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颐和园（中国古代建筑知识普及与传承系列丛书·北京古建筑五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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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贾珺著
出 版 社： 清华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9-5-1字数：版次： 1页数： 300印刷时间：开本： 16开印次：纸张：I S B N ： 9787302197737包装： 平装内容简介
作者在中国古典园林史领域浸淫多年，又曾赴国外做访问学者，对于古建筑的文化传承，投入感情甚深，因此著述本书，实乃心血之作。
全书在大历史兴衰的语境之下，阐释了北京颐和园的前世今生，有着厚重的人文浓度，又不失恣意挥洒的表达。全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为前身清漪园的建造过程与历史背景、整体山水构架、建筑布局与庭园的风光，以及造园的意境手法。其中乾隆年间的盛世风华，洋溢在字里行间，甚至于乾隆对于西湖胜景的偏爱，对海外仙山的向往，以及对造园的出尔反尔，都被亦庄亦谐地笔调，细致地摹写下来，兴致盎然。然而笔锋陡转，历史兴衰，清漪园的奢华胜景，顷刻间在兵焚战火中化为齑粉，令人心生民族的慨叹。
下篇包括颐和园重建过程与历史背景，以及颐和园的帝后生活空间，及至现今的名胜景区。自从家国危难之际，慈禧挪用海军军费重建了颐和园以后，颐和园便背负了过于沉重的意义，湖光山色、亭台楼阁，再不复单纯的自然与艺术之美，砖石土木亦散发着历史的人文味道。
整本书犹如一场颐和园的时光之旅，皇家建造的故事，诗词歌赋下的赞叹，帝后的生活方式，甚至于每个局部景观的典故，亦是细致着墨，娓娓道来。精致的版面设计，典雅的文字，细细品味，唇齿留香。
作者简介
贾珺，1970年出生于江苏淮阴，2001年获得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建筑历史与理论专业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2006-2007任罗马大学建筑学院访问学者。现为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清华大学图书馆建筑分馆馆长、《建筑史》丛刊主编，主要从事中国古典园林史和中外建筑文化交流领域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至今已经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和清华大学基础研究基金各1项，在核心期刊和国际学术会议上发表论文60篇，参与编写学术著作4部，翻译学术著作2部。
目录
楔子 颐和园概貌
上篇：清漪篇
壹 清漪园的建造过程与历史背景
乾隆上谕
瓮山西湖
清漪园记
筑园动机
宏大工程
贰清漪园的整体山水架构
西湖情结
湖山改造
西堤六桥
钱塘余韵
衔山抱水
叁清漪园宫廷区与前山建筑
勤政乐寿
悠悠长廊
大报恩寺
高阁耸立
琉璃世界
画中畅游
肆清漪园的前湖与后山后河风光
昆明湖上
海上仙山
曲溪通幽
后山小景
水街集市
须弥灵境
七彩宝塔
伍 清漪园的造园意境
移天缩地
假山堆叠
巍巍城关
花木栽培
外围借景
象征寓意
水陆游线
下篇：颐和篇
陆 颐和园重建过程与历史背景
御苑沧桑
万寿献礼
恢复改建
巧匠杰构
戊戌庚子
柒 颐和园的帝后生活空间
仁寿大殿
玉澜宜芸
太后寝宫
等级差异
大小戏楼
捌 颐和园的名胜景区
景福益寿
金殿排云
明湖滉漾
清晏石舫
小园谐趣
结语
参考书目
致谢
插图目录
媒体评论
一切时代趋势是历史因果，似乎含着不可避免的因素。幸而同在这时代中，我国也产生了民族文化的自觉，搜集实物，考证过往，已是现代的治学精神，在传统的血流中另求新的发展，也成为今日应有的努力。 中国建筑既是延续了两干余年的一种工程技术，本身已造成一个艺术系统，许多建筑物便是我们文化的表现，艺术的大宗遗产。除非我们不知尊重这古国灿烂文化，如有复兴国家民族的决心，对我国历代文物，加以认真整理以及保护时，我们便不能忽略中国建筑的研究。 以客观的学术调查与研究唤醒社会，助长保存趋势，即使破坏不能完全制止，亦可逐渐减杀。这工作即使为逆时代的力量，它却与在大火之中抢救宝器名画同样有急不容缓的性质。这是珍护我国可贵文物的一种神圣义务。 ——梁思成
书摘插图
上篇：清漪篇
壹 清漪园的建造过程与历史背景
乾隆上谕
大清乾隆十五年，即公元1750年，是一个灰色的年份。年初到年终，全国从南到北有很多地方都发生了自然灾害，水灾、旱灾、雹灾，全赶上了。三十九岁的乾隆皇帝弘历（图1-O1）频繁应付救灾工作之余，还两次抽空陪伴皇太后钮祜禄氏出京巡幸，一次是去五台山进香，另一次是去拜谒东西皇陵，大概有请求菩萨和祖宗保佑一下的意思。可是灾害依然不断，年底的时候西藏又发生叛乱，简直是祸不单行。幸亏名将岳钟琪迅速平乱，并擒获逆首卓呢罗布藏扎什，算是为这一年画上了一笔亮色。不过就算没有这个好消息，相信乾隆帝的心情也不会太糟，因为一项筹划已的大型园林工程已于当年悄悄开工，皇帝苦心期盼的一片湖山胜景正在慢慢地由蓝图变成现实，足以抵消其他所有的不快。
这一年的三月，乾隆帝从五台山回朝后，接连下了几道重要的圣旨，主要是分别免去安徽、湖北、山东等受灾地区的赋税，还有一道则是嘉奖抚慰正式退休回乡的三朝老臣张廷玉。就在同月的十三日，皇帝还颁布了一条似乎与军国大事毫无关系的上谕：把北京西北郊的瓮山改名叫“万寿山”，把瓮山旁边的西湖改称“昆明湖”。这条上谕悄悄地透露出一个讯息：救灾工作如火如茶进行的同时，皇帝心爱的行宫园林也在紧锣密鼓的兴建之中。
瓮山西湖
北京西北郊山峦起伏，属于太行山的支脉， 自古被称作“神京右，其中凸起许多山峰，附近又有很多湖泊泉水，林木茂密，风光十分秀丽（图1-02）。瓮山就是其中的一座小山峰，山形比较平缓，有点像大坛子，因此被称为瓮山；另一个说法是有一位老翁曾经在此挖到过一个大瓮，因而得名。山的南面地势低洼，汇集了周围的泉水溪流，形成了一大片湖面，就叫瓮山泊。这一带在元朝以前并不为人所知，名气远远比不上西边相邻的玉泉山和香山。元朝建都北京（当时叫大都），曾在著名科学家郭守敬的主持下修筑大规模的水系，完善了首都地区的供水系统和水上运输设施。瓮山泊成为其中一个重要的环节，以天然的湖泊兼具蓄水库的功能，也因此得到更多的关注，逐渐成为游览胜地，后来又慢慢地在湖滨和山脚出现了一些寺庙和园林，为自然风光增色不少。其中最出名的是一座大承天护圣寺，元朝皇帝经常来此游玩并住在寺中，另外元代名臣耶律楚材的墓园也建在这里。
明朝的时候瓮山泊改名西湖，水面种植荷花、蒲苇，湖边构筑了堤坝，周围还开辟了广阔的水田，被当时的文人誉为“北国江南”。环湖增添了一些新的寺院和园林，特别是明神宗的乳母罗氏捐资在山南坡新建了一座圆静寺，东临莹莹稻田，西对柔柔碧波，北倚幽幽瓮山，景致不凡。春秋之季，瓮山、西湖一带游人如织，逐渐成为北京最著名的郊游胜地，暮春四月的时候还举办游湖盛会，几乎可以和盛唐时期长安的曲江池相媲美了。 （图1.03）
清朝初年，瓮山、西湖周围的寺庙、园林一度有些荒废，但很快就重新振兴起来，依然很受游人青睐。来自江苏苏州的一个名叫沈德潜的官员曾写过一首《西湖堤散步》诗，诗中说： “闲游宛似苏堤畔”，已经直接把这座北京西湖与号称“人间天堂”的杭州西湖相提并论。
乾隆十五年（1750年）正在大兴土木的皇家园林正是以瓮山和西湖为核心的大型苑囿，为此在三月十三曰皇帝特意下旨，正式把山和湖改名叫“万寿山”和“昆明湖”。
清漪园记
清朝的皇帝虽然是满族人，却大多拥有两个相当高雅的爱好：一个是游赏园林；另一个是写诗作文。这两点恰好与前朝的大明天于们形成很鲜明的对比，因为明代的多数皇帝都喜欢长年累月足不出产地躲在深宫中，无心于泉石风光，并且普遍对文学缺乏兴趣。
清代皇帝兴建园林苑囿和热衷文学创作的传统都是从康熙帝开始的。康熙帝玄烨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很了不起的皇帝，年纪轻轻就平定三藩、收复台湾、统一西藏，同时又大力发展经济、文化，开启了一个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的新时代。康熙中叶，天下逐渐安定，康熙帝开始在北京西北郊的香山和玉泉山分别修建行宫花园，随后又利用明代外戚的清华园旧址修建了大型离宫畅春园，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开始在热河修筑避暑山庄。同时很多王公大臣也纷纷在畅春园周围营建自己的别墅园林，例如雍正帝继位前的封爵是雍亲王，他的西郊花园名叫圆明园，就位于畅春园的北面。等雍正帝正式登上皇位后，就把这座圆明园大肆扩建，形成了一座新的大型离宫，而且长期在此处理政务和居住生活.康熙帝和雍正帝都有诗文集传世，其中有很大的篇幅都在描绘这些皇家园林的美丽景色。
乾隆帝完全继承了祖父和父亲爱好园林与文学的传统。一方面，康熙、雍正两朝开创的所有皇家园林都在乾隆时期得到新的扩建和改建：畅春园整修之后改为太后专用行宫，香山行宫扩建为静宜园，玉泉山行宫扩建为静明园，避暑山庄增添了新的三十六景，圆明园中插建了许多新的景区。另一方面，乾隆帝又在圆明园周围新开辟了长春园、绮春园、熙春园、春熙院等四座附属花园，并利用其他旧园基址改建乐善园、泉宗庙等园林。乾隆初年的时候北京西北郊已经形成了丰富多彩的皇家园林体系，蔚为大观。
乾隆帝对文学的兴趣丝毫不亚于他对园林的喜好，他身后留下的《高宗御制诗集》和《高宗御制文集》卷帙浩繁，字数远远超出其他清代皇帝诗文作品的总和。有学者统计过，他一生写的诗就有四万首之多，也超过了《全唐诗》所收诗篇的总量。同样，这些诗文中有一大半都以皇家园林为主题，表明清帝的文学爱好其实与园林爱好是密切相关的。
除了书法和文学，乾隆帝对绘画也颇为喜爱，并且能够亲自挥毫作画（图1.O4）。长期的艺术熏陶使得皇帝具备了很高的园林鉴赏能力，也成为乾隆时期皇家园林鼎盛的重要原因。
在乾隆帝洋洋洒洒的无数宸翰御笔之中，有两篇关于园林的文章比较有意思，很值得对照着读一读。
乾隆九年（1744年），乾隆帝初步完成了圆明园的扩建工程，亲自确定了“圆明园四十景”的名称，志得意满之余，写了一篇《圆明园后记》（之所以叫“后记”是因为他父亲雍正帝以前已经写过一篇《圆明园记》），夸耀圆明园规模宏敞、丘壑幽深、草木清佳、楼殿巍峨，实在已经达到皇家园林的极致境界。更重要的是，乾隆帝在文章中声明自己从此之后就不再修建新的御苑了，同时也告诫后世子孙应该满足于已有的这份遗产而不要再耗费民力另建其他园林。想必当年这篇宏文颁布之后一定引起了热烈的喝彩，朝野上下无不称颂皇上圣明，体恤民力。
可是仅仅过去六年光景，新的园林工程又启动了，而且是在灾害频发的时期。乾隆帝虽然贵为天子，一言九鼎，但这种明目张胆的出尔反尔、自打耳光的行为到底也有些不大光彩。于是，等到万寿山工程接近完工的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乾隆帝又精心炮制出一篇《万寿山清漪园记》，在文章中为自己作了辩白，说自己对昆明湖进行开挖整治主要是为了“治水”，进一步完善西北郊的水系，等到工程告竣后发现“既具湖山之胜概，能无辛台之点缀乎”？意思是说这里的湖山风光实在太美了，因此忍不住要建点亭台楼阁点缀一下。在此乾隆帝把违背诺言的原因归结于“全是风景惹的祸”，大概自己也觉得难以自圆其说，只好反问解嘲说： “难道这样就不算食言了吗？说是因为治水，可是又有谁信啊？”强词夺理之余，乾隆帝毕竟还是承认这次举动与自己以前的言论有所违背，不能不有愧于心，于是又郑重声明这座新园林的经费都出自“内帑”，也就是皇帝的内库私房钱，所有的工匠差役的工资也都从内库开销，没有动用国库资金，更没有征召徭役；同时还说新园林的建筑朴素，花钱不多。似乎如此一来，并没有耗费多少民力，不算过分之举。文章最后还不忘强调一句，说自己每次来新园游玩都只是玩上午半天，中午就回，从来不在此住宿，暗示君主不会因为留恋湖山美景而玩物丧志，以此望臣民们能够谅解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