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大义（二：隐公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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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熊逸著
出 版 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9-1-1字数：版次： 1页数： 512印刷时间：开本： 16开印次：纸张：I S B N ： 9787563377015包装： 平装编辑推荐
本书所作的是一种解剖跳蚤式的工作，试图从《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的记载出抽出一年，来作全景式的分析，梳理历代学者对这一段被神圣化的文本的种种不同的定义、不同的信仰和不同的解读以及他们互相之间无穷无尽的辩难，并展示这些定义、信仰、解读与辩难是如何影响着不同时代中的政治理念与社会思潮的。
内容简介
《春秋》对于古人来讲，长期都被尊为政治哲学的最高圣典，并被认为是所有儒学经典中唯一一部孔子亲手编撰的作品，因此而受到了极高的重视，其地位长期凌驾于儒家所有经典之上。但《春秋》同时又是最费解的，甚至连遍注群经的朱熹都退避三合，孔子的微言大义在历代经学家的解读之下变得越来越芜杂，越来越让人看不清楚。
我们若想从《论语》、《春秋》等经典的字面本身来了解儒家思想，这几乎就是一种缘木求鱼式的努力，因为真正在中国历史上发生巨大影响的那些所谓儒家思想、孔子真义，其实和孔子本人并没有太大关系，和我们所熟知的“四书五经”、“十三经”本身也没有太大关系，而真正发生巨大影响的却是何休版孔子、杜预版孔子、郑玄版孔子、孔颖达版孔子、朱熹版孔子、王阳明版孔子……这是一个人们不断地赋予经典以意义的过程，同时也是人们给自己所生活的世界赋予意义的过程，这些被人们所赋予的意义反过来又深刻影响着人们自身。
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对经典的种种所谓正解与误读不断地冲突、互补、融合、灭亡、新生，许多由不靠谱的考据引申出来的“大义”真实地在现实社会政治思想中发挥着巨大影响，又不断衍生出新的义理与新的政治思想。
目录
自序
第一卷 隐公元年春
第一章 《春秋》第一义
一 始隐问题
1.诸侯之法与王者之义
2.《公羊传》的朴素解释与《论衡》的简单算术
3.“尊王攘夷”和“借古喻今”：宋学主流
4.“惠公二年，平王东迁”：弥合经义的新版史料
5.始隐新义：《春秋》不始于隐公
6.以古史为时政作解：始隐而意在三桓
7.效法天数：最“不合理”的答案也许才是正解
8.另外的一种可能：从“二王并立”时代说起
9.经典的读法
二 元年：字浅义深
1.诸侯之法与王者之义
2.元年大义
3.三种正确：事实、义理与政治
4.“元”之解：求义理，先求训诂——何休的大义与苏洵的诡辩
5.何休的反派——纪年的金文证据
第二章 春王正月
一 孔子特笔与公羊大义
1.王者孰谓
2.断句疑题：“春，王，正月”与“春，王正月”
3.行夏之时：假天时以立义
二 公羊三统论
1.大一统：并非“大统一”
2.夏之忠，殷之质，周之文：天人合一的历史循环论
3.通三统：明受之于天，不受之于人
4.春秋大义之名，何休大义之实：三科九旨
（1）三科九旨之一：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
（2）三科九旨之二：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
（3）三科九旨之三：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
5.存三统
6.三统和三正的义理与史实
（1）从五德终始到三统循环
（2）对《春秋》历法的考订
三 “公即位”的缺书
1.公羊经解
（1）《公羊传隐公元年》“春王正月”解
（2）有关继承法的春秋大义：立逋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子以母贵，母以子贵
（3）光武诏书：对公羊经术的一次实际应用
（4）子以母贵，母以子贵：制度渊源与学术质疑
2.毂梁经解
（1）《毂梁传隐公元年》“春王正月”解
（2）对《春秋隐公元年》不书“公即位”的义理之争与考据之争
3.左氏经解
（1）无经之传，先经以始事
（2）释“孟子”，略谈春秋时期的女性称谓
（3）释“元妃”
（4）继室与媵妾：媵妾婚的风俗与制度考辨
4.嫡长子继承制
（1）一继一及，非鲁之常
（2）汉景帝的继承人问题：对“殷道亲亲，周道尊尊”的实际应用
（3）从亲亲到尊尊，从小社会到大社会
5.释“声子”
（1）谥法歧说
（2）谥法与禁忌
（3）谥号的合礼与非礼
6.释“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日为鲁夫人，故仲子归于我”
7.释“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隐公立而奉之”
8.释“元年春，王周正月。不书即位，摄也”
（1）何休与郑玄的论战
（2）周公摄政与称王之辩
（3）达例与特笔
9.五等爵
（1）五等爵之辩：是等级系统还是分类系统
（2）王爵与周班：是爵位等级还是被授予爵位的次序
第三章 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
一 附庸解
二 邾与邾娄
三 盟于蔑，地点书写上的微言大义
四 会、及、暨
五 邾仪父：称名与称字的微言大义
1.文字传抄的讹误
2.名与字
六 地期与时间，小信与大信
七 《毂梁》经解：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
1.称谓之辨
2.日期之辨
八 《左传》经解：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
1.名、字之辨
2.释“未王命，故不书爵”
九 会盟歃血信誉
1.从盟誓的社会渊源管窥社会结构的变迁与矛盾
2.信用从何而来与仪式力量
3.对盟约有效性的保障
4.利他和利己
5.社会进化与历史进步
第四章 夏四月，费伯帅师城郎。不书，非公命也
一 《春秋》之“不书”
二 费与费有别
三 费伯费■父
第二卷 隐公元年夏
第一章 《左传》经解：郑伯克段于鄢
一 郑国的立国与迁徙从郑国东迁看古人的家国观念
二 “寤生”旧解
三 制地政治命题之恃德与恃险
四 京邑
五 锚定效应
六 京城太叔对两首《叔于田》的辨析
七 城过百雉，国之害也
1.礼制之下的城垣标准
2.并后、匹嫡、两政、耦国，乱之本也
3.耦国源流
4.宗法制度与私产制度
八 克段事件的时间跨度与阴谋理论
九 《左传》的“书日”和“君子日”
第二章 《公羊》克段解
第三章 《毂梁》克段解
第四章 “克”字诸家解
一 训诂之争与义理之争
二 诛心之论与原心定罪赵盾弑君
三 志同则书同矫枉过正
四 经与权之一例许穆夫人
五 晋人纳接菑于邾娄，弗克纳
六 诛杀亲族的礼仪
七 郑伯之弟段出奔共，秦伯之弟鍼出奔晋
第五章 克段的事件疑点与褒贬分歧
一 救时之弊，革礼之薄啖助、陆淳、赵匡的学术革命
二 宋学管窥
1.孙复
2.刘敞
3.王安石
4.苏轼与苏辙
5.胡安国
6.真德秀
（1）淮南王刘长案例
（2）周公榜样
（3）大舜榜样
7.吕祖谦《东莱博议》：科举范文
8.赵鹏飞《春秋经筌》为叔段辩扩
9.经学理学化，孔子朱子化
三 宋、元之际：不仕二朝与华夷之辨
四 明代：靖难之变与克段新解
五 清代克段解三例
1.严启隆
2.毛奇龄，万斯大
3.李堞
六 结语
1.李贽问题
5.修昔底德的虚构与瑞格瑞格的故事
后记
书摘插图
第一卷
第一章《春秋》第一义
公元前722年，即东周时代之鲁隐公元年，是《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记事之首年：
元年春王正月。
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
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
天王使宰喧来归惠公仲子之赗。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冬十有二月，祭伯来。公子益师卒。
以上是《春秋》对鲁隐公元年整整一年的全部记事，一共五十九字，平均每月五字。即便考虑到当时竹简书写远非便捷，但如果当时职业史官的主要工作就是这些的话，显然可以称得上轻闲。
大约古远的年代里记事不易，故而能短则短——《竹书纪年》也是这种体例，只是时间上更加粗疏一些，大多只精确到年；1975年出土的睡虎地秦简有《编年记》，李学勤认为应该就是《史记秦始皇本纪》李斯奏疏中“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一语中所谓的《秦记》一类的书，从内容到形式都和《竹书纪年》很像，简略到人类理解力所能达到的极限；至于他山之石，汪荣祖曾举西方上古编年史为例，巴比伦人的历史记录竟然和《春秋》如出一辙：
十年八月，拿布破沙尔集阿卡之兵，进军幼发拉底河（In the tenthyear，Nabopolaasar，in the month of Iyyar，mustered the army of Akkad，andreached up the Euphrates）。
苏胡与辛达奴人未御之，献礼以谢（The men ofSuhu and Hindanu didnot fight against him；their tribute they laid before him）。
十一月，闻阿沙锐亚之军据瓜城，拿布破沙尔率师击之（In the monthof Ab，they reported that the army of Assyria was in the city of Qablinu，Nabopolaasar went up against them）。
十一月又十二日，击阿沙锐亚军，大败之（In the month of Ab，the1 2th day，he did the battle against the army of Assyria and the army of Assyriawas routed before him and great havoc was made of Assyria）；俘虏众多……遂克瓜城（Prisoners in great number they look…On that day the cityof Quablinu was captured）。
以上文本如果把人名、地名换掉，文字风格再稍微润色一下，插进《春秋》几乎可以乱真，只是不知道巴比伦人的字里行间是否也藏着什么微言大义。
另一方面，按照传统意见，这样的笔法属于史事记载的两种主要体例之一，并非全貌——《汉书艺文志》有“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虽然左史和右史的职能之分在《礼记玉藻》里完全颠倒，但这最低限度也能说明古代的史官有可能是存在两套书写传统的：一是记言，记录的是重要领导人的重要讲话（《尚书》里就多是这样的内容，还有不少是铸在青铜礼器上的，长篇大论在所多有）；一是记事，就像《春秋》这样的体例，言简意赅，不温不火，如同《人民日报》上的新闻标题（虽然《春秋》该不该被归到史官系统里，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清代，龚自珍提出六经是“周史之宗子”，与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论互相彰明，认为《春秋》是“记动之史”。如果保守地采信此说而不作任何铺张的引申（龚本人的学风恰恰与此相反），《春秋》文辞之简约自是顺理成章的事。而前人简约，后人就不得不冗长了，为了搞清楚这无比简洁的记载到底是什么意思，“《春秋》三传”便已经颇费唇舌，而在更后的世代里，人们为了搞清“三传”的意思，又写了无数的书，发了无数的议论，这恐怕都是《春秋》的原作者或原编者始料未及的。
一始隐问题
1．诸侯之法与王者之义
《春秋》记事，一共二百四十二年，但在进入首句“元年春王正月”之前，却还有一个困惑了人们许久的问题，即《春秋》为什么要从鲁隐公元年开始？
的确，既然是一部编年史的样式，其起笔和结笔总得有点说法才是——对这个问题只要稍一深究，疑点便立刻出现：如果说《春秋》是一部鲁国的编年史，那么，从鲁国第一代国君伯禽2算到鲁隐公，这中间还有好几代世系，难道全都抹杀了不成？
一个合理的解释是：伯禽始封、鲁国建国，那还是西周初期的事，几百年下来，周幽王烽火戏诸侯（无论此事是否为真），天下大乱，周平王东迁洛邑，标志着东周的开始，而鲁隐公元年和周平王东迁基本在一个时间段上，所以《春秋》大体是以东周的开始来作为自己的开始的。
这是一个相当合情合理的说法，也是一个经典的解释，晋代“左氏忠臣”杜预《春秋经传集解》的序言里大体就持这一说法。杜的意见是：周平王是东周的第一任国王，鲁隐公是甘心让位给弟弟的贤君，两人所处之时代相近，况且鲁隐公是周公之后，如果周平王能够开创中兴事业，鲁隐公也能够光宗耀祖的话，那么，西周当年的盛况就复兴有望了，周文王和周武王也算后继有人了。所以《春秋》才特意选择这个时间作为开端，“采周之旧，以会成王义”——孔颖达再作阐发，说《春秋》虽然看上去只是鲁国的国史，是站在鲁国这样一个诸侯国的立场上记事的，讲的似乎也仅是“诸侯之法”，但杜预之所以说它“会成王义”，是因为《春秋》所记之事尊卑尽备，故其虽是根据鲁国国史而成书，却“足以成王者之义也”，因此而“垂法将来”，使后世的天子们可以好好从中学习王者之道。
如果此说属实，《春秋》便是一部万世不移的帝王之法，而孔颖达之说的另外一层意思是：《春秋》是一部以教育意义为重的经书，至少，它的教育意义远大于史料意义——用现代语言来说，《春秋》的写作或编纂属于所谓“观念先行”，这样一个圣人传统对中国古代史书编纂的影响极大。当然，也确实有人把《春秋》当作史书，不过，用家铉翁的话来说，这只是“后儒浅见”。
这倒也不能苛责古人，意识形态重于客观史实，这一观念堪称源远流长——若论“源远”，比如杨宽就曾从孟子那里追溯到这种态度，而早在孔子之前，史官的工作就是依附于现实政治的，如许兆昌所谓“（周代）史官从事记事编史的工作，绝不是为了要保存历史资料以供学术研究，而主要是为了发挥这一行为的政治功效。史官记事编史，是一种地地道道的政治行为。周代史官记事编史的政治功能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监察君臣。二是为后世立法”；若论“流长”，“文革”时期连历史照片都会篡改，这已是尽人皆知的事情了。从这里我们倒可以很好地领会克罗齐的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因为历史的面貌似乎并不取决于历史本身，而更多地取决于当下的意识形态需要，甚至，这样一种在现代眼光下看似有些荒诞的观念在古代并不是偷偷摸摸的，而常常是被堂而皇之地奉为圭臬。
从这层意义上说，杜预和孔颖达对始隐问题的解答虽然不一定符合于史实，但、无疑是政治上正确的，这同时也进一步泯灭了《春秋》的史学内涵而强化了它的经学意义。经学当然是远远重于史学的，这个观念长久以来都很少受到人们的质疑。
那么，既然杜、孔言之成理，也算成功解决了《春秋》开篇的一个重大疑点。但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周平王元年是公元前770年，这在鲁国正是鲁孝公执政的晚期，鲁孝公的继任是鲁惠公，鲁惠公是鲁隐公的父亲，而鲁惠公元年却是周平王三年，鲁隐公元年则是周平王四十九年——这也就是说，在《春秋》开始的时候，东周已经过去了四十八年。问题由此出现：如果前述杜预的说法成立，那么《春秋》的开端若放在周平王元年显然是最合适不过的，这既标志着东周从此开始，又表示了在编年上是以周天子纪年为本位的，岂不正是“尊王”之意吗？退一步说，就算一定要以鲁国纪年为本，以鲁惠公元年为开端显然要比以鲁隐公元年为开端“合理”得多，似乎也更合乎杜预的那番道理。
《春秋》这个不当不正的开端给后人带来了不少麻烦。仅从历史分期上说，所谓“春秋时代”就是因《春秋》而得名的，从这层意义来讲，“春秋时代”应该就是《春秋》纪年的起讫时间。始年的问题是：一般说周代分为两段，前半段是西周，而从周平王东迁洛邑开始算后半段，是为东周；东周又分为两段，前半段被称为“春秋时代”，后半段被称为“战国时代”。那么，如果严格依照《春秋》编年，从周平王元年到鲁隐公元年中问的这四十八年却没了着落。顾德融、朱顺龙总述近年对这段历史的分期之争说：“新中国成立后，50年代范文澜修订重版的《中国通史简编》将春秋这段历史以两种年代标明，即东周是公元前770年至前403年，春秋是公元前722年至前481年。之后，郭沫若的《奴隶制时代》将春秋时代定为公元前770年始，以《史记六国年表》所载周元王元年即前475年作为春秋、战国时代的分界线。从此‘春秋史’的时间就定位在公元前770年至前476年……70年代末以来史学界对这一年代定位的下限提出了异议……所以，我们同意将公元前770年至前453年作为春秋时代的起讫年代。”
这一分期问题就这样被“议定”出来，从周平王元年到鲁隐公元年之间的四十八年就这么尘埃落定了。但是，最初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春秋》到底为什么要从鲁隐公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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