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现代化与社会变迁(日本社会学名著译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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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 富永健一
基本信息·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页码：365 页
·出版日期：2004年
·ISBN：7100036852
·条形码：9787100036856
·包装版本：1版
·装帧：平装
·开本：32
·正文语种：中文
·丛书名：日本社会学名著译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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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日本的现代化与社会变迁》作者富永健一为日本最著名的社会学家，曾任日本社会学家会会长，我国曾翻译过他的多本社会学专著作。《日本的现代化与社会变迁》是他近年来的一本新著，作者从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出发，对日本有史以来的社会变迁和近代的变化进行了简明透彻的阐述和分析，为作者数十年研究成果的一个总结，学术价值颇高。在方法论和历史事实上对我国学者极有启发性。
媒体推荐书评
《日本的现代化与社会变迁》（讲谈社，1990）是我的主要著作之一，此次由李国庆君（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和刘畅女士（人民日报社国际部编辑）译成中文，这对我来说是无上的喜悦。
在这本书出版的1990年，东亚的“四小龙”特别是台湾和香港引人注目的现代化与经济发展走上正轨，在其影响和邓小平政权的现代化路线指导下，中国的沿海地区和长江沿岸地区正在进入高速经济增长时期。相比之下，当时的日本正处于80年代后半期经济景气过热的最终阶段，此后不久泡沫经济破灭，日本进入了直到今天还未能从中摆脱出来的“平成萧条”。本书末尾部分的一段叙述反映了这一时期的状况，而对90年代以后的事情本书当然没有论及。
所有的历史事实都被打上了时间烙印，对历史事实加以分析的著作也都无法避免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陈旧。但是有一点非常重要，这就是本书并非历史学的书，而是社会学的书，因此本书的目的不在于单纯地讲述各种历史事实，而在于从“现代化与社会变迁理论”的观点对其加以分析。还有一点也很重要，虽然本书直接叙述的仅仅是发生在日本的事情，但是本书所分析的从日本现代化的各种历史事实中抽取出的理论性结论将对今后要实现现代化的亚洲各国给予重要启示。因此，本书虽然是在十年前写下的，但我确信，对今天的中国读者来说仍然完全值得一读。
1990年这一年还是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解体，冷战体制终结的一年。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21世纪已经不再是过去的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对立，而是“已实现了现代化的诸社会”与“处于实现现代化途中的诸社会”这两大集团之间相互对立的时代。20世纪80年代的法国创造出了“后现代化”一词，但正如我在本书的开头部分写到的，我对“后现代”一词持批评态度。按照我的观点，认为现代化已经终结是完全错误的，“已实现了现代化的诸社会”需要“现代社会的现代化”，而“处于实现现代化途中的诸社会”则需要“传统社会的现代化”。我想，“现代社会的现代化”的含义是，由于现代化制造出了环境问题和老龄化社会问题，因此，如果借用乌尔里希·贝克的话来说，就是进入了需要“自反性现代化”（reflexive Modernisierung）阶段。日本晚于西方走上现代化道路，经过60年代的高速经济增长加入了“已实现了现代化的诸社会”的行列，由于同时开始面临环境问题和老龄化社会问题，70年代以后进入了需要“自反性现代化”阶段。中国一方面还处于需要“传统社会的现代化”阶段，另一方面由于沿海地区和长江沿岸地区的高速经济增长，开始面临环境问题和老龄化社会问题，也进入了需要“自反性现代化”阶段。中国的现代化课题在这一意义上是双重的。
按照顺序，这里我要讲述我与中国的关系。1984年夏初，我接到了一封意外的来信，是未曾相识的苏驼教授用英文写成的，信中希望我在天津的南开大学研究生院集中讲授两个月左右的经济社会学。中国的社会学曾经遭受长期的禁锢，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社会学重新恢复，南开大学成为基地，而希望成为社会学恢复的承担者的研究生从全国各地涌来，热情极其高昂。苏驼教授在信中还写到，由我编著的《经济社会学》（东京大学出版会，1974）已经由南开大学出版，研究生们正在研读这部书。不久，我接到了译者之一、南开大学李文光教授的用词谦恭的日文信。
同年11月，我首次到访天津。此后我共4次到南开大学集中授课，也去了北京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和吉林大学，但是我至今难以忘记与南开大学研究生们最初的会面。当我到达南开大学后，他们马上到坐落在校内的专家楼来访问我。其中的杨继明君（现为深圳的企业干部）这样开口向我讲到：“向大学要求邀请先生来讲课的就是我们。我们想听先生讲的是，日本的现代化成功了，而中国还没有实现现代化，先生如何分析造成这一差异的原因?”我被这一直抵核心的问题设定深深地打动了。我回答说：“这是一个十分尖锐的设问，但要马上回答这个问题对我来说太难了，苏驼先生要我讲的是经济社会学，那就让我从经济与社会的角度，试着依次来回答这一问题吧!”
杨继明君用英文问这些问题，我也是用英文回答的。但是南开大学的研究生中有懂日文的庞鸣君（现在中国国务院市场公司）和严立贤君（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此外懂中文的东京大学研究生园田茂人君（现为中央大学教授）与我随行，他们也参加了这些交谈。我把这些问答看作我的中国体验的原型。因此，虽然我不会讲中文，但并没有为与他们的交往感到困惑。我用日文讲课，丁爱菊（南开大学教授的夫人）把它细致地翻成中文，研究生完全能够理解，他们听得非常热心，并把我所讲的一句不落地做了笔记。当时听我讲课的研究生有30人左右，他们当中很多人现在在中国各大城市的名牌大学作教授，或成为政府以及企业的要人。
后面将要讲到，这部《日本的现代化与社会变迁》是以德国图宾根大学的讲义为蓝本写成的，而1984年南开大学的讲义没有直接出版。这是由于我的经济社会学的构思在当时还没有非常成熟。我的经济社会学以后在发展南开大学讲义的基础上，出版了《经济与组织的社会学理论》（东京大学出版会，1997）。我1965年以《社会变迁理论》获得社会学博士学位（东京大学），又以《经济与组织的社会学理论》获得了经济学博土（京都大学）学位。此外，本书《日本的现代化与社会变迁》的姊妹篇、同样由讲谈社学术文库出版的《现代化理论》（讲谈社，1996）是以南开大学第二次讲义（1987）为蓝本的，担任第二次讲义翻译的是研究生之一的董兴华君，董君现在已经晋升至中国人民解放军师级的高位。通过以上的叙述我想强调的是，《日本的现代化与社会变迁》和《现代化理论》都是以南开大学的上述原始体验的印象为基础写成的。
与本书的译者之一李国庆君的初会是我从南开大学讲学回到日本不久的1986年。北京开设了日本学研究中心，我的好友、庆应义塾大学的十时严周教授是该中心的协力委员。李君在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社会学硕士课程期间作为研究生到东京大学留学，接受我的指导。李君的日文能力当时就已经达到第一级的水平，令我十分惊叹。
1989年我应德国图宾根大学日本学科的邀请，讲授后来成为本书的“日本的现代化”。我在德国期间，苏联和东欧的共产圈解体，东德和西德实现了重新统一（Weidervereinigung）。我于1990年3月回国，1992年3月60岁上从东京大学退休，受聘为庆应义塾大学环境信息学部和研究生院社会学研究科教授。真是不可思议的缘分，李国庆君此时也再次来到日本，到庆应义塾大学长期留学，在十时严周教授的指导下撰写以日本的地区开发为主题的博士论文。我在庆应大学与李国庆君再次相逢，并参与李君的博士论文指导和审查。经十时严周教授的介绍，李君在日本长野县农村长期居住实地考察，进行深入的个案研究，在此基础上用日文完成了大部头的博士论文《日本农村的社会变迁》，通过了博士论文审查，李君在回国后出版了此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我在开头写到本书由李国庆君和刘畅女士译成中文，这对我来说是无上的喜悦，这里面包含着我对从1986年以来与李君长期交往的回忆。十数年间李君励精治学，出色地成长为社会学专业研究者，并成为联结日本与中国的重要桥梁。回想起来，1986年我年值55岁，李君刚刚23岁。到了21世纪初年的现在，我已经70岁，李君也已经38岁了。但是38岁还很年轻。从李国庆君的来信得知，他正在从事中国的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研究。下面马上就要讲到，这是我在日本长期从事的研究题目之一。中国是一个地域辽阔的国家，民族众多，而且以共产主义为背景，因此与日本有非常大的不同，中国将来会产生出什么样的社会阶层研究成果，我将给予极大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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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该对本书《日本的现代化与社会变迁》（讲谈社，1990）作些论述了。如上所述，本书是我的重要著作之一，是在我25年以前取得社会学博士学位的论文《社会变迁理论》（岩波书店，1965）的延伸。《社会变迁理论》是纯理论的研究，而《日本的现代化与社会变迁》是将“社会变迁理论”运用于日本的历史，对日本现代化的社会史加以分析的著作。
读者一定会对我的这两部著作为何相隔25年的岁月感到疑惑。之所以相隔这么长的时间，是因为其间我必须从事多项研究。其中，我投入特别长的时间和庞大的精力从事的，就是由我担任研究项目负责人的以《日本的阶层结构》（富永健一编，东京大学出版会，1979）为题的大规模实证研究。为了完成这项研究，我专门到美国留学学习社会统计学和计算机，结识了聚集于国际社会学会（1SA）的“社会阶层研究委员会”（Research Committee on Social stratification）并在“社会阶层与社会流动”领域取得成果的美国和欧洲国家的许多专家。回国之后，以此为基础，组织日本年轻的研究人员，在1975年实施了全国性的“社会阶层与社会流动”调查，并与许多研究组成员一起，用计算机对大量的社会调查数据加以解析。这项研究的成果就是超过500页的编著《日本的阶层结构》。
对“现代化与社会变迁”研究来说，这一经验可以说是一个弯路。但是通过这项调查，我加入到美国和欧洲的许许多多优秀的社会阶层研究专家的行列当中，我的视野开阔了。社会阶层与社会流动的研究之所以可以定位于现代化与社会变迁研究的一环，其理由在本书第11章有说明。在《日本的阶层结构》出版之后，我有幸于1981年和1989年到德国的波鸿大学和图宾根大学讲学，此外还于1984、1987、1989、1992年到中国讲学。这些经历对于训练自己将日本置身于国际视野中加以考察起了重要作用。《日本的现代化与社会变迁》这一研究题目当然是直接针对日本的研究。但是，从《现代化与社会变迁》的角度来看日本的视角仅仅从日本的研究中是得不到的。因为它和“社会阶层与社会流动”一样，已经成为研究者遍及世界各地的国际性研究领域，因此国际视野是不可缺少的。从《社会变迁理论》出版算起25年，这看上去的大弯路对我来说决不是毫无意义的路边野草，它给我带来了宝贵的经验积累。
和日本的许多社会学家一样，我的社会学研究是阅读用西洋文字写成的文献（当然有日译本的用译著阅读），通过掌握西方现代思想而成的。我受到了来自马克斯·韦伯和塔尔科特·帕森斯的重大影响。我在南开大学的讲义中，也出现了以韦伯和帕森斯为首的大量西方学者的名字，研究生们把我的现代化理论和经济社会学讲义称作“西方社会学”。但是我决没有把自己在南开大学的角色视为西方社会学的代言人。如果是西方社会学讲义，当然是让西方学者讲述为好。而我是日本人，是从日本人的角度来看西方的社会学，我所讲述的当然是“东方人看到的西方社会学”。读过本书开始部分就会知道，我的现代化理论是以“日本的现代化是否意味着日本的西方化?”这一设问开始的，对于这一问题，日本人中给予肯定回答的人不少，而我的回答是否定的。“非西方社会的现代化不可能是单纯的西方化”，这就是富永命题。
我在本书中，将现代化分为“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社会现代化”、“文化现代化”四个部分，认为战前日本的现代化在“经济现代化”即资本主义化或产业革命上取得了成功，而西方的现代化中先行于产业革命的“宗教改革”（文化现代化）、“市民革命”（政治现代化）以及“家长制的解体”（社会现代化）并没有实现。我还主张，明治维新的口号是“王政复古”，而所谓王政复古就是使古代日本的天皇制超越700年的封建制得以复活，因此明治维新不是“现代化”而是“古代化”。现代化是对封建制加以否定，如果拿西方历史做个比喻的话，在日本的明治维新中，对封建制的否定就是复活古代罗马帝国，而宗教改革、市民革命以及家长制的解体对实现了明治维新的日本人来说闻所未闻。必须讲，在这些方面，日本的现代化与西方的现代化大体上是不同的。
20世纪80年代，我借助许多人的翻译，到中国各地作讲演。在这些讲演之后被反复问到的一个问题大致是这样的：“日本先于中国实现了现代化，是因为日本人不拘泥于传统观而引进了西方的价值观，中国做不到这一点，所以在现代化进程中落伍了，请问您认为中国应该怎样做?”我在本书中强调的是，战前的日本自大久保利通的“关于殖产兴业的建议”以来，把产业化作为国家目标加以追求，因而实现了经济现代化。在政治现代化领域，民主主义精神虽然经历了“大正民主”却没有顺利培育起来。在社会—文化现代化领域，家族共同社会和村落共同社会没有解体，一直是固守传统主义的价值观体系。中国听众的提问指的是战后的日本，战前日本决非“不拘泥于传统价值观而引进了西方的价值观”。在战后日本，战败推翻了战前的价值体系，战后改革和美国化得以深化，日本逐渐接受了西方价值。但是我认为战后日本的美国化有些过头。我认为今后的中国不应该搞过头的西方化。日本与美国和欧洲构成的三极结构的时代正在结束，21世纪将是美国、欧洲和中国构成的三极结构。在这一新的三极结构中，中国应该确立不同于西方的独自的社会—文化体系。
1997年，我从庆应义塾大学二次退休，受聘于武藏工业大学新设立的环境信息学部。从庆应大学到武藏工业大学，算起来我已经在环境信息学部工作了10年。我逐渐对环境社会学产生了兴趣，并撰写了《环境与信息社会学》（日科技连出版社，1997）。我是从事现代化理论和经济社会学研究的，关注环境是一个自然的归结。因为，现代化与经济发展正是产生环境问题的元凶。环境问题可归结为两点，一是社会体系从自然体系获取的资源过头，另一个是社会体系的废弃物排放超过了自然体系的净化能力。但是我们不能否定现代化和经济发展的成果。日本在取得了经济现代化的成功之后，在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开始面对公害问题。后来，虽然企业产生的公害问题通过环境立法解决了，但是汽车的废气排放和二噁英之类的环境问题还没有找到解决途径。
中国的环境问题诸如北京的沙尘暴、长江的泥沙化、黄河的断流以及内蒙古的沙漠化等等，大多还是产业化初期的问题。但是在21世纪中期之前，中国随着产业化的高度发展，不仅会出现汽车的废气排放问题以及二噁英问题，而且还会面对超越现在的科学技术水平的种种问题。我在10年前写下的《日本的现代化与社会变迁》还没有涉及环境问题。现在我对环境问题的关注是在“自反性现代化”的问题意识之上。关于这一问题，我在最近撰写的《社会变迁中的福利国家》（中央公论社，2001）中做了阐述。如果本书成为中国读者从“传统社会的现代化”到“现代社会的现代化”，再从“现代社会的现代化”到“自反性现代化”角度去思考的契机，将是我最大的喜悦。
编辑推荐《日本的现代化与社会变迁》作者文笔简炼、优美、可读性较强，相信会为我国读者所喜读。
目录
中文版序
日文版序
I现代化理论与日本社会
第一章 现代化与社会变迁中的西方与东方
一 现代化
二 现代化与社会变迁
三 社会变迁与价值变迁
四 理论模式：非西方后起社会现代化的诸条件
第二章 现代化理论及其课题
一 从历史概念的现代化到普遍概念的现代化
二 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现代化理论
三 70年代西德现代化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四 发达国家的现代化与后起国家的现代化
第三章 初期状态：日本的传统社会
一 现代化理论与日本的现代化
二 日本的古代社会与天皇制
三 封建制的建立
四 德川幕藩制
Ⅱ 日本的现代化
第四章 经济的现代化：产业化
一 日本产业化的开端
二 日本传统思想中产业主义的欠缺
三 作为国家目标的产业主义
四 产业主义与传统主义的冲突
第五章 政治的现代化：民主化
一 作为政治现代化的民主化
二 日本传统思想中民主主义的欠缺
三 民主化的第一阶段
四 民主化的第二阶段
第六章 社会—文化的现代化：自由、平等与合理主义
一 社会—文化领域的现代化
二 社会—文化领域价值传播的困难性
三 民族主义的高涨
四 家庭共同社会与村落共同社会
第七章 日本的战后社会与现代化
一 日本的战后社会
二 经济领域 高速经济增长
三 政治领域 战后民主主义
四 社会—文化领域 均等化的大众社会
Ⅲ日本社会的现代化与社会结构变迁
第八章 家庭的结构变迁
一 日本的传统家庭 家
二 日本的传统亲族 同族
三 家共同社会的解体
四 同族共同社会的解体
第九章 村落与城市的结构变动
一 日本的传统村落
二 传统村落的解体
三 日本的传统城市
四 日本城市的现代化
第十章 企业组织的结构变动
一 家经营体
二 政商与财阀
三 “日本式经营”
四 日本式经营的解体
第十一章 社会阶层的结构变动
一 前现代日本的社会阶层
二 战前日本的社会阶层
三 战后民主主义与社会阶层的平等化
四 机会均等化的趋势
第十二章 国民国家与国民社会的结构变动
一 明治维新的精神基础“国体”论
二 战前日本的国民国家
三 战后日本的国民国家
四 日本的国民社会
结语
十二年后的补记
注
内容索引
人名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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