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初期进士研究
分类: 图书,政治 军事,政治,中国政治 ,
作者： 徐红著
出 版 社： 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9-4-1字数：版次： 1页数： 366印刷时间：开本： 大32开印次：纸张：I S B N ： 9787010075617包装： 平装内容简介
本书所选太平兴国五年榜进士，以其地域分布、家世出身、婚姻观念、政治道德及政治行为、文化成就等方面的特征，表现出宋初进士的某些共性，又因寇准、王旦、李沆、向敏中、苏易简、张咏、宋浞、晁迥、谢泌、马亮等众多名臣同出一榜而具有很大的政治影响。因此，以太平兴国五年榜进士立论，既有典型人物的深度剖析和由点及面的渐次展开，又为全面把握宋初进士的特质及宋朝士大夫阶层的发展轨迹提供了依据。
作者简介
徐红，女，1967年生，湖南永州人。1990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历史系，获学士学位。2004年考入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师从王育济先生攻读中国古代史，2007年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宋史方面的研究，已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
目录
序
第一章导言
一、研究对象及研究范围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三、主要研究内容
四、所依据的文献资料
第二章北宋初期的政治与社会——进士崛起的社会背景分析
一、重新树立君权神授观念
二、巩固大一统、加强君主权威
三、武力抵御异族侵扰的失败
四、管理国家行政事务的需要
第三章政治中心的变迁与进士的地理分布
一、唐朝进士、状元地理分布简析
二、宋初状元、太平兴国三年进士地理分布简析
三、太平兴国五年进士概况介绍
四、太平兴国五年进士精英分子地理分布情况分析
第四章社会的变革与进士的家世仕途
一、宋初进士科录取对象的家世变化
二、宋初宰辅成员的家世分析
三、太平兴国五年进士精英分子的家世与仕途分析
四、家世与仕途个案分析
第五章社会意识的变迁与进士的婚姻关系
一、婚姻个案考察
二、婚姻特征分析
三、婚姻与进士的社会交游范围
第六章政治环境与进士的政治道德
一、北宋初期重建伦理道德秩序的社会基础与历史渊源
二、宋初进士的修身行德
三、宋初进士的尊君忠君
四、宋初进士的弘道于世
第七章制度环境与进士的政治观念、政治行为
一、理性务实的政治观念
二、典章制度的建设——政治行为表现之一
三、治理地方的为官实践——政治行为表现之二
第八章文化环境与进士的文化行为
一、宋初君主对“文”的重视
二、图书管理及修史活动
三、著书立说及文学成就
第九章结语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书摘插图
第二章北宋初期的政治与社会——进士崛起的社会背景分析
公元960年，后周大将赵匡胤在将士们的拥立下，于陈桥驿黄袍加身，代后周建立了赵宋王朝。建国伊始，赵宋统治者就面临着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如唐末五代皇权衰微、王朝更替频繁所造成的恶劣社会影响，国家管理的混乱，以及伦理道德沦丧导致的社会不稳定等等。为了使宋不至于成为继后周之后的第六个短命王朝，赵宋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稳固统治、安定社会的措施，希望结束唐末五代以来的分裂割据状况，重新确立统一的专制国家的统治秩序。其中，涉及面最广、对当时政治乃至后世影响最为深远的就是在科举考试制度完善和扩大的基础上，选拔大量文人进入到官僚阶层，并使他们成为宋政权的中坚力量。历史事实证明，对文人的重视与任用，对于专制王朝的长治久安和社会秩序的安定至关重要。因此，有必要首先对北宋初期重用科举及第者的社会背景作一简要的分析。
一、重新树立君权神授观念
自西汉以来，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帝王往往自称是受命于天、替天行道，既然这种统治天下的权力是上天所授予的，那么他们做帝王也就理所应当了，也即是说，帝王的神授身份对于其统治的合理性至关重要。然而唐末五代以来，王朝更迭频繁，局面十分混乱，“君权神授”所赋予帝王的合理性被彻底打碎。如后梁开国皇帝朱温，本为一乡村私学教授之子，家境贫寒，黄巢起兵后，朱温加入农民军，因其勇猛而始发迹，后以宣武军节度使的身份废唐帝而自称帝，在朱温整个的发迹、称帝过程中，看不到一点神圣有命、奉天承运的迹象。再如后周太祖郭威起身于募兵，后为天雄军节度使，乾祜三年（950）十一月，将士“或裂黄旗以被威体，共扶抱之，呼万岁震地”，郭威于次年正式称帝。五代的其他帝王与朱温和郭威一样，均以节度使这样一个军事长官的身份夺取帝位，后晋的成德军节度使安重荣对此曾有露骨的议论：“天子宁有种邪？兵强马壮者为之尔！”可见，当时的皇帝已毫无君权神授的神秘感，取而代之的是谁拥有一支强大的军队，谁就能做帝王。
宋朝的创建者赵匡胤继五代之余绪，也以军职身份夺后周政权，其称帝之方式与郭威几乎如出一辙，也是由将士拥立，“以黄袍加太祖之身，众皆拜于庭下，大呼称万岁，声闻数里”。这样的称帝方式是很不符合人们已认同的传统观念的。虽然旧有的以嫡长子继承为特征的宗法制度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走向衰亡，但其影响却始终存在，也就是说，只有前任君主之子才有继承君位的权力，其他的人即使再有才能、再有实力，也不得随意侵占之。经过长期的历史文化积淀，这一观念不仅被作为严格的政治道德规范遵循着，而且还是汉民族文化心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于那些以武力夺取政权的开国君主们，这自然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因此他们需要有人帮助他们，神化他们的身份，将自己对君位的占有说成是上天的授予，是合理的。宋太祖赵匡胤同样面临着这一问题。虽然他和五代时期的其他君主一样，是依靠武力建立了一个新政权，但他的谋略和智慧却远在他人之上。他已经认识到，依靠军事力量可以取得政权，但依靠军事力量却很难巩固政权，正像他问于宰相赵普的一段话：“天下自唐季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十姓，兵革不息，苍生涂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为国家建长久之计，其道何如？”因此，他需要有人将自己说成一个异于常人的神圣人物，使人们信服他是受命于天的，为赵宋政权的合理合法制造社会和心理舆论。而这一工作是围绕在他身边的武人所无能为力的，这时，宋太祖就将眼光转向了五代时期毫无地位的文人，因为只有他们才能完成神化赵氏政权的使命。因此从宋太祖开始的宋初君主，在很多部门中皆任用文人出身的人员担任官职，其中与神化皇权有关的职位主要是史官，通过修史的方式达到使赵宋统治合理化的目的。史书云：太祖出世时，“赤光绕室，异香经宿不散，体有金色，三日不变”，以赤光、异香、金色等等与常人不同的现象将太祖的出世神圣化，从而向世人昭明其登帝位是秉承天意。虽然记载这一内容的是元朝人所修之《宋史》，但《宋史》的史源是宋朝官修的典籍，即国史、实录、会要等等，这些资料皆出自于宋朝文人之手。可见，在宋初的时候就已有了这样类似神化的故事，将赵匡胤说成是承天命而降临人间，代表神灵统治天下。宋太祖本人在称帝之后，也通过各种方式进一步申告天所赋予的这种不可更改的合理性，如太祖初即位时常喜微服出行，左右大臣皆劝谏他在人心未安之时注意身家安全，他却一笑置之，说：“帝王之兴，自有天命，求之亦不能得，拒之亦不能止……若应为天下主，谁能图之？不应为天下主，虽闭门深居，何益也？”有意识地将自身的生命与天命联系起来，通过这种方式说明自己君临天下的合理性，如此臣下百姓则不能不信服他的神授身份。
在中国古代，还有一项制度也可以证明统治的合法性，这就是礼制。礼制是规范和约束人们的行为方式、伦理道德和风俗习惯等诸多方面的典章制度，对于中国古代的社会关系、社会秩序有着重要的整合作用，是实现社会稳定的重要手段，因此历代王朝的最高统治者往往借助于祭天、祀祖等礼乐仪式来确立其统治的合理性。这样，礼乐制度的典礼仪式就成为宣扬王朝神圣的外化形式，当时社会中的普通百姓，乃至于统治上层，均是通过这种外化形式来确认最高统治者的受命于天的。但是，由于宋太祖以军职起家，又经历了礼制颓废的五代时期，因此开始的时候对礼制本身及其作用并不十分了解，甚至不认识陈列于太庙中的笾豆簋簋等礼器，且对此很不以为然，不过他很快就意识到古礼不可偏废的重要意义，于是“令设向来礼器，俾儒士辈行事”，利用儒士恢复礼制。同时儒士们又进一步宣讲礼的重要性，如窦仪曾对太祖说：“陛下创业垂统，宜以礼示天下，臣虽不才，不足以动圣顾，第恐豪杰闻而解体也。”让太祖意识到礼与政权稳定的密切关系，于是，在儒士的帮助下，祭天地、飨宗祖，甚至祀五岳雨雪等祭祀仪式很快得到恢复，并成为定制，随后一次偶然的、但却是关键时刻的祈晴成功，恰好成为证明太祖奉天承运的重要依据。开宝年间，霖雨经月不停，太祖遂“遣中使赍三木与岳神约……又使祷无畏三藏塔，……及期始晴霁”，以至于百姓奔走相告，感动涕泣，直叹“我辈少经乱离，不图今日复观太平天子仪卫”。五代时期的后周太祖郭威在即位之后也曾祭天祀祖，但那是单方面的，没有得到上天的回应，不足以证明其统治的合理性，而宋太祖的祈晴得到了上天的回应，这无疑是昭告百姓，宋有天下乃为天意。于是，赵宋王朝的祭天告地、亲飨太庙也具有了与上天同样的威仪，礼制的外化形式成为论证统治合理性的重要方式。通过这一事件，宋太祖愈发意识到传统的礼乐仪式仍然在民间有巨大影响，因此也更加倚重士人进行神化君权、树立赵宋统治权威的工作。
二、巩固大一统、加强君主权威
如果说重建君权神授观念是从思想意识方面树立赵宋统治的合理性的话，那么压制武将、提倡文治之风则是希望通过实际的政治活动，加强君主权威，以重新建立大一统的政权。君权至上、大一统是中国古代社会最重要的政治观念和社会价值观之一，但是从安史之乱打破大一统王朝的固有的社会秩序起，到北宋基本统一重建大一统王朝止，其间两百余年的军阀混战、地方割据，几乎彻底摧毁了业已建立起来的君主权威，往日的政治秩序与纪纲伦常也随之崩溃失序。
以权术和武力取得政权的宋初君主们，在具体的政治行为上也面临着如何加强君主权威的问题。就当时的社会现实来看，他们的身边拥围着无数掌握重兵、支持赵宋政权的武将，按理说这些武将应该是宋初君主加强君主权威的最佳人选。但唐末五代以来形成的武将跋扈、地方割据势力凌驾于中央之上的局面，却使宋初君主十分担心，而赵宋建立以后发生的一系列武将跋扈的事件，更使君主对武将势力的强大心存芥蒂。
赵匡胤虽然是在众武将的支持下取得帝位的，但他毕竟夺权于孤儿寡母之手，再加上他在后周的功劳和地位也不见得比其他的军事将领高，因此在他称帝的当年，就有节度使李筠和李重进的叛乱。据文献记载，李筠早在后周显德元年（954）就官至昭义军节度使加同平章事，而这时赵匡胤刚为周世宗所赏识，以殿前都虞侯领严州刺史。李筠劳苦功高，又握有重兵，世宗对他亦无可奈何。赵匡胤称帝后，李筠并不服气，言语举止之间也多有不恭，后起兵反叛，赵匡胤亲自领兵征讨，李筠失败后自杀。李重进在后周的地位更远在李筠和赵匡胤之上，他是后周太祖之甥，显德元年领武信军节度使，因年长于世宗，在后周的政治地位很高，人宋后，太祖对他猜疑心日重，遂反，太祖亦带兵亲征，李重进兵败自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