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解菊与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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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美）鲁思本尼迪克特 原著，叶宁 编译
出 版 社： 沈阳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9-5-1字数：版次： 1页数： 304印刷时间：开本： 16开印次：纸张：I S B N ： 9787544138406包装： 平装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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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菊与刀》是一部阐述日本民族文化的著作，作者本尼迪克特是美国的一位女文化人类学家。二战末期，她接受美国政府的委托，从文化的角度对日本人的思维习惯和行为模式进行研究。事实证明，书中观点极大地影响了战后的美国对日政策，并且也都取得了预期的效果。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菊与刀》因其巨大影响和经典的学术价值，已然成为人们了解日本的必读书目。
作者简介
本书作者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1887年出生于纽约，美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家、诗人。她1909年毕业千瓦萨尔学院，获文学学士学位。1919年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文化人类学，1923年获博士学位，之后留校任教。二战期间，她先后对荷兰、德国、泰国、日本等国民族性进行研究，尤其对日本的研究贡献最大。二战结束后，她继续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直到1948年9月病逝，享年61岁。
目录
云月花
四十七死士之夜袭
二世物语
美厨娘
序言
导读
附录
第一章任务——研究日本
第二章战争中的日本人
第三章各得其所，各安其分
第四章明治维新
第五章历史和社会的负恩者
第六章永远偿不完的恩情
第七章情义最难接受
第八章对名誉的情义
第九章日本式的人情
第十章道德的困境
第十一章自我修炼
第十二章对儿童的教育
第十三章投降后的日本人
书摘插图
第一章任务——研究日本
在美国人曾经遇到并与之全力战斗过的敌人中，日本人最让人困惑。他们的行为方式、思维模式都截然不同，我们必须认真对待。这种情况在美国人参与过的战争中从没有过。正如1905年时的沙俄一样，美国面对的是一个全副武装、受过训练的民族，但它又不属于传统的西方文化。对西方人来说，战争惯例是建立在人性基础上的，日本人却不这样想。所以，美国和日本正在太平洋上进行的战争，就不仅局限于岛屿登陆作战问题和后勤保障问题。为了打败日本人，我们必须先了解他们。
这很困难。日本打开国门至今已有75年了，可我们对他们的描述仍在使用令人困惑的词句，如“但是，又”等。一位严谨的观察家在描述其他民族时，不会一边说这个民族彬彬有礼，一边又说他们“蛮横、傲慢”；一边批评他们顽固不化，一边又称赞他们“能够适应改革的潮流”；一边说他们性情温和，一边又说他们“不会轻易受人控制”；一边说他们仁厚、忠义，一边又说他们“野心勃勃、叛逆凶残”；一边说他们勇敢，一边又说他们懦弱；不会既说他们依赖别人的评价，又说他们有自己的准则；不会说他们既欣赏西方文化，又说他们如何保守；不会在一本书里介绍他们如何爱美，如何尊重演员和艺术家，如何陶醉在菊花栽培中，却又在另一本书里告诉人们他们热爱刀剑、穷兵黩武。
但是，这些看似无法统一的矛盾却如同经纬一般交织在日本人的个性中。如果把他们比喻成一幅图，那么这幅图中就会既有“刀”，也有“菊”。日本人好斗而温和；桀骜不驯而又彬彬有礼；顽冥不化却又审时度势；驯服但不甘受人摆布；既忠心耿耿又背信弃义；既勇敢又懦弱；既保守又善于接受新事物。他们介意别人的评价，可是当他们的恶行不为人所知时，就会继续作恶。他们的士兵纪律严明，却又经常犯上。
了解日本人已是美国的当务之急。我们不能对日本人矛盾的性格置之不理。我们正面临一些重要问题。日本人下一步会怎么做？我们必须进攻日本本土才能让他们投降吗？我们是否应该直接轰炸日本皇宫？从日军俘虏的身上，我们能获得什么情报？我们应采取何种宣传策略，才能削弱他们顽抗到底的意志？一旦战争结束，我们需要对日本实行长期军事管制吗？美军是否要继续在日本的山地丛林中，与疯狂顽抗的军国主义分子战斗呢？战争结束前，日本会不会爆发像法国或俄国那样的革命？如果有，谁会是革命的领导者？如果没有，日本会灭亡吗？
1944年6月，我受委托研究日本。为了了解日本民族的真面目，我被许可使用一名文化人类学家能够使用的一切研究方法。这年夏初，美军对日军开始大规模反攻。很多美国人都以为对日战争要持续三年或十年，甚至更长。在日本，有人认为这场战争会持续百年左右。他们认为，美军虽在一些地区取得了胜利，但是前线距日本本土还有好几千英里远。所以，日本官方根本不承认日本海军的失败，日本人仍然认为自己将是最终的胜利者。
1944年6月以后，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盟军在欧洲开辟了第二战场，对德战争很快就会胜利。盟军一直优先考虑欧洲的战略已无必要。在太平洋战场上，美军已在塞班岛登陆，为日本的失败拉开了序幕。美军与日军不断短兵相接。在新几内亚、瓜达尔卡纳尔、缅甸、阿图、塔拉瓦、比亚克等地与日军的战斗中，我们清醒地意识到，这个敌人是多么可怕。
所以，到了1944年6月，对于我们的敌人——日本，我们必须解答有关他们的一些疑问。这不仅涉及军事、外交政策，还涉及在前线散发宣传单，我们必须得到真实可靠的答案。在这场战争中，我们不仅要了解日本决策层的动机与目的，了解他们漫长的历史，了解他们经济和军事上的统计资料，还要了解日本政府对其国民的期望程度，了解日本人的思想和情感习惯；以及了解制约他们行动和想法的因素。我们必须把决定美国人行动的惯有思维和行为模式放在一边，尽量不对日本人轻率作出结论。不要以为我们怎么做，他们就怎么做。
我的任务是艰巨的。美国和日本在交战，在战争中，把一切责任归咎于敌国非常容易。可是，如果想知道敌人对人生的看法却不容易，但我必须完成任务。关键在于：日本下一步会采取什么行动？而不是处于他们的位置时，我们会怎么做。我必须收集他们在战争中的一切行为资料，作为有利条件加以利用。我必须仔细观察他们在战斗中的进攻方式，暂时不把这当军事问题对待，而只是看做文化问题。与平时一样，日本人在战争中的行为也具有日本民族的典型特征。在战争中，他们表现出来的生活方式、思维特点是什么？日军领导人鼓励士气、打消国民对战争的疑虑，以及在战场上指挥、调动部队的方式，显示出他们具有什么样的民族力量？我必须对战争的每个细节认真研究，揭示日本人和日本民族的特征。
但是，美国和日本正在交战，这不利于我的工作。我无法深入日本国内实地调查，对一名文化人类学者来说，这种调查是最重要的研究方法。我无法前往日本，深入日本人的家庭生活，亲眼观察他们的一举一动，分辨影响他们行为的哪些因素是关键的，哪些是非关键的。我没法亲眼观察他们作决定时的复杂心理过程。我也不能亲眼观察他们如何培养子女。虽然著名文化人类学家约翰‘恩布里（John Embree）写过一本非常有学术价值的关于日本村落和日本人的《须惠村》，但我们在1944年遇到的问题，却在这本书里难以找到答案。
不过，我依然相信，作为一名文化人类学者，还是有一些研究方法和条件可以利用。我可以与一些日本人接触。与被研究民族的人直接接触，也是文化人类学者可以倚重的研究方法之一。美国生活着一些日裔美籍人，其中很多人从小在日本长大。我可以和他们接触，在他们同意的前提下询问他们的生活经历，了解他们如何对事情进行判断，对他们的叙述妥善利用，填补我们对这个民族研究中的空白。这对于想了解任何一种文化的文化人类学者来说都必不可少。当时，还有一些从事日本研究的社会科学家利用各种图书文献，分析历史事件和统计资料，甚至从日本人的广告单、宣传单中寻找有用信息。我相信，他们想要知道的答案都隐藏在日本人的文化传统和价值理念中。所以，如果我们对从小生活在这种文化中，受这种文化熏陶长大的人进行研究，一定会得到令人满意的答案。
我也大量看书，并向曾经在日本生活过的西方人士请教。图书馆里有大量论述日本的资料文献；西方社会也有许多优秀观察家曾在日本居住过，与他们谈话对我帮助很大。那些前往亚马逊河发源地，或者到新几内亚高原，深入到无文字部落中实地调查的文化人类学家，没有我这样的条件。原始部落民族没有文字，无法用笔墨记录自己的生活，展示民族文化优势。西方人对他们的叙述也仅限于皮毛，有时对他们的记载甚至只有寥寥数笔。他们的历史鲜为人知，对他们进行实地调查的文化人类学家，要在一片空白的情况下体验他们的生活方式，了解他们的文化习俗，考察他们的社会阶级，探索他们的宗教信仰。而我研究日本民族时，却可以从许多学者的研究中得到启示。在有关日本的文献资料中，有许多对日本人生活细节的记录。曾经在日本生活、居住过的欧美人士，用手中的笔详细生动地记录了自己的经历。
此外，大量日本人写的传记，也记录了他们与众不同的人生经历。日本民族和其他东方民族不一样，他们有强烈的自我描述、自我表现欲望。在传记里，他们不但记录日常生活琐事，还抒写渴望在全球扩张的理想。他们在自传里直言想法，表达愿望，坦率程度令人瞠目结舌。不过，他们也并不会在自传中把渴望在全球扩张的野心都写出来，没有任何人和任何民族会这样做。描述日本时，他们会不知不觉省略一些对我们来说重要的细节，因为那些东西在他们眼里太普通了。其实，美国人描写美国时也是一样的。尽管这样，日本人还是喜欢在自传中暴露自己的真实想法。
达尔文创立物种起源理论时，曾大量阅读各种书籍，他在阅读时，尤其重视那些无法被了解的事情。研究日本时，我也大量阅读相关文献，我的读书方法和达尔文一样，也重视不被了解的事实。日本人在议会演讲中时常罗列一大堆观念，哪些我必须了解？他们为什么喜欢大肆攻击无足轻重的行为，却对骇人听闻的暴行听之任之？他们这种态度是由什么决定的？我在阅读时不断问自己，例如， “这幅图画究竟存在什么问题？”是的，为了更好地理解日本人，我必须知道什么呢？
我还看了很多日本人编写、拍摄的电影，或者西方人在日本编写、拍摄，与日本有关的电影，包括各种宣传片、历史片，还有描述东京等城市和日本农村生活的现代影片。我会和一些在日本看过同样电影的日本人讨论，他们看待情节、男女主人公、反面角色时，与我的眼光是不同的。当我被一些情节弄得稀里糊涂时，他们却明明白白。在理解剧情发展、影片编导动机方面，他们和我也不一样。他们习惯从整部电影结构来加以理解。就像阅读小说时，我对小说的理解和从小在日本长大的他们是不同的，我们分歧很大。
他们有的会替日本民族的风俗习惯进行辩解，有的却痛恨一切，说不清楚谁的观念对我影响大。但是，不管他们对日本文化习俗是接受还是排斥，在对日本生活规范的描绘方面，却是一致的。
如果文化人类学家只是直接从研究对象（日本民族）那里搜集资料，再对资料分析解释，那么他们的工作和在日本生活过的西方观察家所做的事，没什么不同。假如文化人类学家只能做到这一点，就很难从那些曾在日本生活、居住过的外国人士撰写的专著中，获得有价值的信息。所以，文化人类学家都受过专业培训，在课题研究方面具有特殊能力。在一个已经拥有众多学者和观察家的领域中，他值得多花一些精力，作出属于自己的贡献。
亚洲和大洋洲的文化体系不同，人类学家通常都了解它们。日本人有一些文化习俗和生活习惯，与某些太平洋岛上的原始部落相似，例如，有的与马来诸岛上的相似；有的与新几内亚岛上的相似；有的与波利尼西亚岛上的相似。我们可以根据相似性，推测日本移民或许在古代社会到过这些地方，或许他们和这些岛屿上的民族接触过，这很有趣。可对我来说，了解其文化习俗和生活习惯相似性的意义，并非因为可能存在的历史联系，而是我可以借此更好地了解日本民族的特征。因为我知道这些生活习俗和习惯如何在一个简单的文化体系中发生作用。对亚洲暹罗（泰国）人、缅甸人、中国人的文化习俗，我也多少了解一些，在亚洲悠久的历史文明中，它们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可以将日本民族与它们作比较。在研究原始民族时，人类学家曾反复证明，文化比较对于研究工作多么重要而有价值。也许某个部落的生活习俗有90％都和它周围其他部落相同，可是，为了适应与周围任何一个民族都不相同的生活方式和价值理念，我们仍然可以对它的习俗做些修改与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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