙大学名誉博士衔。同年，编撰出版《中国医学史》。1970年，被选为香港苏浙同乡会副会长。1979年，应日本“讲谈社”之邀，编撰《中国药学大典》（共四大册，1982年正式出版）。1980年初，获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名誉博士衔。1990年9月9日，病逝于美国洛杉矶寓所。
编辑推荐一位老中医的民国生活札记。阿城、沈昌文、王学泰、赵珩、雷颐中，鼎力推荐！
写老上海的书，这《银元时代生活史》最好！——阿城
这样的书，让我这个当年上海的“小瘪三”大开眼界！——沈昌文
时代的写真，生活的侧影，一个时代的结束，并不意味着记忆的消失……——赵珩
目录
第一章一块钱尽是血泪
第二章地窟下藏银揭秘
第三章事章太炎以师礼
第四章结婚前失恋滋味
第五章抗争后中医不废
第六章药王庙遭遇离奇
第七章吴稚晖妙喻性理
第八章于右任图报知己
第九章丁福保指导购地
第十章李时珍墓前萋萋
第十一章编药典百折不挠
第十二章城隍会别具深意
第十三章游日本风俗怪异
第十四章接财神空有所期
第十五章谢利恒师请回忆
第十六章上海滩人才济济
第十七章法币成功银元废
第十八章市面繁荣风气改
第十九章为防牵累急走避
第二十章一枚银元值千亿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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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书摘
后记值此父亲诞辰100周年之际，谨重刊此书以为纪念。
我的父亲名保康，字存仁(又名承沅)，于1908年出生在上海老城厢一个世代经商之家，祖上饶有资产，祖父及其五房弟兄在大东门一带开设了两家衣庄和两家绸缎庄。然而，在父亲八岁那年，由于经营不善，家道中落，两家衣庄及绸缎庄全部变卖还债，而祸不单行，祖父又罹急病遽然西归。孤儿寡母，没有了经济来源，全靠亲友接济度日，艰难困苦，可想而知。幼年的父亲便是在这样贫困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父亲十多岁时，中学毕业后，在伯祖的资助下，根据祖父要让父亲学医的遗言，投考了由丁甘仁先生创办、由谢利恒先生任校长的“上海中医专门学校”。
为了阅读中医典籍，父亲又先后拜姚公鹤先生和章太炎先生为师，补习国文。由于家境贫困，父亲在读书之余还应征为丁福保先生做过抄写和剪贴工作，并时常忙里偷闲，写些短文，用“存仁”或“绿豆”作笔名，投寄当时《申报》的副刊“常识”和小报《晶报》、《金刚钻》等，以获取一些稿酬，补贴生活之需。由于生活的磨练，父亲从小养成了勤奋好学和写作的习惯，他一生除行医外，每天至少花两个小时写作，从不中辍。很多年后，父亲青年时代的朋友秦瘦鸥世伯，在一篇文章中回忆说：我和陈存仁年龄差不多，“加上都爱爬格子，向大小报投稿．于是很自然地碰到了一起(这也许就是佛教所说的缘分吧)。可我们在性格上毕竟还有差别：他沉着稳重，克制力很强，我则大胆好奇，喜爱热闹。另外有几个游侣如姚克、鄂森等经常和我去餐馆或上跳舞厅，甚至跟着别人闯进赌场或妓院去，竟想在堕落的‘雪坡’上试一试‘滑翔’的滋味。陈存仁却从来不愿同行，几次之后，我们也不再邀他了。当时，我们都还纯真坦率，并没有为此责怪他没有哥儿们的义气。后来我变得懂事了，一经追想，更不由不对陈存仁的富于定力，不随波逐流，感到是一种可贵的品质，也使他在十几年后便功成业就，从无数的同道中脱颖而出”(《上海滩》1992年第6期)。诚如秦世伯所言，父亲的这种品质正是他日后事业成功的基本条件，而父亲这种优秀品质的形成，除了其幼年失怙、家境贫寒的客观环境的逼迫外，还得益于其所拜之师丁甘仁、丁仲英、谢利恒、姚公鹤、章太炎、丁福保诸位先生的教导和熏陶，这在父亲的著作《银元时代生活史》中有所反映。
父亲在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毕业后，先后跟随丁甘仁先生和其哲嗣仲英先生写方实习。在实习阶段，父亲就筹划创办一份医药防病保健卫生常识方面的报刊，名曰《康健报》，这个想法一提出来，便得到了丁仲英和丁福保先生的支持。父亲经过周密的筹备之后，终于刊行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份医药报刊。这份报纸有很多名医名人撰稿，且“编排格式新颖，大小标题做得引入注目，因此，才发行了二三期，就在社会上激起了一定程度的轰动”(《上海滩》1992年第6期)。《康健报》第一期就发行了一万四千份，以后，又获得八千户固定订户。
实习两年后，父亲获得了一定的诊病经验，获师同意后，便在山东路二号(南京路口)租得两间屋子，独立开设诊所，正式挂牌行医。由于初出茅庐，加上诊费订得较贵，开始一段时间病家并不多，每天只有三五个病人。当时父亲才二十岁，而人们选择医生总以为越老越有经验，为了适应这种心理，父亲有意识地成年穿着深色的长袍马褂，架一副平光眼镜，戴一项瓜皮帽，俨然成了一个“小老头”。在父亲的苦心经营下，数年以后，诊务有了较大的发展。这期间，父亲曾医好了于右任先生的伤寒病，与右老结下了一段友情。
1929年3月17日，为了抗议国民党政府中央卫生委员会提出的“根本提倡西药，推翻中医中药决议案”，全国医药界代表聚集上海总商会，召开“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商讨对策。父亲便是这场抗议运动的发起组织者之一。大会推举了五名代表赴京请愿，父亲是为代表之一。事后，父亲撰写了《三一七国医节事件回忆录》一书。这一事件后，父亲被卫生部聘为顾问。
1935年，父亲积数年之辛劳，主编出版了一部三百多万字的《中国药学大辞典》，由世界书局出版。《中国药学大辞典》一版再版，前后达二十七版。但为了编撰这部药典，父亲疲劳过度，得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症，休养了数月之久，才逐渐康复。两年后，父亲又主编了一部《皇汉医学丛书》，其中收集的汉医书籍达四百多种，亦由世界书局出版。秦世伯在他的文章中也谈到了父亲编撰《中国药学大辞典》之事，他说：“他的规划如此细致周密，不由我不觑着他那张镇定的脸，怔了好一阵子。孔子日：‘毋友不如己者。’这个陈存仁，岂但我所不及，简直使我五体投地了。”(《上海滩》1992年第6期)
1948年底，上海物价狂涨，货币贬值，生活无以为继，父亲不得已决定离开上海，到香港另谋生路。1949年初，父亲举家迁往香港。当时父亲所有的积蓄总共是九千港币，连订一间小公寓也不够。我一位在香港的外叔公问我父亲：“沅哥，看你在上海时气派还不小，你真的只有这么一点点?好了，我现在有些事去美国几个月，你一家四人就暂时住在我这里，不必付租。唯一条件就是我这个广东佣人跟了我多年，你用下去。”总算住的问题暂时解决了。在人生地不熟的香港，一切得从零开始。父亲又开始觅房设诊所，挂牌行医。香港多广东人，通行粤语，父亲深知，要赢得病家，必须克服语言的障碍，他特地聘用了两名粤籍少女作助手，一位担任挂号，一位充当翻译，自己则拼命地学广东话。同时，在行医之余，父亲仍勤奋地写作。他在香港销路最大的《星岛晚报》上辟了一个专栏“津津有味谭”，专门谈如何吃的问题，提倡在汤菜中加些中药的饮食疗法，这颇受素来讲究饮食的粤籍人士的欢迎。至今，香港五十岁以上的人对“陈存仁”这个名字仍很熟悉。这个专栏一写就是二十年，天天一篇，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从不间断。父亲从不收取一文稿酬，但文章刊登的版面位置是从不变更的，他希冀的是一种广告效应。很快，父亲便在香港打开了局面。
父亲一生致力于宏扬祖国的传统医学。1935年，父亲任中国医学院常务董事兼总务主任，为扩建学院，他亲自起草了集款建院的计划书，并自捐巨款，与各位董事倡导集款筹建了五座大厦。他一手创建的国医图书馆，所藏医书甚多，管理先进。然而惜逢“八一三事变”，新建大厦全部毁于战火。在香港，他参与创办了香港针灸学会，并被推举为会长。1978年，墨西哥芭蕾舞团应邀到香港访问演出时，应当时的香港总督夫人要求，父亲曾派自己的学生去为他们针灸疗伤，针灸几次后，该团几位首席舞星的腿伤霍然痊愈。数月后，这个学生被邀请到墨西哥为墨总统针灸。这件事也多少影响了香港英国人对中医药的看法。香港中文大学创建“中药研究中心”，聘父亲为“建筑基金会主席”，父亲非常高兴，不遗余力，以一人之力，筹得捐款达一千二百万元以上，为中药研究作出了贡献。
父亲一生致力于整理和研究祖国的传统医学，他除了早年编纂的《中国药学大辞典》和《皇汉医学丛书》外，到香港后，又陆续编纂了《中医师手册》、《医药常识丛书》、《中国医学史》、《中国药学大典》等著作。其中，《中国药学大典》是1978年应日本讲谈社之请而编纂的，当时父亲已年届古稀，他整整耗费了三年的时光，编纂完成了这部四大册的皇皇巨著。为了编纂这部巨著，父亲由于用脑过度，曾两度小中风。
除了医学著作之外，父亲还曾接受香港“大人”杂志之邀，连续撰写了《银元时代生活史》和《抗战时代生活史》两部关于旧上海生活的札记类书。父亲是老上海，生于斯，长于斯，又因工作关系，阅人无数，交游甚广，上至达官贵人，下至三教九流，几乎都有接触，加上他每天记日记，保存了丰富的资料，所以关于老上海的故事，往往信手拈来，便是一则兴味盎然的趣事。20世纪70年代初，香港拍摄了一部电视连续剧《上海滩》，轰动一时，而片头打出的特别顾问就是“陈存仁”，虽然他们并末征得父亲同意，但他仍很得意。
父亲一生行医，他的经验很丰富，诊断力很强，经过父亲诊断的病人，如中医药无法治疗，父亲就会告知病人，你得的是某某病，应找某某科专家，不然会误事的，许多次以后，连香港最有名的西医也不得不佩服父亲的诊断力之强。其实，父亲是一个很注重学习的人，他不仅注重中医药学的学习研究，而且同样认真地学习西医的理论和知识，早在1946年，他就曾聘请一位西医每天为他授课两小时，学习西医的病理学知识，如此坚持了两年之久。
父亲一生还参加了很多社会活动。1929年，他发起组织了三一七国医抗争活动。1948年，父亲被沪中医界选举为国大代表，他在大会中，对国事倒行逆施，感慨不绝，除中医提案外，不发一言，选举总统时，竟未投票，并将选票带回。1957年，父亲又被选为东华三院高级慈善机关总理。20世纪70年代中期，父亲被聘入选为香港苏浙同乡会副会长，这是在香港上海人的民间组织，历来由工商界的顶极人物担任名誉职务。
1985年，因年龄和健康的关系，父亲宣告退隐，并移居美国洛杉矶市。1990年9月9日，父亲在睡眠时因突发脑溢血而逝世。正如秦世伯在文中所言：“他走得很匆促，也很潇洒。”
父亲生前一直希望我能继承他的事业，跟随他学医，但因那时我就读于上海南洋模范中学，对理工科有兴趣，故未能听从父亲的意愿，弃理从医。几十年后，我却为此感到十分后悔，为当时放弃了这样好的条件，未能继承父亲的事业而深深遗憾。1992年，经朋友介绍，我在成都结识了对中药颇有研究的四川企业家李星炜先生，我们合资成立了一家生产中成药的制药公司，并发展成今天的三勒浆药业集团，以先进的生物技术来分析中药的有效成分，使中药更能发挥其效用，造福于人类，以此稍补我心底的遗憾。
陈树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