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一种爱不千疮百孔——张爱玲爱过的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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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闫红 著
出 版 社： 天津教育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9-1-1字数：版次： 1页数： 215印刷时间：开本： 16开印次：纸张：I S B N ： 9787530954829包装： 平装编辑推荐
我梦想通过她的亲人，还原一个张爱玲的前世今生。
——闫红
她（张爱玲）对这尘世的情意太珍重，她试图用距离延长保鲜期。 人人只道张爱玲与人颇有距离感，闫红认为，张爱玲对尘世的情意不是不珍重，而是相反。“她对这尘世的情意太珍重，她试图用距离延长保鲜期，不幸的是，就这么一路‘距离’下去，量变到质变，距离便不再是一种‘手段’，变成了生活态度，用张爱玲的话，是与生活本身都有了距离，也算一种悲哀。” 在破译张爱玲情感密码的过程中，重新发现张爱玲，在发现张爱玲的路途上，常常遇见我们自己！
天上或许可以掉下一个林妹妹，却掉不下一个张爱玲她如此丰富，跟大家族的生活方式有关，人来人往间，成就多少世故人心祖父是晚清名臣张佩纶，外曾祖父是更有名的李鸿章父亲是旧式才子，母亲是新派淑女，剩女姑姑，弃儿弟弟曾几何时，昔日的辉煌已变成蹉跎暮客色煌赫旧家声的慨叹但正是那夕阳余韵，照进张爱玲的宇里行间如飞金走彩韵味无穷。
内容简介
本书讲述了与张爱玲有关的一群人——她的祖父、父母、姑姑、弟弟，还有两任丈夫。借对他们性格、际遇的观察，走入他们的人生，通过他们与张爱玲的情感联系探求张爱玲独特的心灵世界。
书中视角敏锐独到，文风犀利洒脱。阅读该书，读者能更加了解张爱玲，现代女性或许还能从书中看到自己，找到自己。
作者简介
闫红，1975年生，现为安徽《新安晚报》编辑，安徽文学院签约作家。
1990年开始发表作品，著作有《误读红楼》、《她们谋生亦谋爱》两种。
目录
序 张爱玲是怎样炼成的
祖父张佩纶：一个夭折的传奇
张佩纶的光辉岁月
过程主义者和目的主义者
李鸿章为啥喜欢张佩纶
就这样老去
父亲张志沂：那千疮百孔的爱
父亲是女儿前世的情人
黄素琼这个湖南人很勇敢
她和他的相互背叛
一场场幻灭连缀成人生
流浪于各自的路途
姑姑张茂渊：做剩女，挺有意思的
关于她的爱情故事
“刀截般的分明”与“刻骨的真实”
将清咖人生进行到底
弟弟张子静：他其实有点怕冷
胡兰成：传奇背后，一地鸡毛
人生若只如初见
江山，美人，荡子
是破绽，也是入口
低入尘埃，也是种高傲姿态
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
欠揍表情和误伤的“板砖”
胡兰成的《遇仙记》
小周姑娘：桃花处处开
亡妻玉凤：情路上一枚值得展示的勋章
长颈鹿式的女子
她也曾贪恋泥淖里的温暖
他不见得就是她的那杯茶
张爱玲的“剩余价值”
谁不曾爱过个把人渣
赖雅：爱又如何
人在纽约
遇见，在当下
华丽幻影里的恶作剧
奉子成婚事件
简单爱
台湾臭虫，命运的暗示
生命将近处的悲凉
人生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
傅雷：时代超人的90度视角
《红玫瑰与白玫瑰》：佟振保这样的凤凰男
《色戒》：王佳芝，人人都爱PS
书摘插图
祖父张佩纶：一个夭折的传奇
张佩纶的光辉岁月
1943年，23岁的张爱玲发表了包括《倾城之恋》《金锁记》在内的一系列力作，瞬时红遍了上海滩；1871年，她的祖父张佩纶也是23岁，名列进士榜第二十四位，进入国家高级公务员序列。貌似不如张爱玲华丽喧嚣，但对于当时的读书人，这是一切可能的前提。五十高龄方中了个举人的范进太草根，不提也罢，就说张佩纶的老丈人，位极人臣的李鸿章，晚年说起自己24岁就做了进士，仍然觉得是个光荣的起点。
“出名要趁早，来得太晚，快乐也不那么痛快了”，张爱玲说的是个人感受，但从客观看，早早成名，确实能够事半功倍。即使怀着一点嫉妒也好，人们还是会有意无意地推波助澜，当23岁的年轻进士张佩纶，朝着朝堂丹墀缓缓走去，属于他的日子，就这样开始了。
第二年，张佩纶进入翰林院，四年后，因表现出色，被擢为侍讲学士，可以单独上书。这份话语权他用得很足，九年言官生涯共上书127件，三分之一说的都是得罪人的话，但也由此扬名立万，其中最受瞩目的，是弹劾军机大臣王文韶一事。
说到这位王大人，倒是个挺有趣的人。16岁以前是资深赌徒，年纪虽小，手笔却大，几乎要把家产全败光；16岁那年，突然间幡然醒悟，丢下赌徒这份没有前途的事业，回头奔科考的光明大道。没几年，就考中了进士。这位高智商的仁兄，进入官场后更是一帆风顺，精明圆滑，很得上面“宠爱”，话说那年他被牵扯进一桩要案，御史们连番上书，上面只是置若罔闻。高手总是在最后一刻出手，出手就是杀着，张佩纶一口气上了四道奏折，上面无法再替王文韶遮掩，王大人只好收拾收拾，灰溜溜地离开了军机处。
同说一件事，张佩纶的奏折为啥更有杀伤力？不一定是他比那些御史更有道理，道理就那么多，御史也不是吃素的，不会说不清楚。张佩纶功力强大，在于他更善于“说”道理，同样的几句话，你可以说得很漂亮，也可以说得很索然，听者往往是被修辞而非内容打动，才子张佩纶就有了更多的优越性。
后来人家跟张爱玲说，张佩纶诗文都好，八股也好，怕她不信，又补了一句：八股也有好的。张爱玲说，这些我都信，口气里很有些敷衍的意思。再好的八股，跟她都是两套语码，她对麻油店门口贴的宣传告示可能还更有兴趣一点。
但是，在官场中人眼中，那套语码并不是那么呆板，高手亦能戴着镣铐舞蹈，玩出精彩的花样。张佩纶显然是这样一个高手，语言在他笔下，可以放大为千军万马，横扫天下，又可以缩小为一把精致的小李飞刀，很优美地旋转着，直抵要害。这样形容，好像有点装那啥，让我转化成大白话吧，那就是：张佩纶，他是一个很“会”骂人的人。
为了更准确地表达，让我打一个比喻。我读高中的时候，班上有个女生说得一口无比好听的普通话，第一次见她，她正在跟人吵架，好一把悦耳的声音啊，我当时就听傻掉了，还不忘文绉绉地想，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金石声？以这样的声音为载体，她说什么都是对的，她的对手的声音不算难听，但对比之下，显得干瘪灰暗，因此理屈词穷。
张佩纶的文采，就是我的女同学那一把好声音，言之无文，行之不远，骂人的文章写得漂亮，即使强词夺理，也会显得理直气壮，比如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人家登徒子分明是一个忠实体贴的好男人，老婆那么丑，他也没冷落她，跟她生了一堆孩子，可谁让宋玉口齿太伶俐呢，登徒子于是成了好色之徒的代名词，含冤莫白几千年。
而张佩纶跟宋玉又不同，他没那么不正经，相反，他的语言和道理都正经得要命，因此得到朝廷的鼓励和欣赏。当弹劾有效，建议被采纳，张佩纶的心中，想必充满了光明宏大的浩然之气，他，正在朝着光荣与梦想的路途上一步步迈进。
那几年是张佩纶的光辉岁月，年纪轻轻，声名鹊起，清流领袖李鸿藻，浊流大佬李鸿章，均对他青眼有加，在民间，亦有很好的市场，他穿个竹布长衫，都引起时尚潮人的跟风，整个一闪闪发光的优质偶像，一个传奇。
然而，如黄仁宇先生所言，政坛上有阴阳两面，现在，让我们把阳的那一面翻过去，看看阴的那一面是怎样的。张佩纶的言官生涯，主要在光绪朝初期，都知道，光绪不过是个幌子，真正的执政者，是他身后的慈禧。
慈禧这个女政客，长于御人之术，时不时地打一打，拉一拉，让人家摸不清楚她的底牌，才不能含糊她。拉拢很简单，打击则比较复杂，弄不好就一片哗然，要想让人没话说，就得找个靠得住的抓手，而写得一手好文章，愿意说话敢于说话的张佩纶，正好给她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打击借口。符合她心意的，就小题大做，不符合的，可以装聋作哑，有选择地加以利用后，慈禧对于张佩纶还是比较满意的。
过程主义者和目的主义者
多少年后，傅雷在评论张爱玲的文章里，冷峻得不近情理地说道：中国从来不缺少奇迹，只是大多没有好下场。张爱玲是否被他说中很难说，但张佩纶，似乎正中这个咒语。
就在那黄金时代里，若我们肯负责地替他看一下牌，会发现他看似稳健的晋升路线，其实有着天大的漏洞。
针砭时弊，或者抨击同僚，言他人所未言，一旦对上上面的心思，常常是一条晋升的终南捷径，明清两季有许多人是这么上来的，但是，走这条路的，大多都是白手起家的新人，真正成熟的官员，尽管“热中”得紧，都会慎用这一着，原因很简单，太险，太孤注一掷，不划算。
官场上枝蔓纵横，天知道那些倒霉蛋身后都有哪些大佬，而且，死灰真的就不会复燃吗？咱们前面提到的那位王文韶，便很快又卷土重来，兜兜转转多少年，竟成张佩纶的顶头上司，据说王大人见文卷中有张佩纶手笔，羞愧难当，但这只怕是个姿态，从张佩纶很快辞职看，在王大人手下的日子并不太爽。
即使那些与张佩纶没有瓜葛的人，纯粹的旁观者，对于他的凌厉，也未必就有好感。王跃文的小说《梅次故事》里，朱怀镜掌握了足够的证据，眼瞅着就要扳倒他的上司王莽之，他非但不兴奋，反而吓出一身又一身冷汗：
朱怀镜在官场的口碑就完了。当然官场中人，看上去修养都很好的，不会随意臧否人物。他们要么避而不谈，似乎不屑提起他的名宇；要么提起他就摇摇头，觉得此人是个麻烦；哪怕是那些自称最直率的官员，多半也只会说：这个人，多事！哪怕王莽之真的罪该万死，有的人照样会为之扼腕：王莽之是毁在朱怀镜手里。
官场潜规则，倾轧皆在暗处，雾里看花，神龙见首不见尾，即使迫不得已，杀人见了血，也都是经过精确计算，确定所得大于付出的，谁像张佩纶这样，抡着把大刀就上了场，一路砍瓜切菜似的杀将过来，纵然挣下些身家，也像透支来的。
张佩纶的所得无非是两项，一是升官，二是扬名，第一项并不可观，第二项说起来就比较复杂，他的好身手，确实赢得一片喝彩，但是从他日后倒霉时的孤立无援看，这些喝彩值不了几个钱，其中一部分，还有别有用心之嫌。
比如他说翁同的侄子评上先进，容易被别人引为口实，翁同不怒反赞，在日记里写道：“张侍讲原折甚切实，真讲官也。”以我对翁同有限的了解，无法相信他有这番心胸，只有冒着小人之心的风险猜测，一定是那折子写得他驳无可驳，强词夺理于事无补，干脆作大度状，把损失降低到最小。这是一个目的主义者的选择。
这世上有两种人，一种是过程主义者，一种是目的主义者，项羽是过程主义者，最后的关头，大势已去，他反要打足精神秀一下身手，对于观众，是炫技，对于自己，是过瘾，能否改变结局，则不在他的考虑之内，他是一个活在当下的人。刘邦则是一个目的主义者，可以把孩子推下车，老爸都要变成肉酱了他也面不改色，骂他流氓，他笑嘻嘻地浑不在意，只要收益是正数，他可以杀掉自己欣赏的人，却赏给讨厌的人比如雍齿一顶大大的乌纱。
目的主义者活在未来，现时眼下的不爽、不适、不舒服，在它发生的那一刻，就被当成了过去式，“忍它、避它、由它、耐它、敬它、不要理它，再过几年且看它”。所谓宰相肚里能撑船，哪是宰相喜欢在肚子里撑条船，而是，不掌握这项高难度技术，怎么可能做到宰相？尽管过程主义者做人的身段更好看，但成功，却总是朝着目的主义者走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