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苦住庵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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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日）木山英雄著，赵京华译
出 版 社：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时间： 2008-8-1字数： 236000版次： 1页数： 298印刷时间： 2008/08/01开本： 大32开印次： 1纸张： 胶版纸I S B N ： 9787108029737包装： 平装编辑推荐
本书是日本中国学家木山英雄所著有关中国作家的一部传记，也是一本以日中交涉史上极其微妙的部分为主题的著作。 众所周知，周作人是一个复杂而多有争议的历史人物，在动荡的近现代史中他经历了几次重大的人生抉择，如清末赴日留学，五四时期参与文学革命并倡导人的文学和思想革命，1920年代以后决心专注于现代散文(小品文)的创作，与现实政治拉开距离而积极从事文明批评的工作，1930年代从五四时期的激烈反传统到回归“原始儒家”，致力于传统与现代的创造性转化等等。这些重大的人生、思想抉择不仅塑造了作为历史人物的“周作人”之品格和他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同时也构成了一个个社会性“事件”，是今天的研究者和知识人依然关注的对象。然而，以上任何一次抉择，都没有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他的一系列选择其影响更为重大和深远。从决意滞留沦陷下的北京到出任傀儡政权要职最后受到国民政府的审判，在历史脱出直线发展的轨道而发生“转弯”的关头，周作人一步步远离了浴血抗战的中国和主流知识分子群体，而走进了他人生中最黑暗的那个阶段。
内容简介
本书以思想传记的形式考察1937年到1945年期间周作人的个人经历和思想演变。除了依据大量取自台湾、香港和大陆的文献资料外，还通过咨询和走访当时活动于沦陷区北京的一些日本人当事者，获取了重要的第一手材料，为分折周作人抗战时期从一步步“落水”到与占领者既合作又抵抗的复杂过程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证依据。同时，作为发动侵略战争而导致周作人悲剧的日本国民，木山英雄本着反省本民族历史的态度，采取了从史实和材料人手尽量客观公正地描述周作人思想经历的实证方法，力图对那段复杂的历史做出基于研究者学术道义和良心的解释与判断。这样的学术立场和方法构成了本书的最大特征，也是其独特的学术价值所在。
作者简介
木山英雄，中国文学研究专家。1934年生于东京。毕业于东京大学，后任教于国立一桥大学至1997年，现为神奈川大学教授。主要著作有《北京苦住庵记——日中战争时代的周作人》、《读鲁迅》、《毛泽东时代的旧体诗》，译著有《山海经》、周作人《日本文化谈》、鲁迅《故事新编》等。
目录
致中文版读者
缘起
一 对日和战问题
二 日本研究
三 滞留北京
四 非议与沉默
五 “流水斜阳太有情”
六 狙击事件
七 出任“伪职”
八 “中国人的思想”
九 大东亚文学者大会
十 文献一束
十一 审判
十二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尾声
后记（1978年）
新版后记（2004年）
附录：知堂狱中杂诗抄（1990年）
译者后记
书摘插图
一 对日和战问题
经历了“满洲事变”这一巨大屈辱之后，在民族感情不断遭到蹂躏的中国民众之中，终于出现有组织的全国性抗日运动的高涨，这是在日本的侵略行为于“满洲国”分割之后，借口“华北五省自治”开始策划露骨的华北分离工作的1935年下半年。大略趋势如下：
1935年8月，共产党于长征途中发表《为抗日告全国同胞书》，明确阐释了抗日统一战线的方向。
12月，北京学生一万余人高举“反对防共自治运动”、“反对一切内战”、“要求政治自由”等标语，掀起大规模示威运动。以此为契机一改政治上不甚敏感的“文化城”印象，古都北京自觉到如今已身处危机最前线，学生运动迅速波及全国（一二九运动）。
1936年6月，“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两大联合组织成立。
11月，受日本关东军支援的内蒙古德王军队进攻绥远，而得到国民政府反击方针鼓励的傅作义绥远军奋力击退进攻，一举扫去了国民失败主义式的抑郁情绪（绥远抗日支援运动）。
12月，在西安，被张学良软禁的蒋介石终于放弃与共产党进行内战的政策（西安事变）。
以上，是一般所讲的全国性抗战体制确立的经过。
然而，以甚至发展到国共两大势力的二重权力状态的抗争为主轴，抗日问题上的政治情势即使仅限于国内关系亦十分复杂，特别是在考虑“事伪者”的问题时，应当对这方面的大致情况给以最低限度的关注。
既然侵略的事实昭然若揭，抗日便毫无疑问地成为国家民族的大义。然而，出于国民党政府“攘外必先安内”的国权立场，只要不出现迫不得已的情势，反共灭共则将被优先考虑。迫不得已的事态随着西安事变以后形势的发展真的出现了，但灭共的方针也只是一时压了下来。例如，要求停止排日、承认满洲国、共同防共的所谓“广田三原则”（1935年10月），由于中国方面原则上不同意第二项和日本方面“河北自治工作”本身颠覆了这个三原则，结果没能达成任何协定。可相传蒋介石的态度是“完全同意”（秦郁彦《日中战争史》）。实际上，南京政府相继发布“排日取缔令”（1935年2月）、“敦睦友邦令”（1935年6月）和“维持公安紧急治罪法”（1936年2月）等，全力抑制抗日运动的激化，对于北京的学生运动亦不单使用军警镇压，还不断以国民党系统的新学联对抗被认为是受到共产党影响的旧学联。1937年的五四纪念会上发生了殴打学生的暴力事件，学生视北京大学教授陶希圣为幕后黑手而向法院提起诉讼，另一方面，许德珩等一部分教授则支持学生的起诉（中国现代史资料丛刊《一二九运动》）。共产党方面也难题不少，针对当时的国民党政权，如何在政治妥协和维持自身主体性两者之间保持平衡，围绕此事引发的混乱和对立，一直延伸到今日的党内斗争而留下了尾巴，文化大革命中的各种信息就生动地验证了这一点。而对上面提到的起诉事件，据说共产党方面曾出面做调解工作（陶希圣《北京二三事》，《传记文学》1卷6期）。对于国民党政府来说，矛盾还不仅仅存在于与共产党的关系方面。与日本谋略机关联手而稳坐“冀东防共委员会”长官位置的殷汝耕，本来是国民政府派遣到日中缓冲地带的“行政督察专员”，为解除傀儡机关而组织起来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曾经是与冯玉祥和阎锡山为伍而肩负反蒋运动之一翼的华北军阀实力派，委员中还有后来成为北京傀儡政府大人物的王克敏和王揖唐的名字。宋哲元还作为国民政府中央军第二十九军军长，掌握着包括北京市在内的日中缓冲地带的军事权力。不用说，日军的谋略是倾其全力在这位宋哲元和中央政府之间挑拨离间，他的动摇也好像一时达到了十分危险的境地。因此，学生们的抗日运动在向中央政府进行请愿的同时，也不得不考虑诉求于抵抗意图越发模糊的第二十九军当局。此外，国民党内部还有拥戴长老胡汉民的对日强硬政策而试图逼迫蒋抗日的“西南派”、汪兆铭等的“亲日派”和宋子文等的“欧美派”，最终是蒋介石顺应抗日潮流而登上了民国以来最强的国家权威的顶峰。
周作人奉职的国立北京大学，其抗日运动也无疑留下了上述情况的投影。详情当然不得而知了，不过，从当时任北京大学教授的马叙伦的回忆（《我在六十岁以前》，生活书店，1947）可以略窥端倪。他站在抗战胜利后民主运动的立场上，这样描写了1935年时北京大学教员们讨论抗日的情景。
这时北大校长是蒋梦麟，文学院长是胡适，法学院长是周炳琳；校长是政府任命的，自然必须“仰承意旨”；周炳琳是国民党党员，也做过教育次长，不免是政府派；胡适是主张好人政府的，这时，这些好人也“登龙门”了，胡适当然也是靠政府牌头的一个，而且他是蒋校长的亲信呢，所以北大已不是当年的北大——五四运动时代的北大。为了抗日问题，一晚教授俱乐部聚餐，餐后开会，却加入了高级职员（在先许德珩先生主张不限教授，不得同意），吃饭多些人倒也有趣的；可是，开会的时候，应该不是教授就退出了，“然而不然”，我们自然不好意思竞请他们出去的。原来，当局们晓得如果讨论抗日问题，一般的看法是会通过的，因为究竟北大教授传统上的关系，主张抗日的会占多数，所以拉上高级职员来凑场子；这晚对于抗日问题，我当然是主张北大教授，应该表示态度，而且主张抗战，许先生是附议我的，尚先生也同意我们，陶希圣说了些令人不可捉摸的话，（那时他是汪派）胡适便不同意我们的主张，他是相当会说话的，很婉转地说明应当让政府去主持的意思；周先生当主席，很拿主席的地位，想硬压下我们的主张，竞有越出范围，拿党的地位来说的话，我也只得不客气地和他抬了一阵杠子，这晚没有结果而散。
几天之后的会议依然是同样的争执不下，这回根据政府的命令为反映抗日问题的意见，派校长、教授、学生三方代表前往南京，而马叙伦与试图让胡适“兼代”校长和教授的当局主流意见不合，踢翻了椅子。后来，他另外组织了“北平文化界抗日救国会”，被推举为主席于奔忙之中病倒，北大评议会则准许他自己要求的一倍以上的一年停职，他愤然之下提出了辞呈。这个人物是从相当于周作人之师的章炳麟那里直接继承了考据学及清末民族革命思想而带有古朴风格的政治家式的学者，他本身作为国民党“西山派”之一，过去曾经反对过孙文的“联俄联共”。意味深长的是，那种志士仁人式的民族主义似乎与南京国民政府时代的国民党主流不相合拍，又和现代式政治性的胡适等的立场构成了鲜明对照。
这种与近代化擦肩而过的旧式政客和军阀的所谓失落感往往成为与占领者合作的有力温床，如纳粹占领下维希（Vichy）政权的法国也有相似的事例。而马叙伦其人虽然十分深通事理，战后不久便和鲁迅遗孀许广平、弟周建人等一起组织“中国民主促进会”，并担任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要职，但失去北京大学教职后不久，也曾受到出任占领下的“伪”北大校长的邀请，这在他自己的回忆中提到过。马叙伦回忆文章中出现的陶希圣，不久便参与了汪兆铭的对日和平工作而中途与汪分了手，这也是历史上有名的事实。另外，被称为“政府派”的校长蒋梦麟和文学院院长胡适，在“满洲事变”后华北暂时停战前后，曾为给后来埋下祸根的《塘沽协定》（1933年5月）的签署，积极运动英美大使和国民党首脑，这些事实也于最近弄清楚了。他们的斡旋本身虽然没有直接影响到协定的签署，结果是受蒋介石之命的汪兆铭派黄郛一人首当其冲承担了国民的非难，但这背后的努力在如今的台湾被说成给共产党的抗日宣传打击不小，并且也赢得了4年的时间，而受到了高度评价。据说，胡适在战后时常称这保持了北京一时的和平，带来了“北大黄金时代”（吴祖缃《蒋梦麟（西潮考释举例》，《传记文学》17卷6期。《西潮》为蒋梦麟回忆录）。
仅此，就会明白北京大学教授的世界的确政治色彩浓厚，当然是在与“五四”时代不同的意义上而言的。其中，周作人日常是怎样处身立命的呢？详情虽然不得而知，但正如外国文学系同僚、与胡适一起为“新月社”以来文艺同仁的梁实秋回忆时特别强调的那样，“当时正在对日抗战的前夕，也正是剿共进行激烈的阶段”，周作人“没有政治活动，没有政治色彩，没有政治野心”（《忆岂明老人》，《传记文学》11卷3期）。完全的超然派且不说，周围的正派心是那么强，因而他那自觉的无党派姿态受到了人们特殊的注目和信赖。另外，校长蒋梦麟有关他的下列回忆，当是事实无疑。
有一次，一个日本人到北京大学来讲’中日文化合作。周作人能讲很好的日语，那天，他跟日本人说：“谈到中日文化合作，我没有看见日本人的文化，我倒看见他们的武化，你们都是带着枪炮来的，哪里有文化，只有武化。”日本人也没有法子驳他。（《谈中国新文艺运动》，载《新潮》，台湾传记文学杂志社，1967）
那么，开战前夜的周作人有关对日和与战的意见又怎样呢？在文章上他已不想再认真谈论时局国事，因此实在难以看得清楚。不过，他在那排斥高蹈的艺术主义而坚持关注历史与民俗、具有深刻的常识性之伦理批评家的文章中，如果真是对俗世的如此大事一言不发，那反倒不可思议了。实际上，从其文章中拣出一些意见似的东西，也不是不可能的。这些意见似的东西往往是参杂在巧妙圆熟的表现中，令人有难以抓住真意的遗憾。不过，换一个角度，如此有意识地向外界表示的态度，比起难以捉摸的真意来更为个性化，如果在这些个性化的语言中有左右他言行的东西在，那么或许正是文人的本意之反映也说不定。总之，举两三篇成问题的文章吧。
其一，《岳飞与秦桧》（1935年3月）。当时历史学家吕思勉在学生参考书中，涉及南宋时代对金的和战问题，戳破传统的一般观念之虚妄，针砭主战派大将岳飞军事上的无能而赞赏和议派宰相秦桧的见识和责任感，由此触犯了国民党政府南京当局的忌讳，而发生了被查禁的事件。周作人以此为话题，用那已然登堂入室的抄古书而发感想和批评的手法，进一步补充发挥了吕的说法。进而，与此相关联又写了《关于英雄崇拜》一文，其中有“中国往往大家都知道非和不可，等到和了，大家从避难回来，却热烈地崇拜主战者”，可见其笔法与鲁迅不分上下，是关乎时事的大胆讽刺。不过，这种情况下鲁迅的矛头往往集中于民族性的“卑怯”，相比之下周作人的重点稍有不同。例如，一年之后谈民俗的《再论油炸鬼》，三次讲到同一个主题，用的是下面这样的常用手法。
我很反对思想奴隶统一化。这统一化有时由于一时政治的作用，或由于民间习惯的流传，二者之中以后者为慢性的，难于治疗，最为可怕。那时候有人来扎他一针，如李贽邱濬赵翼俞正燮汪士铎吕思勉之徒的言论，虽然未必就能救命，也总可以放出一点毒气，不为无益。关于秦始皇王莽王安石的案，秦桧的案，我以为都该翻一下，稍为奠定思想自由的基础……
“思想自由”与口号式的表达大不相同，翻译成更为具体的“思考自由”可能更贴切也说不定。然而，周作人的兄嫂许广平在《鲁迅回忆录》（1961）中则根据这些话评道：“其时已在明显地为大汉奸汪精卫和自己叛国开辟道路，和汪贼的主和论一鼻孔出气了。”的确，周作人特意点到“这里边秦案恐怕最难办”之后，用下面一段话结束全文：
盖如我的朋友（未得同意暂不举名）所说，和比战难，战败乃不失为民族英雄，（古时自己要牺牲性命，现在还有地方可逃）和成则是万世罪人，故主和实在更需要有政治的定见与道德的毅力也。
尽管这是远非政论的一节文字，不过从中国文学的体质来说，若否定相关时局下的这段文字的政治性，那恐怕会违背常理的。在此，假如他有政治家的韬略和野心，那么仅就和战问题而言，他大概会成为与汪兆铭、周佛海相近的和议派吧。汪兆铭和周佛海因后来的行为被视为“汉奸”的代表，但正如胡适也参加了由周佛海主持的和议派政策团体“低调俱乐部”那样，和议论本身在当时只是一个政治见解而已。如果纯粹的政治判断承认只有和议的话，那么在现实主义面前主观的道德论应该沉默，这里有与周作人一向主张的因袭批判相通的合理主义在。前面引述的《英雄崇拜》中，他以辛辣的笔调论及岳飞、关羽那种武人的名誉不过是从说书唱戏上得来的，崇拜殉国的文天祥、史可法那样的文人，亦是源自只重“气节”而轻“事功”即现实之有效性的恶习，最后寄希望于“毫无东方那些君恩臣节其他等等的浑浊空气”的自由、合理、现实的领袖之出现，这也是出于同一个道理。另外，许广平说“思想奴隶统一化”亦有暗讽中共的“统一思想”，而且周作人也曾说“我从前以责备贤者之义对于新党朋友颇怪其为统一思想等等运动建筑基础”（《苦茶随笔后记》，1935年6月作），但这是针对“新生活运动”（蒋介石）、“读经救国”（陈济堂）、“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宣言”（陶希圣等十教授）等一系列“反共救国”的舆论诱导为直接对象的。主和也好，思想自由也好，说到底只是一个反俗的道德思想家以“异端”为使命的无望的抵抗而已。
其二，《读禁书》（1935年8月）。如标题所示这是一篇关于禁书的随笔，讲到越是遭禁越引起好奇心，结果禁的效力一半还是劝，只是上了禁书目录的书价钱便特别的贵，这样的古书其实大多是很无聊的东西。接下来写道：
近时上海禁书事件发生，大家谈起来都知道，可是《闲话皇帝》一文谁也没有见过，以前不注意，以后禁绝了。听说从前有《闲话扬州》一文激怒了扬州人，闹了一个小问题，那篇闲话我也还不曾见到，这篇闲话因为事情更大了，所以设法去借了一个抄本来，从头到尾用心读了一遍，觉得文章还写得漂亮，此外还是大失望。这是我最近读禁书的一个经验。
这等讽世的手法只是在显示若无其事的态度，而关于政治上的一大事件如此若无其事的态度本身也可以说是一种意见吧。与“闲话皇帝”相关的禁书问题，以“新生事件”而闻名。上海《新生周刊》第2卷第15期所载署名易水的问题文章，谈到各国的元首，特别是涉及到天皇的文字被视为“不敬”，故于6月7日日本大使馆提出严重抗议，要求“国民党及国民政府道歉”、“由亲日作家实行图书检查”、“禁止对满洲国的污辱”，以及“对新生的作者编辑判刑”等等。国民政府则几乎全面屈服，在立刻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后，上海高等法院于7月判处主编杜重远一年零两个月徒刑，杂志则遭到共同租界工部局停止发行的处分。对于独立国民的言论之粗暴干涉，和被干涉的党、政府的对应之软弱使舆论一片哗然，而周作人对所禁之书的内容则是“大失望”，以此方式对“禁”和“书”两方面透露了自己的意见。判决杜重远的当天，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联名发布以下主旨的布告：此次新生记事确有不敬之节，殊有碍于外交。以后国民当敬重皇家之尊严，严禁同列记事，违者严惩不贷。不限于“不敬”问题，包括对一般“抗日”的其他禁令，此种言论控制多大程度上影响及于周作人的文章，难以推测。总之，表现本身只属于写作者本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