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边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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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 曹锦清
基本信息·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
·ISBN：7532120570
·条形码：9787532120574
·包装版本：2001-01-01
·装帧：精装
·开本：32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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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黄河边的中国》可以说是《当代浙北乡村社会文化变迁》（1995年12月第1版上海远东出版社）的姐妹篇。这对姐妹，神应契合，貌却相异。说其“貌异”，是因为这两部书的调查范围、时间跨度与叙述体例各不相同；说其“神合”，是因为这两部书有着共同的企盼，即为我们直接身处其内并搅得我们心神不宁的社会文化急剧变动过程提供一点真切的感受与切实的理解。
作者简介曹锦清简介:
1949年生，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哲学系，86年在华东师范大学获硕士学位。曾任教于上海市城建学院，现为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著作有《现代西方人生哲学》、《平等论》、《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合著）、《中国单位现象研究》、《黄河边的中国》、《中国七问》等
其中《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一书是他与同事花了4年时间，在浙北的一个乡村进行实地调查的基础上著成，该书曾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黄河边的中国》一书在当年引起学术界的热烈反响，成为观察研究中国农村社会的翔实的资料，荣获第五届“上海文学艺术奖”。
编辑推荐《黄河边的中国》是一本对中国痛之切、爱之深的书，是一个上海学者在黄河边上的社会调查报告。全书分成上下二篇，详细记录了作者1996年5月——11月期间的日记式调查报告。
该书内容全面，通过作者的切实体验对当今中国乡村社会的现状提出了思考，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及探索性，颇值得一读。
目录
前言
上编 初入中原（1996年5月12日——6月26日）
5月12日 用何种方式进入调查现场
5月13日 认识汤小平
5月14日 参观大相国寺
5月15日 得到开封党校的协助
5月16日 信步铁塔公园
5月17日 包公祠断想
5月18日 在开封大学讲演
——从包公现象谈传统与现代化
5月19日 亲临黄河
5月20日 在河南大学讲演——再谈传统与现代化
5月21日 中原乡村调查第一站——D乡L村
5月22日 刘家年收支明细账
5月23日 一场意想不到的风波
5月24日 “护身符”与“明白人”
5月25日 再访村会计
5月26日 谁在发家致富竞比中占据优先地位？
5月27日 农民与乡村民主问题？
5月28日 如何理解“三农”与地方政权之关系？
5月29日 杨教授的“黄河课”
5月30日 来到X乡——一个李永成所熟悉的人情网络
5月31日 乡政府的困境
6月1日 一边修族谱一边外出打工
6月2日 一位普通农户的收支情况
6月3日 难以统计的“黑孩子”
6月4日 “能人”与“村霸”
6月5日 访农民企业家蔡化幸
6月6日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参观焦裕禄陵园
6月7日 名闻遐迩的南街村
6月8日 只能参观不能“入场”的南街村
6月9日 南街村的“能人现象”
6月10日 八里桥话关帝
——谈以恩报观念为中心的结合精神
6月11日 竹林村的带头人——赵铭恩
6月12日 谁来支付高昂的水利投资？
6月13日 当代采风
6月14日 内地的跑官、买官的现象
6月15日 “8·16”事件
6月16日 “4·28”事件
6月17日 穷病与富病
6月18日 “杞人”之忧
6月19日 村民对来访者的防范之心
6月20日 “有白馍吃，我们都心满意足了”
6月21日 一个值得重视的婚配现象
6月22日 三起纠纷
6月23日 四年换了四任县委书记
6月24日 念天地之悠悠
6月25日 再谈晋商精神与包公现象
6月26日 告别开封
下编 再入中原（1996年9月6日——11月21日）
9月6日 历史与理论坐标上的社会调查
9月7日 商谈第二期调查事宜
9月8日 农民的“三害”之苦
9月9日 阎部长两条指示
9月10日 “富民工程”真能“富民”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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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5月27日农民与乡村民主问题
上午，与老刘辞行。数日相处，别时依依。
此次蹲点调查，前后共六天。
回开封后，依然住在河大招待所。给盂、徐二兄挂电话，约晚上见面。我独自在旅舍整理调查资料。其中有若干问题需待进一步研究。
一、关于村民与村落。
北方平原上的村落人口规模，通常比南方大，甚至大得多。从村落中心到村落边缘的耕作距离，与村落规模大小成正比。故村落规模过大，会给耕种带来诸多不便。北方村落通常有数百户人家，上千户的也不少见，不知这是否与村落自身防务需要有关，因为在历史上，北方战乱明显多于南方。
中国古代乡村社会中，村民与村落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换句话说，中国解放前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村落具有什么样的性质？在我看来，这个问题关涉到我们对中国传统社会文化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理解。关于村落性质，有三种学说：一种是马克思的“马铃暮”说，该学说认为，集居在同一村落内的各农户在生产与生活条件上十分相似，他们各自主要与土地相交换，很少发生横向的经济联系，独立自足。如此说来，村落只是各独立农户的集合村。一种是阶级分化说，这一学说其实是我们进行土地革命的理论依据。该学说把村落内各农户分成若干阶级，各阶级彼此间开展阶级斗争。一种是共同体说，解放前的梁漱溟先生力主此说。
该学说认为整个村落是一个宗族或准宗族的共同体。这三种学说或许都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在散处不同地域的无数村落中，它们都能找到各自的理论原型。或许“马铃薯型”与“共同体型”只是中国村落的两种极端类型，而最大量的村落结构介于两种类型之间。
村落的“共同体型”与“马铃薯型”其实是由村落土地所有权性质所决定的。如果村落全部耕地属于全部村民，或属于村落之上的“领主”或“国家”，那么，村落便是一个共同体，无论土地由村落集体耕作还是按一定规则(如计口授田)分散给各农户耕作，情况都是这样。如果村落的全部土地属于各农户所有，各家庭成为相对独立自足的经济与生活实体，那么村落便是个“马铃薯”的集合体而已。从秦汉及宋明清的历史典籍来看，中国的村落基本上是“马铃薯”型的。故而国家的税赋单位是“户”而不是“村落”。乡村基层的行政管理是以“户”为中心的“保甲”制，而非村落。中国乡村不存在古代印度式或俄罗斯式的“村社”这种共同体。
中国乡村各村落内，农户之间一直存在着竞争与合作。竞争不仅在各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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