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中国哲学丛书—儒家的困境

分类: 图书,哲学/宗教,哲学,中国近代哲学/当代哲学,
作者: (美)狄百瑞(Bary,W.T)著;黄水婴译
出 版 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9-1-1字数:版次: 1页数: 145印刷时间:开本: 16开印次:纸张:I S B N : 9787301148150包装: 平装编辑推荐
作者简介:狄百瑞(Wm.Theodore de Bary,1919—)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言和文化系教授,是海外研究中国思想的著名学者。主要著作有:《高贵与文明》(NobilityandCivility:AsianIdeals ofLeadership and the Common Good,2004),《亚洲价值与人权》(Asian ValuesandHumanRights,1998),《为己之学》(Learning for One'sSelf,1991),《东亚文明:五个阶段的对话》(EastAsianCivilizations:aDialogueinFive Stages,1988),《中国的自由传统》(The Liberal Tradition in China,1983),编写了影响广泛的《中国传统资料选编》(SourcesofChinese Tradition)。
内容简介
随着东亚的复兴,儒家思想重新成为全世界学术领域的重要话题,东亚的崛起与儒家思想有什么关系?儒家的人格在现代社会中能起到何种作用?
作者用旧约传统中的先知同中国儒家传统中的君子进行比较,认为真正的君子就是要对朝廷的不义进行谴责和矫枉。君子和帝王之间的张力是中国政治中重要的主题。
君子的力量源于替百姓和上天代言的社会角色,但是君子却没有有效地得到百姓的托付,也没有从上天那里获得宗教性的支撑,而是一直陷入黎民苍生和专制皇权的裂缝之中,这成了历史上儒家最大的困境。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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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总序
前言
第一章圣王与先知
第二章《论语》中的君子
第三章帝国圣人与儒家君子
第四章 专制背景下正统理学中的先知思想
第五章方东树:近代早期的一位先知
第六章先知与民众
参考文献
索引
书摘插图
第一章圣王与先知
从一开始,儒学的困境就来自于奠定了仁治理想的传统神话。以及儒学后来取得过的短暂和表面的成功。这种世俗的成功恰恰显示出帝国统治的失控。因此,儒学的困境变成了一个永久的挑战,进退维谷的窘境让儒学在历史的长河中饱受煎熬。当我们在《尚书•尧典》中第一次接触到儒学的困境时,发现了一个理想化的圣王形象。
日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①
人们无须深刻的洞察力就可以看出,尧的身上集中体现了一个好的有教养的儒家统治者应当具备的种种美德。尧才智出众,历经磨练后成为多才多艺的人;尧为人恭敬、克己、谦虚、尊敬关爱他人。这些品质显露在他对百姓慈爱如父的关怀中,在对百姓进行道德感化的过程中发挥了神奇的作用。尧的美德光芒四射,恩泽九族天下。天下百姓和睦相处,亲如一家,与天地合一。但是,请注意,古人在展现这一英雄理想时,简单地认为英雄身后的背景理所当然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人的世界,一种家族的秩序。其中,男性首领不仅已经处于统治地位,而且他的统治地位已经位于家族的中心。这里没有关于开天辟地的神话,没有《创世记》。作为一个奠基性神话,《尧典》里甚至没有展现征服或者争斗的场面,没有要战胜的敌手或竞争对手,也没有即将面临的抗衡力量。圣王孤身一人。除了自我约束,圣王既不会受到挑战也不会受到制约。在描述了尧身上那些令人景仰的美德之后,接下来的问题只是寻找贤明的继任者。这一过程里不存在角逐或者争辩。人们的当务之急是再找一个像尧那样具备谦恭美德、可以被委以统治重任的人。
不论儒家这一奠基性神话是否起到了含蓄批判既定秩序、祛除其神性的作用,由于它包含着依赖个体美德而非继承权进行统治的理想,所以这个神话看起来很容易被家长制的王朝政权盗用。人们很久以后才发现,《尧典》不过是被塞进《尚书》里的一篇伪作。然而,这一。事实既不会削弱《尧典》在儒家圣王传统中的神话功能,而且,在中央集权统治下,也不会妨碍人们对《尧典》做一番变通以适应帝国圣人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需要。毕竟,不论是神话内容还是中央集权统治,它们都不只属于儒家。早在孔子在神话和中央集权上留下自己的烙印之前,二者就已经在中国的原始记载中恭候他的出现了。不仅大多数古典典籍早于孔子,而且,孔子之前的一些文本里也已经出现了对理想化圣王的赞美。例如,《诗经•大雅•文王》中就把周朝创始人周文王比作承载天命的人。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
穆穆文王,於缉熙敬止。
假哉天命,有商孙子。①
鉴于孔子向后人传授《诗经》等经典,我们有理由相信《论语》中孔子对自己的评价——孔子自认为是一个忠实于传统的传播者。由此可见,中国人的圣王观念早在它上升为一个儒家神话之前就存在了。考古发现可以有力地证明以下猜测:早在孔子登上舞台之前,集权统治以及集政治宗教权威于一身的单一君主统治就已经是历史的事实。而且,吉德炜(David Keightley)近期的研究结果也表明①,那时集权统治已经高度合理化和官僚化。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认为,在这一个重要的方面,商朝末年的政治预示了秦汉帝国秩序的基本特点:它必须包括一个对称的权力结构。虽然其外围实行不同程度的控制或者自治,但是权力最终必须集中到一个密度由外向内不断升级的中心上。从官僚化的行政、经济控制和文化影响上来说,这个中心并不一定总意味着权力的升级。中央集权的趋势在商末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而且在秦汉时期被进一步合理化。当然,中央集权的不断加强并不意味着与历史的彻底割裂。至少从理论上说,“封建等级”或者封臣制度需要依赖一个委派中心(如果不是指挥中心的话)。正如许倬云在总结“封建等级”的特征时所说的那样,王权处于一个庞大的宗族组织的中心,它同时还伴有一个强大的政权结构。②
既然如此,当我们发现《论语》里默认了上述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时,也就不会感到惊讶了。“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白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季氏》2)
1.君子与圣王的对比
《诗经•文王》中另有一节专门描写周室的后人,其中提到了商朝失天命于周朝。
命之不易,无遏尔躬。
宣昭义问,有虞殷自天。
上天之载,无声无臭。
仪刑文王,万邦作孚。①
由此可见,周室的权力受制于上天无形的道德约束。这是保证周室行使其统治权的不成文的条件。尽管周文王是道德约束方面的典范,然而他的家族和后人身上却集体肩负着对百姓负责的道德雷担。
我们在《论语》里也会看到上述责任,但它的形式却是全新的。虽然《论语》里仍然保留了将权力托管给公众这一观念,但是,当孔子论及天命时,他并不是在对一个统治家族演讲,奉劝统治家族成员忠于先王典范,以此作为家族昌盛和长治的条件。相反,天命在《论语》里被重新理解为个体的使命和个人对于为天下人效力所做的承诺。此番话是孔子说给他的学生和同伴听的。作为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分子,这些人哪怕没有实权,也依然怀有强烈的领袖使命感和为公众服务的责任感。对他们来说,天命并非王朝的一份委任状;天命要求他们作为个体具有政治和道德上的良知。
同样,作为一朝楷模的圣王对于孔子及其追随者来说也就失去了直接的意义。随着旧贵族的没落,孔子这批人中很难再成就一个圣王。因此,君子的模范作用就显得更加有意义,尽管那时君子可能根本不再担任任何职位。①这倒不是因为君子缺少为公众服务的使命感,而是因为,与从前的周王室后人不同,君子在政治上要么被架空要么不被承认。上天要么未降大任于君子,要么未安排他个人的际遇,所以君子无法直接获得权力或者政治影响力。
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君子”的意思在发生变化。由原来没落世袭贵族中的一员,“君子”转而代表一个全新的阶层。这个阶层立志通过培养个人的美德和智慧为公众服务。也就是说,君子从出身高贵的人转变为高尚的人。君子不再是享受特权的上流社会子弟,然而,宽广的胸怀和高尚的道德水准又使得君子鹤立鸡群,远在小人之上。
我们从以上新旧秩序的过渡中发现,良好的教养依然被看成领袖精英中的道德修养。这个观念在不知不觉中一直延续下来。《论语》的译者魏礼(Arthur Waley)认为,这当中的发展变化相当于英国绅士从社会的贵族转变为体现模范举止的个体。这一可比性更适用于魏礼自己的那个时代,因为当时“英国绅士”的概念仍然带有强烈的荣誉感,仍然体现了一套高标准的行为准则。然而,如今绅士观念已经非常淡薄。因此,在某些情况下,如果借助大写作为区分手段,那么,“贵族(nobleman)”与“高贵之人(NobleMan)”的差别也许更能帮助我们传达出其中延续与变革(变迁中传统的延续)这种双重含义。英语里缺少一个专有名词,否则我们就可以用它来强调“君子”特有的个体价值以及依然保留在他身上的强烈的集团或者阶级认同感。这种认同感来源于集团或者阶级成员当中普遍具有的献身于为公共服务和维护文明传统的精神。
在后来的传统中,孔子经常被称为圣人,甚至被说成体现了圣人之极致。实际上,在后来的文献中,凡是提到圣人的地方通常就是指孔子。虽然人们认为孔子体现了圣人智慧的精华,但是在《论语》里面,孔子却很少提及圣人或“圣”。《论语》中关于“圣”的笔墨不多,这反而使得“圣”为凡人所不及。“圣”作为终极理想固然重要,但是,一个人必须首先努力成为君子。一个人只有实现了这个更为接近的目标,他才可能进而达到圣人的境界。
子日:“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述而》26)再有,当子贡问道:“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孔子回答说:“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雍也。》28)接着孔子又说“己欲立而立人”,把遵循相互性或者互助三惠原则当作实现“仁”的途径,反对任何直接至“圣”超“圣”的企图。
诚然,君子必须时时以圣人为楷模。在君子理应敬畏的三件事中,圣人之言为其一,另有天命和大人(《季氏》8)。但是,孔子并没有自诩圣人或者拥有完美的品德。子日:“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述而》33)当太宰问子贡他的老师是不是一个圣人时,子贡承认孔子实际上是一个“多能”的人。孔子听说以后,不仅表示反对,而且对其中的假设提出质疑。孔子问道:“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子罕》6),言下之意是:完美固然是圣人的标志;然而,立志成为君子的人(比如他自已。)。无须(最好也。不要)认为自己是在力求达到圣人的无所不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