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马克思主义在战后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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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丹尼斯德沃金著，李凤丹译
出 版 社： 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8-12-1字数：版次： 1页数： 400印刷时间：开本： 大32开印次：纸张：I S B N ： 9787010075020包装： 平装编辑推荐
“《战后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在它的学术成就方面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它充分重视了20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晚期英国文化研究的不同流派，并明智地对这些资源作了取舍。要研究这一时期主要文化理论的发展，这本书值得作为一个权威的参考。”
——《国际文化研究杂志》
“丹尼斯德沃金为（作为战后英国理论和政治计划而出现的）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提供了谨慎的和相对全面的评价，它既发展了历史著作，也发展了（后来所谓的）文化研究。”
——丹席勒（Dan Schiller），《左派历史》
“没有什么可以与这本书相比。它对于英国文化研究资料，对于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对于社会编史学的历史来说，都是重要的补充。尤其是作为一个为文化研究者代言的代表，我很高兴这段历史最终以这样一种有效的和有条理的方式表述出来。”
——劳伦斯格罗斯伯格Lawrence Grossberg，美国北卡罗莱纳大学教堂山分校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文化研究》杂志主编
内容简介
《战后英国的文化马克思主义》这本书，是一种历史的说明，这种说明针对的是一部分非正统的和批判的马克思主义的创立和发展。这一部分马克思主义指的是：从20世纪4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晚期的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传统，从福利国家的建立到玛格丽特撒切尔对福利国家的改革时期。我集中于研究学者和作家在历史和文化研究领域中的著作，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工作不用多介绍，包括罗德尼希尔顿关于中世纪农民阶层的著作；克里斯托弗希尔关于17世纪英国革命的著作；爱德华汤普森关于理解18世纪大众文化和早期工人阶级的著作；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关于分工的历史，前工业反叛和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等许多著作和论文，以及拉斐尔萨缪尔和加雷思斯特德曼琼斯关于19世纪的研究。以上这些与新社会的历史和被统治阶级的历史是同义的。他们通过不同的方式，在创造“自下而上的历史”中起了重要作用。萨利亚历山大关于工业革命中工人阶级妇女的著作，凯瑟琳霍尔的关于工业革命时期中产阶级的著作，希拉罗博特姆关于妇女历史的大量著作，以及芭芭拉泰勒对乌托邦社会主义的女权主义维度的恢复，对于建构新的社会主义的女权主义历史是同样有力的声音。这些著作非常重要，它们不仅恢复了历史中女性的作用，而且通过集中于研究阶级的性别化特征以及生产和再生产之间的关系，还有工作和家庭之间的关系，它们为重新更全面地思索男性和女性的关系做出了贡献。
作者简介
丹尼斯德沃金，美国内华达大学历史系教授，刊物《重新思考历史》编委会成员，美国历史学协会成员，北美英国研究会成员。曾任期坦福人文学科特聘教授，大学核心课程协调人，内华达大学历史系主任。主要从事文化理论，现代性、全球化和政治研究。以“全球化与后现代文化”为主题的演讲在西方传统讲座——KNPB系列（属美国公共广播公司）中被广播。《文化马克思主义在战后英国》是丹尼斯德沃金多年研究英国历史和文化的成果，著作的出版在西方学术界引起了巨大反响。
目录
导言
第一章失去的权利
第二章全力以赴的社会主义
第三章文化是普通的
第四章结构主义与人道主义之间
第五章自下而上的历史
第六章理论政治学
结论
索引
书摘插图
第一章失去的权利
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思想传统的创立过程中，一个关键时刻是1946年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的成立。这个小组的核心成员是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早期一批激进的学生。他们成为共产主义者，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个活动在反法西斯主义的人民阵线中所起的突出作用。这个小组包含克里斯托弗希尔、罗德尼希尔顿、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维克托基尔南、乔治鲁德、约翰萨维尔、多萝西汤普森和爱德华汤普森（尽管爱德华汤普森只起了少许作用）。这个小组还由一些老一代共产主义学者构成，这些学者本身不是专业历史学家，但他们是忠诚的历史唯物主义者，其中最重要的是经济学家莫里斯多布和马克思学者多纳托尔。
这个小组的行为带有两个政治阶段的印迹。一方面，它将自身看成是人民阵线的先锋，人民阵线是进步历史学家的广泛联合，这些历史学家同编史学的保守倾向作斗争。小组的思想受到宗派主义的限制，这种宗派主义在20世纪30年代已经存在，但由于冷战中理论话语和政治话语的分化而突显。这个小组里，成员的思想是相对开放的，他们认为自己是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的忠实的共产主义激进分子。尽管有斯大林政权和他们自己党的性质正在削弱的幻象，他们仍然公开讨论马克思主义理论，批判地考察对英国历史学研究有关键作用的大量历史学问题，并且，他们与一些有共鸣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联合，创办了社会历史学杂志《过去与现在》。虽然这个小组的世界观充满了马克思主义教条，但与其他专业历史学家一样，这个小组假设历史知识的本质是客观主义的和经验主义的。但是，这些忠诚是不容易一致的，并导致内部冲突。
回忆起来，历史学家小组的意义是，它就像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编史学和历史学理论发展的孵化器，代表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的一个独特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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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马克思主义编史学传统根源于20世纪30年代著名的人民阵线政治和共产主义文化。英国共产党于1920年建立，由一些忠诚的激进分子组成，它是一个很小的组织，仅仅由几千人组成，由于它参与工会运动，其影响才得以扩大。30年代中期，由于德国法西斯主义的胜利及其对那里共产党的破坏，共产党在不断变动。由于国际运动的领导，英国共产党推翻了它的致命的“阶级反对阶级”的立场，这种立场不能区分社会民主和极端权利，英国共产党还建立了开始接纳所有类型的进步分子的反法西斯的人民阵线。最重要的是，这种新方向使共产主义者对西班牙共和党人的支持成为可能。在国际旅的接近两千英国志愿者中，大约一半都是共产主义者。英国共产党从来没有成为工党的真正对手，但是，由于形势的变化，它的成员是原来的三倍，并逐渐支配了小的革命左派。
在大萧条和法西斯扩张时期，英国思想文化首次被左派观念所支配。值得注意的是某些人与共产主义的调情，实施这一行为的包括诗人W.H.奥登、斯蒂芬斯彭德和C.戴刘易斯；小说作家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技术上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科学家海曼利维、兰斯洛特霍格本、J.D.贝尔纳、J.B.S.霍尔丹以及李约瑟；政治作家如约翰斯特雷奇和哈罗德拉斯基的作品；乔治奥威尔在《巴黎伦敦落魄记》和《通往威根码头之路》中对贫困的研究，以及在《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中对西班牙的研究；格雷厄姆格林的反法西斯小说；莫里斯多布的经济学著作；以及A.L.莫顿的民粹主义历史学著作。左翼观念被维克托戈兰茨的左派书社有力推广，到1938年，已经有接近60000成员，有月报《左派新闻》，并有1500个左翼讨论小组的民族网。这种思想文化最突出的特点之一是，它在英国被第一次激进学生运动所丰富，由于大萧条，法西斯主义的出现以及最重要的是由于共和政体的西班牙被卷入政治中。
共产主义者是一小部分学生积极分子，但是他们以支持西班牙共和主义为首要任务，在大学和日益主要的大学社会主义学会中，组织反法西斯运动，这些大学和学会是动乱的主要媒介。共产主义学生知识分子在重大的国际军队中形成一种力量，为保持自由和民主以及建立社会主义世界而奋斗。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是资产阶级思想的颓废和空虚的代替品。马克思主义包含了对历史阶段的令人信服的分析，对未来预见的分析。以及对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分析——这种哲学统一了自然和历史、思想和现实、理论与实践。由于这种新的理解方式，处于上升趋势的共产主义学生知识分子深信改造整体的知识学科的必要性，这种知识学科被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文学批判主义、科学、哲学、历史和人类学所腐化。
20世纪40年代以前，有关英国历史的小部分马克思主义著作，与更广泛的社会主义的和激进的民主编史学传统密切相关。一般来说，这种著作是知识分子和激进分子的成果，其中有些人具有工人阶级背景，他们提供了对已知情况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解。A.L.莫顿是这种类型的历史学家的代表，自20年代末起他就是党员，并且是《工人日报》的通讯记者。他的《英国人民史》一书1938年由左派书社出版，这本书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概念为基础，但大致上模仿了早期激进的民主传统的历史著作，尤其是J.R.格林的《英国人民简史》（1877）。
30年代学术中产生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著作并不是由专业历史学家完成的。它由其他学科的小部分学者所写，这些人运用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路径：如古典学家本雅明法林顿和乔治汤姆森，德国改革专家罗伊帕斯卡尔；与科学运动有社会关系的共产主义科学家；澳大利亚移民和考古学家V.戈登柴尔德；以及经济学家莫里斯多布，他已经致力于历史学研究，他的历史学研究在极有影响的《资本主义发展研究》（1946）一书中达到顶峰。
第一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来自30年代的学生。霍布斯鲍姆和基尔南进入了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学习，成为后来的主要党内知识分子詹姆斯克卢格曼的同学，他们也是死于西班牙战争中的共产主义诗人约翰康福德的同学（多布是学院的教师）；罗德尼希尔顿和克里斯托弗希尔在进入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时被激进化了；约翰萨维尔在伦敦经济学院的激进学生背景下非常积极；比其他人稍微年轻一些的爱德华汤普森，就在战前参与了剑桥的学生政治活动。除汤普森之外，这些历史学家都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加入了英国共产党，那些年里，人民阵线经历了联合过程。这些历史学家参与这次联合的行动，对于他们的政治和历史观点具有深刻影响，并且深深影响了他们对于理论和实践的正确关系的看法。
20世纪30年代一些著名的英国马克思主义者如约翰斯特雷奇和约翰康福德，来自上层阶级的家庭，但是更有代表性的党员——谢菲尔德的工程师，克莱德赛德的造船工程师，南威尔士和苏格兰的矿工，来自更“新教”的工人阶级。党内知识分子同样是来自不信奉国教的工人阶级家庭。3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没有什么不同，他们中大部分都来自不信奉国教的家庭，有着丰富的异见。
举例说，克里斯托弗希尔是一个极有成果的人，但他是严格的中产阶级约克郡卫理宗培养出来的，他记得这个宗派是虔诚的，严肃的，并且有着深刻的“清教徒似的虔诚”。他的父亲是成功的律师，过着俭朴的生活，在家不抽烟不喝酒，并且（如希尔在贝利奥尔学院的一个朋友所回忆）是一个“严格但和蔼的清教徒”。希尔进入了语法学校学习，并且获得奖学金进入牛津大学学习，他承认他的背景在将他培养成忠诚的共产主义者的过程中起了必不可少的作用。他也相信，成为党员代表了他与他的过去的决定性分裂，以及对他的过去的反抗。维克托基尔南具有公理会背景并且来自北英格兰，他的父亲在曼彻斯特的一家船舶公司工作，将信件翻译成西班牙文和葡萄牙文。在基尔南进入曼彻斯特语法学校学习的时候，他对历史学产生了兴趣，并且由于受到剑桥社会主义学会的克卢格曼和康福德的影响，基尔南被共产主义所吸引。他回忆到，由于他的背景，加入这个党看起来并不是一个大的跳跃。相似地，罗德尼希尔顿的家庭，虽然“蓄意地反宗教”，但拥有所有非国教派的文化特征。希尔顿是流动的工人阶级分子，是兰开夏郡劳工运动的追随者。他的祖父是政治上很积极的织布工人，在1884年参加废除上议院的活动，他的父母参与了合作运动并且是独立工党的成员。与基尔南一样，当希尔顿进入曼彻斯特语法学校学习，并获得奖学金而进入牛津大学时，他开始热爱历史学。希尔顿还记得贝利奥尔共产党组织的参与者大多具有相似的背景，通常是一代或两代来自工人阶级家庭的人。“实际上，这种背景的人成为共产主义者并不是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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