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史（第七卷）·20世纪的中国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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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德）顾彬 著，范劲 等译
出 版 社：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8-9-1字数： 445000版次： 1页数： 422印刷时间： 2008/09/01开本： 16开印次： 1纸张： 胶版纸I S B N ： 9787561758922包装： 平装编辑推荐
本书是关于研究“中国文学史”的专著，书中侧重从思想史角度勾勒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演变史，涉及中国现代性发生的许多重要问题，尤其是揭示出中国现代文学文化中形象和现实的紧张关系。
本书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
内容简介
本书侧重从思想史角度勾勒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演变史，涉及中国现代性发生的许多重要问题，尤其是揭示出中国现代文学文化中形象和现实的紧张关系。在作者看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中心形象是作为“病人”的中国，但过度沉溺于此形象则是主体放弃自律的表现，鲁迅等作家的伟大恰在于同一切时代幻像都清醒地保持了距离，代表着一种倔强的理性反思精神。
作者简介
顾彬1945年出生于德国下萨克森州，是德国著名汉学家、诗人和翻译家。顾彬于1966年起学习神学，之后又转学汉学，兼修哲学、日耳曼学及日本学，并于1973年以《论杜牧的抒情诗》一书获波鸿鲁尔大学博士学位。1981年他在柏林自由大学以《空山——中国文人自然观之发展》一书获得教授资格。自1995年起，顾彬出任波恩大学汉学系主任教授至今。顾彬的研究领域以中国古典艾学、现当代文学“及中国思想史为主，著述、译作顿丰。他以中文也版的著作有：《中国文人的自然观》（1990）和《关于异的研究》（1997）他同时担任《袖珍汉学》和《东方方向》两份重要德文汉学／亚洲学期刊的主编。
目录
前言
第一章 现代前夜的中国文学
一 导论：语言和国家形成
二 从传统到现代：世纪之交的文学
第二章 民国时期（1912-1949）文学
一 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1915-1927）
（一）“五四”运动（1915-1925）
（二）救赎的文学：鲁迅（1881-1936）和《呐喊》
（三）自我救赎的文学：郭沫若（1892-1978）和《女神》
（四）文学和自怜的激情：郁达夫（1896-1945）
（五）新文学：先驱者和体裁，组织和形式
二 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1928-1937）
（一）小说家
（二）海派作家
（三）现代主义诗歌
（四）散文
（五）戏剧
三 文学的激进化（1937-1949）
（一）战争，城市和后方
（二）延安：毛泽东文艺思想和文学实践
（三）文人文学
第三章 1949年后的中国文学：国家、个人和地域
引言
一 从边缘看中国文学：台湾、香港和澳门
二 从中心看中国文学
三 文学的组织形式
四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
书摘插图
第一章 现代前夜的中国文学
一 导论：语言和国家形成
民族国家的产生同语言形成有一定关系。因此，语言规划不仅对于许多年轻的民族，而且对一些出自于一种宇宙性（universal）状态且演变成某种独特物的（世界性）帝国而言，都是身份规定不可或缺的部分。这特别适用于处在从传统向现代过渡期的中国。作为“天下”（普天之下的一切），中央帝国一度就是寰宇，所有居于其边缘者都要向它纳贡。于是它的文字就是所有人的文字，它的文献就是世界的文献。在一个狭隘的意义上这就意味着，中国文学从前并不属于世界文学，因为它作为天下的文学自身就是世界文学。只有当帝国的这种自我意识遭到了彻底质疑，具有普遍约束力的经典开始被重估时，这种情形才开始改变。从中国传统向西方现代性过渡的决定性阶段随着国门被强行打开而开始。大不列颠通过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1842）导人了一种演变，接下来越来越多地迫使满清政府将沿海地区和交通路线向国际性商贸开放。在个别情况下甚至可以说就是一种占领，然而中国并没有成为殖民地，甚至半殖民地这个术语如果考虑到国土的幅员辽阔也是可疑而非可信的。然而逼人的形势导致皇室终于在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后开始采取应对措施。1861年总理衙门和同文馆的建立标志着开始同那种“天下”意识形态告别，以及逐渐地向另一种观念过渡，即必须且愿意像其他国家一样也成为众多国家中的一个成员。
还在1911年帝国倒台和1912年民国成立之前，随着1905年科举制度的取消，传统的儒家典籍就走到了尽头。新的知识通过居留于当地的外交使节和军事人员、商人和传教士进入了中国。同耶稣会士在17和18世纪的沟通尝试不同，这一次的知识传输并非同朝廷中眼光敏锐的精英相联系。而是所有阶层——即使不是所有的个人一不管在城市里还是在乡村，都同样被卷入进去。因为新知识很少以原文形式，而是通过对西方著作的翻译被介绍过来，这就意味着，中国的现代可以被定义为一种从本质上因翻译而生的现代。翻译的艺术不仅对中国精神和中国社会的发展发生了作用，而且还直接影响到标准国语的形成。许多概念、指称和观念本来并没有真正的对应物，而是经由日本中转进入了汉语中。这个岛国更加迅速而彻底地仿照西方模式开始了自身的现代化，从而在1895年割占了台湾，1905年又赢得了对俄战争。东京在世纪之交时即已成为中国革命的青年的秘密首都。这里和别处一样，人们开始使西方科学适应于日语，而且尝试利用中国字符和借用来的汉字双音词。那些新鲜的表达法看上去常常就像是先前的中国术语再生和一次向中国的重新回输，而其实际意义已大相径庭。如此这般地，陌生者就以表面上的本土形态发挥其效能。特别对于句式和语法规则更是如此。不管是文学的还是科学的翻译都不应当、也不再能仅针对老派的精英层，而开始越来越多地舶来异域的语言资产并改变业已经典化了的文言。另外就是对于白话的缓慢承认，这种白话几个世纪以来作为东北部的口头语言越来越书面化了。
言文分离曾是帝制中国的一个标志。人们并不照所说的那样去写，也不照所写的那样去说。然而这种规则其实还在语言改革之前很久就遭到了破坏。这里有两个演化特别重要：戏剧和小说文化的形成，它们很少遵照文言文而开始适应于当代的语言情境，还有就是一种通常被西方人称为“Mandarin”的官话的使用，官员们为了更好地实现交流，把它从北京地区携带到了外省。书面语和交流语言相互调协而生出的一个自然的、然而也是典型的结果，就是一种混合了两类不同风格的形式，这种形式首先在文学中可以碰到。小说《红楼梦》（1792）在这方面可被视为代表。
人们应该认识到，由一种混合语言形式取代言文分离已是一个长久的过程，它在唐代（618-907）就已开始，至今还没有最后的结果。仅仅是那些很少被书面化，也许根本无法书面化的方言如广东话、福建话或上海话的存在就证实了这一点，这些语言从来就没有像北方中国话那样得到官方支持。然而在这一漫长过程中也可以分辨出不同的若干阶段来。清代（1644-1911）末年的语言实践被民国的改革者提升为规范。白话教育是一种新民教育，要为新国家形态的统一服务。但我们不能把这种教育想象成多么有系统性。白话在语言发展上毋宁说是一种半成品。它在其间（1926）被国语，在今天又被普通话、被标准汉语所取代。这同1949年后才在大陆开始推行的，直到最近才在台湾、香港以及澳门显出影响的语言规划有关。然而1949年这一休止符标志着一个重大转折，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语言改革成了应用于世界范围的，规范今天中国人共同语言的标准，而这也将重要的注音系统“汉语拼音”一并包括在内。尽管继续有不同的中文语言和注音形式被日常使用，然而它们绝不能指望获得约束力甚至普遍效力。
自然，中国之迈人世界历史、世界市场、语言共同体和世界文学并非是在过去100余年间骤然发生的。这里不言而喻地已经有了一个很长的预备阶段，大体上最迟可以算作从1517年葡萄牙人抵达南中国海开始。即使在“新时代”（Neuzeit）伊始、从南宋（1127-1279）以来，中国就总是做出闭关锁国尝试，然而同西方的零散接触总有发生，留下的痕迹也比迄今所设想和证明了的要丰富得多。要把中国新近的发展从遥远的过去推导出来的想法，因此并非全然不合情理，可是像那种在美国倍受青睐的对内源性因素的过度强调，也是不合适的。在我看来“挑战和回应”（challenge and response）模式至少到1839年前要比一个完全自发的现代化的命题来得恰当些。反之，欧洲的“新时代”在多方面受惠于中国影响（印刷术、指南针、火药等）的事实，同样很早就得到了承认。因此，在两种情形下，我们都最好是说一种或多或少的共同发展，它在深层发生，而不是像今天那样完全在表层上显现出来。
隐藏在关于中国现代性的内源或外源因素讨论背后的，是一个根本性问题。从传统向现代的过渡是经由一个断裂还是再发展而发生，是经由革命还是进化?这里见仁见智，一个最终的答案既不可能也无必要。真相大概居于两者之间。我们拿文学体裁的转换来作例子，普实克极其敏锐地把这个转换指为一种现代文学在中国发生的表征。这个转换并非随“五四”（1919）新文化运动才发生，而是在之前几个世纪中，当仕途无望的文人们开始转向戏剧和小说时就已出现。诗歌和散文适合于闲适与冥想，因此对于拥有田产的士大夫文人来说就是最雅致的表达手段。而当进仕同文学在明代（1368-1644）开始分离时，一种新的艺术家类型出现了。简单地说，这类人开始为“市场”工作和“出售”其产品。然而这一时期出现的小说戏曲的流行，还不能仅由作者地位的改变来解释。随新时代的开始，中国生活变得日益复杂。发达的货物流通有利于城市发展，因而导致一种“城市”文化形成。现在出现了一个数量可观的观众群体，将生活中的种种纠葛作散文式而非诗意的加工处理更受到他们欢迎。连作者们自己似乎也更偏爱一个行动的而非沉思的主人公。于是，在中国就如同西方一样，诗歌艺术开始让位于小说和戏剧，也就是非偶然。由此看来，似乎从世纪之交肇始的体裁转换就可以解释为纯然内生型的了。然而这样一种观察未免太过形式化。因为传统的中国小说叙述并不会集中于一个唯一的主人公、一个唯一的事件，也不会允许超出体制内批评的范围去探索国家和社会。于是短篇小说的引人——不管是作为一种专门体裁，还是作为短小的故事来看待——在“五四”时代就相当于一次革命。单一的主人公就和作者一样（他们之间自然不必是同一的）成为了颠覆者。社会关怀和社会分析不再为了去费劲地调和矛盾，而是要引发人们渴望的对现存关系的颠覆。所以在年轻的共和国的小说中，在那种对于一种民族语言和国民文学的要求里面，总是潜藏着一种反叛之音。体裁转换于是就不仅仅是从一种文学体裁向另一种的变更，它同时还一定在语言及典范变迁之外包含了一种意识形态转换。这自然涉及到中国社会精神上的承负者们。撇开少数尚存的保守派代表人物之外，在科举考试取缔后产生的新精英层把自己看作是一类受西方影响的、反传统的、不安分的知识分子，它同过去本质上以平衡为宗旨的精神相区分。他们以批评性分析为务，而非优美的静观。他们的目标是中国的未来，一个他们还将一直执迷到今天的目标。这种“对中国的执迷”（obsession with China）——夏志清（1921年生）用此说法言简意赅地命名了这个对于中国作家来说如此典型的态度——也向文学提出了关于中国现代性特征的问题。
“对中国的执迷”表示了一种整齐划一的事业，它将一切思想和行动统统纳入其中，以至于对所有不能同祖国发生关联的事情都不予考虑。作为道德性义务，这种态度昭示的不仅是一种作过艺术加工的爱国热情，而且还是某种爱国性的狭隘地方主义。政治上的这一诉求使为数不少的作家强调内容优先于形式和以现实主义为导向。于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文艺学探索经常被导向一个对现代中国历史的研究。现代中国文学和时代经常是紧密相联的特性和世界文学的观念相左，因为后者意味着一种超越时代和民族，所有人都能理解和对所有人都有效的文学。而想在为中国目的写作的文学和指向一个非中国读者群的文学问做到兼顾，很少有成功的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