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流-吴虹飞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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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吴虹飞 著
出 版 社： 新华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9-1-1字数：版次： 1页数： 219印刷时间：开本： 16开印次：纸张：I S B N ： 9787501186891包装： 平装编辑推荐
沏杯热茶，聆听他们之间的深度对话，重新打量这些璀璨的生命。
一个有着多重身份的记者，一个弹着吉他唱歌的女子，对阵纵横当代的名士之流，没有隐私，只有坦诚，没有对抗，只有共鸣。
最能引起深层次探讨的公众人物，《南方人物周刊》为历史留存的一份底稿。
海岩：造星者的诉说，艾未未：一个世故的疯子，张元：从“地下”到“地上”，阿来：文学就是我的宗教。冯唐：难得一辈子当流氓，慕容雪村：论爱是不可能的，郑钧：我不是最美的花朵。
人物报道在新闻教程中并未单列成章，但在新闻采访中它却是重中之重。它能有效地解释新闻为什么发生，因为人是新闻的主体，是事件的动因，把人物为什么要做说清楚，也就能把事件的来龙去脉说清楚。所以，一个好记者也应该是个好的人物报道记者。在本书中，吴虹飞试图通过对话的方式来探寻名流们的内心世界和思想版图，在追问中逼近人物，更大程度地接近真实，从而为人物报道提供了一种行之有效的范式，值得一读。
——《南方人物周刊》主编徐列
从业十来年，我才真正体会到人物报道是所有新闻范式里最难写好的一种，非难于表达，而是难以展示或者穷尽内心。
相比于前两本人物对活录，这一本集子更能看出吴虹飞的野心，除了呈现人性力量，她还试图拓宽人物报道的外延——其人其事所昭示的特殊价值。吴虹飞所选人物多在人文文化领域，其目的也是为丰富文化报道手法作一些有价值的尝试。
——《中国新闻周刊》执行主编陈海
一个敏感甚至被认为有些“神经质”的人，可能不是一个合适的日常交往对象，但这种敏感，却是优秀记者的基本禀赋。我觉得，阿飞姑娘就是有这种禀赋的人。所以，读她的报道，尽管有时会让你觉得她的发问、个别地方的行文方式，让你无法认同，但却往往吸引你读下去，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
——《看天下》执行主编林楚方
内容简介
本书是《南方人物周刊》新锐记者吴虹飞第三本访谈录。《名流》将给读者带来什么？海岩、赵涛、郑钧、还是艾未未、阿来、慕容雪村？……还是，只是吴虹飞？《名流》依然延续吴虹飞一贯的思考和手笔，将各路名流一网打尽，毫无疑问，是一份关于历史、文字、艺术等领域在这个时代最真实的底稿。
作者简介
吴虹飞，侗族，2004年起任《南方周末》报业集团下《南方人物周刊》记者，同时进行音乐创作。
“幸福大街”乐队主唱、作家、著名记者……她的身份多变，他的视角独特，她的人生更是精彩得多。
目录
书写的快乐
海岩：造星者的诉说
汪国真：人民说你是诗人你就是诗人
阿来：近乎传奇的个人史
冯唐：难得一辈子当流氓
慕容雪村：论爱是不可能的
廖一梅：爱情多么美好，但是不堪一击
吴淡如：“写作是一辈子的事情”
柯云路：历史会证明一切
艺术的光影
赵涛：“她将是中国最好的演员”
艾未未：一个世故的疯子
王度：没有家乡的人
黄燎原：现在主义的神人
温普林：身体力行的嬉皮士
马岩松：用建筑表达自由
王兵：守望时间碎片的人
张元：从“地下”到“地上”
第六代导演：站在大师的背后
文隽：香港电影圈的大佬
郭凯敏：一个时代的恋爱
歌唱与声音
郑钧：我不是最美的花朵
朱哲琴：音乐在我的血液里
陈绮贞：华丽的冒险
黄舒骏：一个不安于室的人
李云迪：我离大师多远不需要我来肯定
李谷一：我是艺人中最不幸运的一个
历史的回声
沈志华：“草根”出身的历史学家
杨奎松：历史研究如同破案
傅国涌：为中国实业家画像
展江：另类书生与新闻学者
林洙：为爱执著一生
后记
书摘插图
海岩：造星者的诉说
“金钱的作用很大。这个时代，大部分的恶都是金钱弄出来的……金钱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主角，男一号兼女一号。它的推手太厉害了。”
1998年，海岩在锦江饭店北方公司游泳比赛上拿到冠军。那一年他已经44岁了。那天比赛，其实他是作为公司领导坐在主席台上的，突然停电了，偌大的体育馆顿时热气蒸人。“实在是热得受不了了，我说谁给我找个游泳裤吧，我也下去游两下算了。”这一试，就是冠军。“我们是大公司，各路参赛的小伙子们都是提前组队，训练了好久，都想有好的表现，根本不会有谦让一说的。”
《北京青年报》登出了他的照片，“同时那一版登了3张照片，一个是我得冠军的，还有一个是乔丹的，还有一个是罗纳尔多的。”他说：“敢情我就是一个四肢发达的运动奇人哪！”
海岩刚出1米7的个子，当年是北京劳改局篮球队的，还参加过北京市公安局的游泳队。这些大系统的运动队差不多都是专业级的，要脱产训练。“我在原单位人的印象当中，就是一个打球的。领导找我谈话，都是劝导我，你是不是该学点文化了？你也不能头脑简单、四肢发达一辈子！”
写《便衣警察》的时候，海岩已经当了处长，做了十五六年的公安了。据说，他后来一年写80万字，不管好和不好，这已经让人瞠目。还听说他一边写一边哭泣，记者求证时，他说道：“有过，但那种时候少。”
“我是百工里面的匠才。”海岩说，“写小说也好，做警察也好，打篮球也好，游泳，装修，干一行爱一行。过去我们是海军航空兵，我是地勤，做电器员修理电机，每天都动手，跟电工打交道，复员回来还做过汽车修理工。”
●“我在昆仑饭店是一把手……”
“有一次单位让我到一家机关自办的小饭店里帮忙。那饭店经理看我年轻又勤勉，刚好手边又缺人，因此向机关要求让我多留几天，冒充值班副经理搞搞接待，结果一留留了15年整。我当时本来就是临时借调充充数的，没想到后来竟假戏真做当上了全国旅游饭店业协会的会长。”
刚到昆仑饭店的时候，国内基本上无人懂得酒店管理，那时甚至没有酒店这个说法，都是招待所。管理昆仑饭店有好几批人，有留学回来的，瑞士的、洛桑的，也有美国的、英国的，还有日本的、上海的。国企内部很多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和人事关系，他要面对的是：内部原来积累下来的矛盾、人事问题以及体制冲突。
“当时不光财务，我还管人事、销售和客务、客房、餐厅，还有综合服务、市场部……内部矛盾大也罢了，总经理是美国人，中国人和美国人之间矛盾很深，美国人走了，上海人来管，北京人和上海人之间又有很大的冲突，天天像吵架一样。
“比方说，一个客房里面，卫生间厕所的这个门是应该开着、关闭的，还是半开的？有的人说，肯定是关着的，哪能客人一进来就看见一个恭桶呢？也有人说，厕所是要通风的，关住了会有异味。还有人就说，应该是虚掩着的。这就能吵个半天。
“过去认为酒店出售的是什么呢？出售的是床位，出售的是餐室，后来呢，出售的是服务。现在更流行的，酒店实际上出售的是一位文化、一种品位。”
海岩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讲课讲的是旅游管理，他对记者侃侃而谈：“酒店，尤其是高星级酒店，能成为国家的窗口，而且是上流社会的温床。
“我们国家也是有上流社会的。不是有钱就可以做上流社会，我们理解的上流社会，就是一帮统治阶级、寄生阶级的骄奢淫逸，其实不是这样的！上流社会自有他的道德规范，喝茶有喝茶的规范、抽烟有抽烟的规范。递一个名片、握个手、吃饭擦嘴也有规范的。如果当众擤鼻涕，或者说抠鼻腔，这肯定是不尊重他人的对不对？礼仪标志着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
“我在昆仑饭店一直是一把手，我从一家店做到现在30家店，从一千人做到一万人，最早跟着我的人，慢慢都从连长当了团长，从团长到了师长，从师长当了兵团司令，都在事业上有了很大的提升。
“你要知道，国企是很复杂的，一朝天子一朝臣，我能够在一个岗位上干20多年，并且把我所有的部下、把所有跟着我做的人带起来，这其实并不容易。”
●“写纯粹的爱情”
他对琼瑶、金庸都不以为意，因为自己就是通俗小说的大作家。他笃定认为：“人之初、性本善”。人们都是向往美好事物的，比如纯粹的、没有交易关系的爱情。“其实我主要是描写人性最原始的光辉。”
“一个人可能很奸诈、很狡猾，但他交朋友肯定不乐意交奸诈和狡猾的人。一个人整天吊儿郎当，在外面找情人，可是找老婆不会也找一个烂货，不可能的，人总是渴望得到好的东西。
“现在文学界，流行写丑的、写边缘、写极端，以暴露、以批判为己任，或者写一种虚无。文学不完全是揭露，让你认识生活，同时也是让你善良，让你认识美，抚慰你的心灵。
“其实写美是很难的，因为美容易让人家觉得矫情，让人抗拒。我的作品大部分的读者还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更抗拒了。他能够看进去，我认为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
“大家觉得讲故事的小说没劲，层次比较低。可是，你把中国的作家挑出来，有几个会讲故事的？我们的电影、电视剧，瓶颈是故事，对吧？你像前几年几部大片，张艺谋的、陈凯歌的、冯小刚的，技术上完全可以进入到世界商业电影的台阶了，被诟病的就是故事啊！”
但是讲故事的才能从哪里来呢？
“讲故事说到底，一个是作家讲究感性，非常感性，另一方面，你要把一个故事讲好，理性思维和逻辑思维也是非常重要的。你要把千头万绪的东西理得很清楚，怎么抽丝剥茧，一层一层地铺展开来，然后再收得住，整个的布局谋篇要有一个规划和统辖。很多作家，天分上是不够的，他有感受，但是做不了理性的控制。可能我这些年从事行政组织工作，对理性思维有帮助。”
写作是海岩的意外收获。“他们老以为我是一个处心积虑的人，说我都是想好了，外界需要什么，我就给什么，我完全没有。老百姓希望大团圆，我从来都是写悲剧的；老百姓需要情节性很强的，我的节奏很慢。我喜欢什么就是喜欢什么。”
“换一个时代，我也这样写。”
●“与其改造社会，不如改造自己”
海岩说自己是一个“没有安全感”的人。童年时期，父母被造反派隔离，他10岁辍学，开始独立生活。他不敢上街，怕被人打，15岁参军。他的少年时期相当内向，并且易怒、暴躁。
他选择变成一个好人和某种英雄主义的情怀有关。“我慢慢地由于生活中的不顺利，产生了一种宿命的情绪，就是说人不胜天，整个的社会和自然界太强大了，个人的愿望、个人的努力都是很渺小的，与其花一些无用功去改造社会，不如去改造自己。”
他是识时务的。“中国的知识分子历史上就是受压抑的，到现在也没有到外国知识分子那种地位，中国因为是官本位制、金本位制，所以文人的地位基本上是不高的。”他做了很多年昆仑饭店的老总，这样，他还可以为他的作家朋友买单。
吴虹飞：你经历过很多事情，最后也没有变成一个愤世嫉俗的家伙。你是怎么变成一个心平气和的、对唯美的一个描述者呢？
海岩：做一个善良的人，有可能在这样的社会里吃亏，我就吃了很多的亏啊。你会有两种出路，一种你要改变自己，你也要以恶对恶了，还有一种，你可能认了。
这个历程，也还是挺挣扎的，想做恶人，也要胜任的。让你抢银行，你那个心理素质就不行的。当你把善作为一个人生准则、当成一个习惯的时候，你要改变它很难的。我觉得好人应该建立一种做坏事的心理障碍，当你做恶事的时候，你会有心理障碍。比如说你憋了尿，厕所很远，你就在当街尿，你就尿不出来了，因为你没有这个习惯。你即使做了坏事，因为种种利益的驱使，但你内心的这种压迫老是重压着你，终有一天，你受不了这个重压，你要去补偿。
吴虹飞：你有没有宗教信仰？
海岩：我没有宗教信仰，我是共产党员。但是共产主义实际上是一个政治远景，也可以把它理解为和谐、世界大同，它其实和很多宗教所追求的极乐世界是殊途同归的。我对宗教是很喜爱的，作为一种学说、一种思想。比如道家、佛教、还有基督教都是劝人向善的。你做善事未必现在就有报答，也许未来会有。
吴虹飞：你会相信这个吗？
海岩：我不完全相信，可能我们受到的科学教育太深了。但是，关于人是否有灵魂，灵魂是否不灭，是不是有来世呢，都是不太完全确认的。我只知道，从常理来讲阴阳是平衡的，善恶也是平衡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在多数的时候会有这样的情形。
吴虹飞：你相信你自己写的小说吗？
海岩：不相信，只是心向往之。
吴虹飞：你怎么看待金钱？
海岩：金钱的作用很大，这个时代，大部分的恶都是金钱弄出来的。和过去不一样，过去可能就是权力，或者说某一种荣誉啊，现在主要是金钱。你看所有的光鲜亮丽的事物背后，只要是在利益空间比较大的地方，都是有黑幕的。金钱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主角，男一号兼女一号，它的推手太厉害了。
吴虹飞：你觉得通货膨胀对爱情会有影响吗？
海岩：……
吴虹飞：你和出版商、投资人、娱乐圈打交道，看起来游刃有余。
海岩：其实我做的工作和我的个性是相悖的，比如我在政府机关、在警察机关、在企业，那就是要和不同的人打交道，这是一种后天的磨炼、生存的需要。那个时候没有什么选择，我想选择一个自己独立的工作，不现实。不像现在，社会给大家提供了机会，我想当个画家，我画就行了，我想当个作家，我写就行了。那时候国家统一分配工作，你自己当作家、当画家不现实的，你什么都没有，劳保、医疗、住房，等等，你自己解决不了。
吴虹飞：体制对才华有遏制吗？
海岩：其实遏制得很多的。要是我一开始就做小说家，可能成就会大些吧。我大量的精力，最美好、最旺盛的时候都是贡献给了机关工作啊、警察啊、企业管理啊，每天16个小时在上班，占去了你90%的精力。
我觉得，好像受我益的比较多，包括我的演员，我受他们益的也有，但是互相受益，平衡一下，我可能付出的更多。所以算命的也说，可能我是上辈子做了恶，伤害了不少人，这辈子就是要还给很多人。所以只能问耕耘，不问收获，下辈子可能生而有福吧。
吴虹飞：出演你电视剧的演员，很容易就红了。
海岩：其实选演员的时候，也受很多因素的影响。比如说投资方要求主要演员要跟他签约，而我们看中的演员都有约了，都有公司、经纪人，就很复杂，或者他的片酬比较高，或者又有一些其他的戏，结果都不能用。
你看我用的演员多是新人。可能他们个人在第一部戏上表演能力、气场并不够。公平地说，我剧本的角色，对演员帮助更大一些。
海岩穿质地很好的西装，待客的地方有上好的茶水和古典书籍。他是自信的，只有在照相的时候，他露出了微微的紧张。而后来，他也承认了：他是一个没有安全感的人。
他和荣辱富贵紧密相连，到现在他更愿意独处，他和动物相处得非常好，并且以他们为荣。“动物对爱的回报是最直接、最本能的。”
他有时也是孤独的。
“当你一个人空虚寂寞时西瓜也许是你最好的发泄。你可以用刀割它、削它、砍它、劈它，同时你可以发泄自己，高声喊：‘我杀瓜，我杀瓜，我杀瓜啊！’”
他的生活是“被动”的，“命运都是被动的，工作都是组织安排的。”他一生当中，“几乎没有主动要去追求一个什么事。”
吴虹飞：写东西呢？
海岩：写东西？这算事吗？我在地摊上看到那么多人写的东西，我想我不会写得比他们更烂。
多年前，公安处的海岩拿着他的第一部小说《便衣警察》去找已从人民文学出版社退休的前总编严文井，严文井建议海岩寄给人民文学出版社，他果然投了过去，却音讯全无。他自行找了过去，却发现自己的稿件，厚厚的，却连打开都未打开。他开始劝编辑打开来说：“请你读一下第一章的前几段就好。”
当时华国锋出访日本，国内出版部门印了一本新闻画册，这样紧急的政治任务也是半年后才印好，以至于画册送到日本的时候，日本还以为华国锋又访问了一次日本，而《便衣警察》的出版速度远超过了华主席。到了后来，他的长篇《舞者》，从动笔写第一个字，到卖出30万册，仅用了7个月时间。
“现在，一夜暴富的人、一夜成名的人太多了。你看超女、快男，你看北影这几天在招生，人多极了，可是能成功的是少数。
“我其实很少主动地去想达到一个什么目的。有时候，年轻人问我人生理念或者处世哲学，我说信天命、尽人事，对你们这个年龄来说，可能嫌悲观了。你不把眼前的事做好，这么一点点的积累，你哪有未来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