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孩子更强大而教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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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美）梅耶尔 著，蔡金栋 译
出 版 社： 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9-1-1字数： 90000版次： 1页数： 144印刷时间： 2009/01/01开本： 大32开印次： 1纸张： 胶版纸I S B N ： 9787500685234包装： 平装编辑推荐
梅耶尔，一位被美国教育界称为教育改革“旗帜”的传奇教师；
在全纽约市成绩最差的学区，她创办了一个个美国最成功的“模范校”；
在纽约高中生辍学率曾高达40％的背景下，她的学校实现790％的大学升学率；
她的著作被全美教育工作者争柜传阅，她的“另类”教风波美国教育主流纷纷效仿。
内容简介
梅耶尔的成功不是建立在考试分数上，而是建立在学生进入大学后和在现实生活中的表现的大量事实证据之上。梅耶尔坚信，在教师、家长和学生中营造泪互信任的氛围，给予教师更大的自主权，再加上对学生的严格要求，就一定能取得成效。他开创了新的教学模式，创立了在考试之上的评佔体系，是当前对学生“人”的教育的真实写照，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梅耶尔认为：新型教师成功应对无法预知的挑战，必须要完成三项任务：
改变他们对学习的看法，不仅仅是有关教与学的新信息，不是更多的课程，而是学会“学习”的新方法。
养成新的思维习惯以适应新的认知理解。
养成新的工作习惯，这种习惯应该是公共公开的，而非通常个人表演性质的教学。
作者简介
德博拉梅耶尔：美国当代名师，是一个具有教育理想主义情怀的教育思想家。在纽约市进行了20多年的小规模办学实验，取得巨大成功，并领导了纽约和全国的小规模办学运动。这些学校被视为全国教育改革的典范，并且是全国性学校组织“要素学校联盟”的成员。作为一位教育思想家，梅耶尔鼓励人们在公立教育系统采用各种促进民主与公正的新方法．她还是《国家》、《哈佛教育通讯》、《异见》等期刊的编委，以及“教育联盟”、“社会责任教育工作者”等多个组织的董事，“全国专业教学标准委员会”、北达科他州评估研究小组、民主与教育论坛等组织的创始人之一。
梅耶尔在1987年获得了具有极高声望的“麦克阿瑟奖”，包括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布朗大学在内的多所大学授予了梅耶尔名誉学位。
梅耶尔目前还担任纽约大学斯坦哈德教育学院的高级学者和副教授，“民主与教育论坛”的董事和顾问，“要素学校联盟”的董事。
目录
序
改变“教和学”的关系
创建高效学习环境的五大原则
思维的力量
美国最成功的学校：“另类”征服主流的教育之路
学校的“思维习惯”
创建一种周到的学校文化
尊重：一个至关重要却不易坚持的素质
为什么孩子不想受到良好的教育
活在当下，永远不要渴望准备好一切
书摘插图
改变“教和学”的关系
教学几乎比任何活动（也许除了养育子女）都更依赖于本能的习惯和行为，依赖于根深蒂固的审美和价值观。当一个孩子问你能不能再吃一块糖，能不能去卫生间，能不能削铅笔，能不能移动座位，或者能不能在课间待在屋里的时候，你的回答总会带着诸多是非观念的判断。修改孩子的作文、点名叫没举手的孩子、赞扬孩子的衣服、何时介入孩子们的争吵、假装没听到孩子相互取笑，这些都传达出重要的信息，都需要马上做出相应的决定。
老师每小时内要做出成百上千个这样的决定，而且不可能在冷静思考后再做出反应。在课堂中面对学生时，最糟糕的情况就是老师犹豫不决，不能迅速做出正确的反应。医生对诊断结果不确定，可以从书上找答案或向同事求教，然后决定治疗措施。律师和建筑师通常也可以有类似的行为，但是老师没有。
我们觉得自己对教学了如指掌。毕竟，我们成年的时候，接触过的教学场景比其他任何职业的人都要多。我们对日常工作的本能反应来自于儿时的经验。父母、老师、孩子来到学校，都很清楚学校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如果別人对我们的期待、我们的自我期待、我们教学和学习习惯如此根深蒂固，还有哪种教育改革能产生出跟我们久已习惯的学校不同的机构呢?这取决于我们是否真正严肃地对待彻底改变我们心理预期的必要性，以及我们到底愿意坚持多久。
为了实现转变美国教育所必需的改变，老师们应该同时完成三件艰巨的任务：改变他们对学习的看法，养成新的思维习惯以适应新的认知理解，同时养成新的工作习惯——这种工作习惯应该是公共公开的，而非通常个人表演性质的教学。许多教育流派认为，他们已经在基础与方法课上实现了“改变观念”。但是，要想真正明白“百万”与“十亿”之间的差别，我们需要经历什么样的体验或心理转变？这种心理转变，也就是学习过程中的“顿悟”，通常并不是某个权威人士的说教或简单的演示能够实现的。即便是这些“顿悟”的时刻——也很难持久，经常在日常习惯的作用下溜走。我们需要的绝不仅仅是有关教与学的新信息，不是更多的课程，而是学会“学习”的新方法。
学校必须成为学会“学习”的实验室。只有学校被作为思考试验的场所，我们才能同时对老师和孩子们进行教育（这就是为什么约翰•杜威在创办的著名中学被称为“实验学校”）。学校必须激发一种学习热情，不光是孩子们的热情，还有老师们的热情。用威斯康辛州里克小学幼儿园老师吉妮．斯蒂尔的话说：“我的工作就是发现激情、开阔视野，以及编织一张趣味和惊奇的大网。”她注意到，很多老师都“缺乏激情”。当众谈论对于教学这项艰难、苛刻却又有趣的工作的热爱，有点令人尴尬……但这是我对教学乐此不疲所能给出的最好的解释……
最好的学习动机就是我们内心的欲望，假设我们都希望观察出入意料的事情，发现颠覆原有观念的古怪而有趣的事实，发现新的作者，从某些词的组合或某种想法的巧妙表达中得到乐趣。很多老师会沉浸在这种探索中，但不一定会将其与自己的职业联系起来。然而，即便我们教学过程中缺乏“激情”，学校仍然是启发这种乐趣、体验转变思维的绝妙感觉的绝佳场所，尤其是当我们找到解决新型课堂（有别于我们头脑中的课堂，或有别于学生和家长们头脑中的课堂）中的突发情况的时候。
但是根深蒂固的学习习惯很难被打破。学校是受习惯影响最深的机构。这也难怪，除了很多年当学生的直接经验外，书籍、电影、电视、广告、游戏都不断强化我们的观念，告诉我们学校“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我们的日常语言和比喻都是建立在学校、教室这类原型上面的，而学校又总是隐含着权威性、填鸭式教学、死记硬背等诸多假设。以往我们正是希望学校将这些“惯例”教给年轻人。
在中央公园东区，我们有时会嘲笑我们的学生（甚至是我们自己的孩子）。他们中的很多人从来没有上过別的学校，却仍然以传统的方式玩“模拟学校”的游戏：课桌排列整齐，“老师”对“孩子们”大喊大叫!我的孙女萨拉刚刚4岁，就喜欢跟我玩“模拟学校”的游戏，最喜欢演刻薄的老教师。她对这种学校都有点迫不及待了。
既然请不到已经改变习惯的老师，我们该怎么做呢?我们将来要请的老师，必须具备五种素质：（1）反思自己什么时候学到了东西，以及（也许更重要）什么时候没有学到东西；（2）对他人的包容，欣赏不同的观点，能够想象自己的“另一面”；（3）愿意（最好是喜欢）与別人合作；（4）渴望与别人分享自己的兴趣；（5）做事情的毅力、精力和执著!
这五种素质的要求可能太苛刻了，因此我们必须创建一种学校，能够培养出这些素质。所以我们说教师培训的场所应该是学校，而非专门的培训机构。所以我们很奇怪，为什么教师培训机构把教学作为一门附加的课程，希望年轻教师们在下午三点就去大学赚取学分，而不是跟同事们一起工作。如果我们把学校变成教师培训的场所，就解决了如何培养未来的新型教师的问题。
只有让所有的学校变成启发、教育老师的场所，才能改变一个国家的教育。仅仅关注“教师精神”、“工作满足感”等空洞的概念是远远不够的。这些概念跟“自尊”一样，不应该是空洞的。我们需要一种以知识提升为基础的工作满足感。学校本身必须能够激发心智，逼着老师们去思考。我们的目标不是要师生们都高兴。昂扬的教师精神应该是思想的火花经受最苛刻检验时产生的副产品。中央公园东区初中成立的第一年，我们时刻把柴姆。吉诺特教授的一句话作为口号：“我们的工作并不是让孩子们高兴，而是让他们更强大。”这句话对教师培训同样适用。
员工的心不在焉会让雇主发疯，但学校里经常会培养出心不在焉的习惯。遇事就找借口，“我没办法”、“按规定应该这样”的习惯，必须要通过大手术来根除。这个过程会很痛苦，而且不会立竿见影。要想让每位老师为整个学校负责，就需要他们为自己和同事的教学负责。这当然不是一两天的工夫。老师们经常交流工作经验，很容易听到别的老师讲课，有时间制定共同的成绩评判标准——这样的学校才能够让学生和老师们养成新的习惯。老师们需要经常跟相关的专业人士进行交流，这也正是专业人士的一个标志。他们必须有机会就自己的工作著书立说，参加会议，阅读专业杂志，讨论具体教学事物之外的话题。必须将成功和失败的经验结合起来，重点是探索哪些因素对孩子的学习有影响。即便在中央公园东区，采取这些措施多年以后，许多新来的老师也要好几年才能学会放弃找借口的习惯。当被问到为什么不知道影响整个世界和学生生活的重大社会或科学事件时，他们会借口说必须要“完成”规定课程，好像中央公园东区初中很在乎这一点似的。我们都太习惯于“完成”这个说法了，以至于这个概念被摒弃后还挂在嘴边；我们不能接受课程结束时有问题“没能回答”，害怕学生没有了解“真相”。“教学就是讲解”的观念很难摒弃。虽然我们现在鼓励学生主动提问、帮助他们自己提出并解决问题、提出不同方案，追求结果的欲望还是会让我们丧失理智。如果他们得出事实或道德上错误的结论呢?我们会很苦恼，我们会觉得上次课得出的结论是这节课的重要组成部分。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五个起因”变得比了解历史事件更重要，正确表述运动定律比证明这个定律更重要，反对污染比认识到防污工作的复杂性更重要。我们一停止说话就会担心，因为我们试图改变，但一开口说话的时候也会担心!生长于传统教学风格的老师遇到的问题最多。他们现在也注意到了那些不认真听讲的学生；过去，只要让他们高兴就行了。不善于控制课堂的老师必须好好思考一下，如果把主动权交给学生，自己要做到有条不紊。
制定明确的目标现在日益重要了，同时简单的管理问题也更显重要。中央公园东区初中创建初期，我们曾聘请儿童专家玛雅•阿佩尔曼，帮助老师们合理组织课堂，制定课堂规则。既然现在不再每天坐在固定的座位，而是分成各个小组，学生们应该把作业、书本、铅笔放在哪儿?如果铅笔断了或纸用完了怎么办?可以在课堂上发出多大的声响?如果每个人使用不同的课本、进度不一、交的作业不一样，老师怎么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怎样才能同时做到这一切呢?
很多老师会想，现在刚好可以放松一下、顺势而为了；但奇怪的是，在摒弃原来的课堂传统后，老师们的自由度反而更小了。如果所有的眼睛都齐刷刷盯着老师，老师就没必要很好地组织规划。仔细规划可能会更好，但如果只需要讲解的话，你完全可以“即兴发挥”。但是，除非老师要完全放弃自己的角色，规划准备对于我们理想中的课堂是至关重要的。
中央公园东区创建的前几年，我们曾从伦敦请了一位名师温德拉•克尼格到学校上了一周课，老师们轮流观摩。她上午上课，下午跟我们分享了三个小时跟学生互动过程中她所做的决策，以及她为第二天准备的后续活动。“我需要一些红色的签字笔，一本有关昆虫的书，几段好的对话模板”，等等。她很好地层示了优秀教学所需要的精心准备，令人永难忘记。温德拉•克尼格既结合了传统老师的权威讲解，又给了学生自己领会的机会，两者的运用十分得当。
在中央公园东区初中，我们还注意让老师们与其他专业人士交流，参观别的学校，给他们时间就自己的工作著书立说。宏观体制每年只给学校两天的专业时间，这就意味着只能有陶位老师可以完整地从事一天的专业工作。我们设法绕开了这一制度，因为这跟正确的做法背道而驰，还容易让人对成年人的生活产生误解。应该让学生们知道，成年人也需要学习。
创建高效学习环境的五大原则
要想改变习惯就免不了痛苦，不可能越过老师和家长而直接向下一代人灌输一套全新的习惯。这实际上是拔苗助长的老问题。每一次革命的政治思想都会遇到这种困境，而历史上多数革命者都认为可以用集权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
从理念上来说，大多数教育改革跟上面提到的做法并无太大区别，只是做法上更为温和罢了。比如说，所谓的革命派教育改革就经常依赖于“防教师”课程，依赖于测试、监控、惩罚和威胁。他们对方法和结果之间的关系有着同样错误的假设，因此总是达不到目标。
真正的变革不可能自上而下实现（至少不能持久），也不能将两代人分开——因为这不仅有违人伦、令人不快，而且也不奏效。强行抹杀过去是要付出巨大的代价的。靠强行灌输培养有思想、有见解的思想家，或者自上而下强行变革来培养智慧超群的一代，而不管变革执行者有何想法，这是违反正常逻辑的。
我们不可能向下一代传承我们本身没有的东西!这就是问题所在，一个看似不可能实现的矛盾命题。正如著名心理学家米歇尔。范恩所说：“我们只能画出头脑中已有的画面。”
我们该怎样化解这道谜题呢?只有通过创建前面提到的“实验学校”，那里能产生新的“画面”。学校必须成为解放自身的领路人。正如尤金德布斯所说，“我不会带你去天堂的，因为如果我能带你去那儿，就有人能带你回来”。
30年前，老师们被强行带到“新数学”的天堂，最后的结果值得我们引以为鉴。前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后，我们迫不及待想要快速提升数学教育，急功近利导致了失败，现在，我们又要启用这样的数学教育了。尽管回过头来看，20世纪60年代引入更精确实用的数学——集合理论、非标准测量、十进制之外的进位法，以及其他新奇的理论——但“新数学”跟美国“全国数学教师委员会”制定的新框架中的思想几乎如出一辙。后来，我们丢掉了所有的新课本，用死记硬背的老方法教给孩子们“新数学”的部分内容，重新收起了可能有助于孩子们了解数字的算盘等工具。如果30年前我们更耐心一点，我们就会比现在前进三千年。如果我们承认困惑的老师和家长们接受“新数学”可能需要几十年，不因“新数学”的“正确”而急于推行，不因人们的“愚蠢”而放弃“新数学”，我们现在就会有值得展示的成果，就可以继续推出下一个“新数学”，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好像“新数学”的发明是昨天的事。
唯一的途径就是让教育的相关各方参与到重塑教学理念的过程中来。真正需要改变的是我们的思维方式，以及相应的体制，但不能对人们的思维方式掉以轻心。我们所说的变革，不仅将影响老师们（不然就没有意义了），也将影响家长和孩子们。只有集思广益重塑教学理念，并且经过实践检验和调整，才能产生新的东西。
时间是至关重要的因素。家长需要继续以“原来的方式”向孩子提供支持。如果孩子用别的方法学习，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学校甚至可以向孩子们展示不同的学习方法，让孩子们认识到这些方法也是允许的，这本身就是关于多角度思考的一堂课。某种意义上说，两代人之间的差別也是我们鼓励的文化多样性的一部分。
尊重旧传统对年轻人也很重要。教给孩子们变革的历史，以便他们尊重新方法的同时也尊重传统，这在科学与数学领域也是件好事。比如说，科学教育中，如果不肯暂时承认地球（在某些人眼中）是扁平状的话，我们知道会造成多大损失。我们头脑中已有的观念，并不会因更具权威的新观念而自然消失。相反，我们会把新观念叠加到旧观念上，通常这种叠加会很不恰当，除非有人帮助我们。要得到这种帮助，需要有老师为我们点明旧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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