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文集·寄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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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严歌苓 著
出 版 社： 新星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9-2-1字数：版次： 1页数： 268印刷时间：开本： 16开印次： 1纸张：I S B N ： 9787802256149包装： 平装内容简介
严歌苓2009年最新力作，继《小姨多鹤》之后的最新长篇小说作品。
一位中国上海版的“辛德勒”，后来享誉世界的报业巨头
一位单纯、忧郁、文艺气质的犹太难民，后以假身份踏上美国
一位生在美国，长在上海的钢琴女郎，在爱情与背叛之间，良心与理想之间疲于奔命
故事发生在抗战期间的上海，由女主人公“我”在晚年讲述给一位传记作者听。
“我”在1939年的上海，爱上一名刚刚逃离集中营上岸的犹太男子。那时赶上约瑟夫梅辛格臭名昭著的“终极解决方案”就要实施，为让爱人去美国，“我”临时在上海抓了个救星——另一位美国青年——做自己的丈夫。
乱世中，小人物们开始一串连环套式的命运救助，最后，“我” 用“爱人”的钱赎救了“丈夫”，用“丈夫”的护照让“爱人”脱险，同时，以毁掉对爱情的原始理解和信念的方式，去实现了爱情……
故事结局在爱情的部分出人意料，令人叹惋。
一位世界报业大亨的生死前传，写在1942年的上海。
一位单纯、忧郁、文艺气质的犹太难民，从残酷的追杀中幸存，却听见自己爱情的挽歌，响在1942年的上海。
一位生在美国，长在上海的钢琴女郎，在背叛与热恋之间，良心与梦想之间疲于奔命，最终留在1942年的上海。
书中有亚洲人欧洲人美洲人，上海人苏北人客家人，血淋淋的战争年代里，没有人能逃脱“寄居”的命运。大上海，小世界——爱情与信仰，忠义与背叛，自我追寻与自我迷失，都在其中。“上海在二三十年代是最不古板的地方，全世界的人想在道德上给自己放放假就来上海。”
这部作品是严歌苓在题材、写作手法和女性角色塑造上又一次新鲜成功的尝试。同时，小说延续了作者独特的自述式与视觉化的叙事风格。
作者简介
严歌苓，旅美著名青年女作家。生于上海。1986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20岁开始发表作品。1990年入美国芝加哥哥伦比亚艺术学院，攻读写作硕士学位。此后的十年间，她写出了《天浴》、《扶桑》（获台湾“联合报文学奖长篇小说奖”）、《人寰》（获台湾中国时报 “百万长篇小说奖 ” 以及上海文学奖）、等多部引起海内外读者关注的长中短篇小说。《少女小鱼》（根据此作改编的电影获亚太影展六项大奖）、《女房东》、《人寰》等获得了一系列台湾文学大奖，其中《天浴》由陈冲拍成电影后获金马奖7项大奖和1999年美国《时代》周刊十大最佳影片奖。
书摘插图
1
那天我一接到你的电话，就知道他已经不在了。我听说他病了一年多，病中常常吃中国菜，听二胡曲，过犹太礼拜，念叨我的名字。其实我和他之间，并不是人们定义的那种关系。人嘛，总想在一个了不起的人身上找到七情六欲的事。
好吧，随你们的便。把“情妇”这个字眼用来做我的名分吧。我和他都老到发窘的地步，没有这名分已经够受。你的书我读过几本，所以我知道，不管我说什么，都不会照实出现在你书里。干你们这行的，非得添枝加叶，对此拿你们没办法。
首先要告诉你一个上海，就是一船一船的犹太难民卸货一样倾泻在码头上，失修的水泥港口顿时黑了一大片的那个上海。一船接一船的犹太佬靠上了上海的岸。偌大的地球，上海是唯一让他们靠的岸。场面相当壮阔，不难想象这个以迁移和放逐著名的民族的每一次大迁移：三世纪犹太种族全体从耶路撒冷被逐出，地图被抹杀，首都被更名。十三四世纪从英格兰，从西班牙和西西里被赶尽杀绝。一船接一船靠岸的犹太佬们站在甲板上，趴在栏杆上，陌生的上海扑面而来。你不难想象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两百多万他们的同胞被逐出俄国国境，就带着跟他们一模一样的憔悴和疲惫，向全世界各个角落四散。
有时候，在上海靠岸的远洋轮哗啦一下打开底舱，里面装成紧紧实实：一个巨大的人饼。那就是从集中营直接上的“货”。这样的船一靠岸，日本兵便会戴着防毒面具，用刺刀拨拉开上海本地犹太人的迎接队伍，冲进底舱，把杀虱子、跳蚤，以及种种已知未知微生物的药粉慷慨扬撒。刹那间，一片黑的人饼就成了一片雪白。
这和我的祖父在十九世纪末的美国得到的待遇相似：一船船梳辫子的中国男人被消防龙头当街冲洗，冲得大醉般东倒西歪。毒猛的水柱把他们从站着冲成蹲着，然后跪下，最后全趴成一片。
告诉你的这个上海，有百分之八是白种人。这个上海的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勉强把有英国国籍的塞法迪犹太阔佬看做人，犹太阔佬又把俄国流亡的犹太人勉强当人看，而所有这些人再把有钱的中国人勉强当人看，把没钱的中国人完全不当人。再来看看中国人。中国人在这里是指上海人。上海人把江北佬、安徽佬、所有外地佬勉强当人看，而把巡捕房的锡克人当“红头阿三”，把欧洲来的犹太难民当“犹太瘪三”。假如中国有个说法是“三教九流”，那么上海是“九教二十七流”。
真正的上海人，民族大节比较马虎，却都是和平主义者。“八．一三”一仗打到十一月底，日本人开进来了，真正的上海人便说：这下好了，打也打进来了，就不会再打了，让西洋人来，总不见得不让东洋人来。到了1938年大批犹太瘪三来的时候，上海人夸谁家小姑娘漂亮不说她漂亮，会说：“这个妹妹像煞个小东洋！”
你大概知道，我当时是复旦大学二年级学生，修财会专业。学校内迁重庆的时候，我留在了上海，打算回到我的出生地美国旧金山去继续学业。
告诉你们的这个上海有个最大特征，就是气味。气味可不怎么样。成千上万辆马桶车走出纵横交错的里弄，走过大街小街，在路面上留下一滴滴浓稠的黄色液体。马桶车向裴伦路的粪码头汇集，如同好东西一样给仔细装上船，顺着臭墨汁一样的苏州河走去。河边挤满乌篷船，所有没钱住陆地的人都在甲板上晃悠悠地吃、住、生、死，在水里晃悠悠地洗涮，饮用，排泄。
什么都不能打扰上海人过他们的上海日子。包括一舱一舱被杀菌药粉撒白了的犹太瘪三。那个时候我怎么会知道，就在我咬牙切齿骂我年轻的继母“典型上海小女人”时，一条远洋轮的底舱打开了，其中一个叫彼得•寇恩的年轻人成了我这个故事的起点。
年轻的彼得二十五岁，看上去更年轻一点，因为瘦弱，谁都能伤害他似的，也因为两只忧伤的六神无主的眼睛，任何时候都在等你现成的主意。发现他其实蛮有主意，是一年多后的事。那时他的上海经历及难民的崭新身份使他脱胎换骨。那个时代一夜间得到新身份的人太多了。有了崭新身份，不该脱胎换骨地去叛变、出卖，或者反抗、牺牲吗？，
1937年夏天到初冬，日本人兵临城下，中国军人们要与阵地存没与共，突然来了的“勇士”新身份使他们脱胎换骨，把死看成了另一回事。那时候我和同学们往阵地上送装着糖果和香烟的慰问袋，也是在新人格的支配下，把枪炮流血看成了另一回事。正是同一群士兵在撤退南京时疯了似的穿着短裤穿行严寒，扒下老百姓的长衫马褂，往自己挂着勇士伤痕的躯体上套。这时他们的新身份是败兵、逃兵。
彼得•寇恩浓黑卷曲的头发上一层白药粉，走出船舱，绝望了：船舱外是l939年8月的上海，广漠的腥臭来自谁都能糟蹋的江水和江岸，那臭味不比底舱里好多少。
彼得是个容易引起女人注意的男人，宽肩细腰，明目皓齿，看着你的时候，不管目光的逗留多短暂，你都相信那一瞬间他什么也没干就是专门在看你，所有的思维都空出来，把看到的你放进去。他走上码头，拎着两个牛皮箱，看到了迎接人群中的一张张犹太脸庞，一张张女性脸庞。女性都是些岁数一把的人，却很没出息地认为这小伙子对于自己的印象一定比对其他女人来得深刻。
就在彼得•寇恩完成了上岸入关的繁文缛节时，我正在我父亲位于卡德路的房子里预谋出走。
先要告诉你们，我的父亲是谁。他是个值得问一问“是谁”的人。因为他是谁决定了我是谁，再决定我下面这段故事必将发生。
我父亲假如走到你们面前，你们会为他的体态、嗓音吃惊。其实他并没有那么高大，只不过他动作起来莫名其妙地占地方，所以显得高大。还有，他走到任何地方，再陌生，他都是最舒服的一个人，相对而言，其他人就多少有些不适。我继母把这叫做“洋派”。可他这是装的。他的样子让你认为他属于倒头就能睡着、一觉睡到大天亮的那种人，吃起来胃口特别好，好吃不好吃都不会挫伤他对吃的热情。其实他失眠加胃溃疡，两种病都跟他过分敏感紧张有关。他也许不知道自己在装，但我知道，因为我也装。
我要说这些，是因为这些导致了我的新身份：一个出生在美国，成长在中国，眼下正准备离家出走的女大学生。所以你还要忍受我跑一会儿题。
我父亲出生在美国，家里开洗衣坊。那时十个唐人街的原始居民八个开洗衣店。不像现在，这又累又不赚钱的行当几乎让韩国人垄断了。我们的祖先是客家人，长着客家人特有的大眼睛，泼辣的大嘴岔子，短方脸。我父亲的兄弟们把祖父留下的几家洗衣坊做成了上百家，永远也搞不清他们有多少抵押，多少贷款，永远也搞不清到底是赔是赚。
我父亲是我祖父投资教育的唯一一个儿子，读财会专业，出来好做事。报纸上天天都有招财会的广告。我祖父贫贱惯了，一分钱学费都不能在我父亲头上白花。学其他的，都可能白花。父亲学完财会很不走运，那年各校的财会毕业生大丰收，华人公司里的出纳位置都是一个坑三人填。他听说接着念书可以白花学校的钱。只要不花他父亲的钱，他不反对一个个学位念下去。这样，他学出了个政治经济学博士后。他突然觉得他懂了华人在美国为什么混得那么惨。那不赖他们；那是几千年来中国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愚盲。父亲那时知道一个叫马克思的犹太经济学家，他很喜欢他著《资本论》的文采。
好，我的家史就说到这儿。
我母亲去世时，我十二岁。那年父亲的朋友把他介绍到圣约翰大学，做政治经济学教授。我父亲到了上海之后，在男女方面才开窍。其实上海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是最不古板的地方，全世界的人想在道德上给自己放放假就来上海。各国在上海的租界里都有自己的行政和司法，风化也只能管到某条大街之内，而这些法律、道德、宗教的拼图总是留下死角和夹缝。所以我父亲一来上海，才发现自己在风月方面是运道很好的人。
他最终挑了个年纪仅比我大六岁的女人。他们结婚时我十六岁。在娶这个女人之前我们有过无数次失败的长谈。等他的小夫人住进来，光溜溜的橡木地板上到处滚动着她的话梅核、五香豆壳的时候，我便威胁父亲要住到学校去。那时我还在念高中。我指着父亲的小夫人骂她：“典型的上海小女人！”她一点儿也不觉得我在骂人，多少人想做典型的上海小女人啊！
我把这句话大声小声骂了好几年，没有意识到自己也是个典型的上海小女人：看见小夫人穿一件新衣，便一定会向父亲讹诈，逼出一笔钱来；看见她坐轿车出去，等车一回来，我必定跳上去，空跑几条马路兜风也好。
1938年之后，我乘车兜风时，常看见穿着皱巴巴的西装，背着杂货箱串门卖货的犹太瘪三。这是我活到二十岁见过的最凄切的面孔。因为他们一点儿也不想破罐子破摔，他们做得那么认真，那么相信只要吃苦一切都会好起来。他们还希望你千万别看到他不体面的西装和集中营的发式。我突然觉得冬天的灰色黄昏中那些苍白面孔击中了我，击中了我心里一块从未发现的伤。
彼得的面孔跟他们那些面孔排列在一起，一定是最动人的一张。就在他头一次站在领救济餐的长队中，向一大锅卷心菜洋葱汤移动时，我提着箱子、脸盆从父亲的房子里走出来。让你这个上海小女人赢一记吧，我想。你这个不洗澡但要搽香粉、抹头油、喷香水的上海小女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