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路-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到十二大
分类: 图书,政治 军事,政治,中国政治 ,
作者： 程中原 等著
出 版 社： 河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9-1-1字数：版次： 1页数： 269印刷时间：开本： 16开印次：纸张：I S B N ： 9787202050354包装： 平装编辑推荐
“历史转折三部曲：前奏、决战、新路”是一部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为题材的，思想性、学术性和可读性相结合的历史著作，它对于在广大干部、群众和青年中进行国史教育，提高国民素质是很有意义的。 《新路》是三部曲的第一部，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中心，叙述从粉碎“四人帮”到中共十二大这一伟大历史转折时期的发展过程。这是广大读者在纪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30周年的日子里最为关心和瞩目的历史。
内容简介
从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到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召开，在新中国的历史上，是一段摈弃老路、打开新路的伟大转折时期。本书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中心，用丰富的内容、可靠的史料、生动的细节、通俗的语言和简洁的文笔，再现了这条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新路确立的历史进程，凸显了重要历史人物、重大历史事件以及重要历史关节点，在这条新路确立的过程中所处的历史地位和所起的推动作用。本书是一部在深入分析和研究的基础上写出的有新材料、新观点并颇具可读性和感染力的历史著作。
目录
一 粉碎“四人帮”后的中国
举国欢呼第二次解放
华国锋面临的重大问题
稳定局势和抓纲治国
广大干部群众的呼声
二 邓小平复出
叶剑英、李先念力主邓小平复出
华国锋的疑虑和拖延
陈云、王震三月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呼吁
邓小平否定“两个凡是”
十届三中全会决定邓小平官复原职
三 抓住拨乱反正的突破口
重新打开高校的大门
推倒关于教育战线的“两个估计”
文艺界的拨乱反正
迎来科学的春天
四 经济领域的思想解放走在前面
理直气壮地发展商品生产、商品交换
贯彻执行按劳分配原则
大力发展生产力
按经济规律办事
经济领域思想解放的特点
五 真理标准大讨论
老革命家倡导实事求是
未引起注意的两篇短文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公开发表
来自最高层的指责
《红旗》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消极态度
邓小平及罗瑞卿的支持
全国大讨论
六 胡耀邦初理冤假错案
一篇文章发出的信号
胡耀邦提出“两个不管”
“冤案一理，人心大喜”
为“右派”摘帽和改正
七 迈开改革开放的步伐
外交“还债”
中日签订和平友好条约
中美关系的新进展
考察西方经济，借鉴先进经验
从引进技术设备到引进外资
八 经济恢复和“新冒进”
改善人民生活的措施
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经济恢复中的“新冒进”
1978年国务院务虚会
九 中央工作会议的36天
提出工作重点转移
揭盖子与解决重大历史遗留问题
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清算“两个凡是”的错误
关于中央人事调整
对民主和法制问题的讨论
邓小平的“主题报告”
十 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历史转折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
会议前期的讨论
对四个政治局委员的批评
关于农业和农村的两个文件及1979年、1980年计划安排
中央领导机构的加强和中纪委的成立
全会公报的通过
十一 理论工作务虚会始末
叶帅的提议与中央的决策
会前的准备
会议第一天
分清思想路线是非
探讨理论问题
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
总结理论工作的经验教训
错误思潮的泛滥和会上的偏差
邓小平讲话：《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对理论工作务虚会的评价
十二 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
从“省委六条”到包工到组
包产到户不胫而走
邓小平肯定和推行家庭联产承包制
十三 继续平反冤假错案
抓紧落实干部政策
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
为刘少奇平反昭雪
全面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十四 陈云、李先念主持国民经济调整
陈云、李先念力倡“调整”
“新八字方针”正式确定
国民经济的初步调整
克服阻力，继续调整
十五 对外开放，创办经济特区
邓小平倡导对外开放
试办“出口特区”
“经济特区”正式启动
十六 政治体制改革起步
政治体制改革拉开序幕
邓小平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
十七 公开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
中央的决策与部署
成立特别检察厅和特别法庭
检察起诉
历史的审判
十八 第二个历史决议的产生
国庆30周年讲话
还是要搞一个决议
邓小平提出三项基本要求
胡乔木负责起草工作
四千人大讨论
促进现实问题的解决
陈云的重要建议
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八天讨论
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历史决议
十九 打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路
历史性伟大转变的完成和中共十二大的召开
邓小平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提出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总任务
打开一条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新路
后记
书摘插图
一 粉碎“四人帮”后的中国
华国锋面临的重大问题
正当人们扭着秧歌，敲着锣鼓，庆祝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欢呼第二次解放的时候，一个关乎中国前途命运的问题，十分严峻地提到了中国领导人的面前：中国向何处去？脚下的路该怎样继续走？
华国锋用毛泽东写给他的6个字，回答这个重大问题：“按过去方针办”，并进而提出了“两个凡是”。
粉碎“四人帮”后，当时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华国锋等，一方面积极地开展揭批“四人帮”的运动，另一方面又极力限制人们对“文化大革命”左倾错误和毛泽东晚年错误的触动。
1976年10月8日，在通报粉碎“四人帮”的打招呼会上，华国锋作了重要讲话，其主要意思是：解决“四人帮”是“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四人帮”的核心问题是阴谋篡党夺权。对“文化大革命”要充分肯定，现在我们着重解决“有所不足”，这次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不要算他们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老账。10月18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的通知，10月25日“两报一刊”的社论，都完全执行和体现了华国锋打招呼的又揭批又限制揭批的基调和精神。
1976年10月26日，华国锋对中央宣传部门负责人说：当前，一要集中批“四人帮”，连带批邓；二是“四人帮”的路线是极右；三是凡是毛泽东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四是天安门事件要避开不说。这是他第一次提出“凡是”的主张。
随着揭批“四人帮”运动的深入，“天安门事件”的平反和邓小平复出两个问题，很快就成了当时的政治焦点。阻止这两件事情平反的人，违背党心、民心，捉襟见肘，无法自圆其说，只能进一步求助于“凡是，’。
1976年11月18日，汪东兴(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在中共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说：邓小平的问题，毛主席已经有一个4号文件。坚持毛主席讲过的、指示过的，不会错。
11月3 0日，吴德在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上也说： “凡是毛主席指示的，毛主席肯定的，我们要努力去做，努力做好。”强调“要把批‘四人帮’和批邓结合起来”。
1977年1月，人民群众纪念周恩来逝世一周年，举行悼念活动，声讨“四人帮”，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开始提出批评。
社会上的这种趋势，引起了华国锋等人的高度重视，认为中央应当进一步表明态度。1977年2月7日，经华国锋授意、李鑫组织、汪东兴审定、报华国锋批准， “两报一刊”发表《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明确提出“两个凡是”的方针： “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这篇社论在“两报一刊”上发表，但是“两报一刊”没有一个人参加起草，也没有人知道，连当时宣传l3的主要负责人耿飙也一无所知，完全是当时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李鑫领导的理论学习组根据华国锋的思想起草的。l977年1月，华国锋要他们起草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月21日，华国锋在讲话提纲和草稿中曾明确写上了“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不能违反；凡是损害毛主席的言行，都必须坚决制止，不能容忍。”后来中央工作会议推迟召开，要先发表一篇社论，作思想准备，华国锋讲话稿的主要精神当然就要在社论中反映出来，而“二七”社论提出的“两个凡是”，很好地反映了华国锋的思想。
此后，华国锋在1977年3月10日至22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又重申了“两个凡是”。他说：“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要拥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这时，他仍然认定“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认为“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正确的，说： “中央对于解决邓小平的问题和天安门事件问题，是坚决地站在维护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这个根本立足点上的，如果不这样做，就会发生有损于我们旗帜的问题。‘文化大革命’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如不这样看，就会有损于我们的旗帜。”
华国锋提出“两个凡是”，是想维护包括“文化大革命”错误在内的毛泽东的“旗帜”，树立和加强自己作为毛泽东选定的接班人的政治权威，回答党内外日益高涨的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和要求邓小平复出的呼声。历史证明，“两个凡是”阻碍和拖延了邓小平的复出和“天安门事件”的平反，阻碍了老干部的解放和平反冤假错案的进程，在一定时期内维护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和“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从而迟缓了中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因此， “两个凡是”对历史的发展起了明显的阻碍作用。
稳定局势和抓纲治国
粉碎“四人帮”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要巩固这个胜利，剪除“四人帮”的党羽，瓦解其残余势力，不使动乱、暴乱发生，实现安定团结，还有相当艰巨的任务。以华国锋为首的中央领导集体提出既要解决问题、又要稳定局势的方针，这是必要的。
当时，稳定局势的关键是要稳定上海。因为上海曾被张春桥、王洪文经营多年，“四人帮”在那里党羽较多，有一定的社会基础。
1976年八九月间，马天水就说：“真正打起仗来，上海主要依靠民兵这支力量。”下令给民兵突击发枪74220支，炮300门，各种弹药一千多万发，为策动武装叛乱做了实际准备。
1976年9月21日，徐景贤在北京向张春桥汇报了上海方面的情况，张春桥对徐景贤说： “要谨慎小心，要注意阶级斗争的动向。”提醒上海要注意行动的时间和行动的方式。
9月23日，王洪文在电话中对王秀珍说： “你们要提高警惕，斗争并未结束，党内资产阶级是不会甘心失败的，总有人要抬出邓小平来。”他的这番话为上海民兵发动武装叛乱做了准
备。
9月28日，张春桥派王洪文的秘书肖木到上海向“四人帮”的党羽传达他的意见，说：“阶级斗争形势要经常分析，一方面要提高警惕，一方面要提高信心。”“上海还没有真正经受过严重考验”，“上海有大考验，要打仗。”实质上是向上海发出了准备武装叛乱的动员令。
10月6日，“四人帮”被粉碎。10月7日，中央召开第一批打招呼会议，用一架专机把南京、上海、杭州三地的党、政、军负责人一起接到北京，“四人帮”在上海的骨干马天水就在其中。随后，又通过马天水将徐景贤、王秀珍召到北京，使“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陷入群魔无首的境地。此前，海军在东海海面、南京军区某部队的几个师以拉练名义，摆到无锡、苏州到上海一
线，对上海形成钳制之势。
尽管中央对粉碎“四人帮”的行动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但“四人帮”在上海的党羽还是有所觉察。
两天后，lo月8日，徐景贤、王秀珍派人到北京刺探消息，得知“四人帮”发生了最严重的情况。当晚，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徐景贤、王秀珍，市委常委冯国柱、王少庸、张敬标，市委写作组负责人朱永嘉，以及张春桥在上海的秘书何秀文，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肖木等，在康平路市委办公室召开了紧急会议。他们在议论了“四人帮”可能被捕的情况之后，朱永嘉就提出：“我们要干，要拉出民兵来，打一个礼拜不行，打三天、五天也好，让全世界都知道。”朱永嘉的这个孤注一掷、发动武装叛乱的主张，得到其他余党的同意。为了保险起见，他们决定，组成两套叛乱指挥班子，设置两个秘密指挥点，当晚就撤出康平路机关。两个指挥点的地点和人员的分工是：一号点设在丁香花同，是文的一路，由徐景贤率领，有王少庸、朱永嘉等人，负责抓总和武装叛乱的舆论准备；二号点设在东湖路招待所市民兵指挥部，是武的一路，由王秀珍率领，有冯国柱、廖祖康等人，直接指挥武装叛乱。后来，根据廖祖康的意见，在叛乱指挥班子里又增加了上海警备区副政治委员李彬山、市总工会头头叶昌明、陈阿大、黄金海、马振龙、王明龙等人。徐景贤当场写了调集33500名民兵“加强战备”的手令，交给王秀珍执行。然后，文武两路人马进入各自的指挥点，准备发动武装叛乱。
他们还研究了武装叛乱的初步方案，责成《文汇报》、《解放日报》、上海电台等宣传工具大造舆论。10月9日，在王秀珍的指挥下，民兵指挥部召集10个区、5个直属民兵师负责人开会
进行部署。命令兵力集中，人枪配套，枪弹配套，调集车辆、物资等等。在那几天里，共动用各种武器27000余件，调集车辆225辆和大量食品、物资，还在各民兵指挥所架设了15部电台，并沟
通了联系。上海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薛干青、徐成虎也按照王秀珍的部署调集了1300人的机动力量，并增发了枪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