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突围岁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京郊人民公社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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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陈昌本 著
出 版 社： 文化艺术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8-6-1字数： 370000版次： 1页数： 442印刷时间： 2008/06/01开本： 大32开印次： 1纸张： 胶版纸I S B N ： 9787503935206包装： 平装编辑推荐
您想知道人民公社时期的农村是什么样子，农民的生活是怎样的吗？请读读这部纪实笔记，就能了解当时农村的真实情况，目击探索突围岁月的历史面貌。 历史，是一面镜子，应该记取历史给我们留下的经验教训，以为镜鉴。以史为鉴，这就是作者在30年后的今天，整理1977年至1978年在京郊大石河公社记下的这部笔记的初衷。读这部笔记会帮助你更加深刻地理解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和中国农村改革勃兴的历史必然性。
内容简介
你想了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农村人民公社的真实面貌和社员的生活状态吗？这部实录性的笔记原生态地记录了1978年京郊一个公社的真实模样：有社队干部和社员的多彩人物形象；有农业和农村状况的准确调查实录；有公社社员贫困状态的真实描绘记述；有干部群众突破思想禁锢的艰辛探索征程。读这部笔记会帮助你更加深刻地理解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和中国农村改革勃兴的历史必然性。谨以此书献给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献给改革开放30周年！
作者简介
陈昌本，男，1935年4月生于崂山丹山村，笔名鲁丹。1951年在青岛第一中学毕业，同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华北军区任教员、机要员。1956年考ACN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后留校任采访写作课教师，兼做新华社记者。60年代发表《父与子》、《家庭风波》等通讯和报告文学作品。1970年调到北京市委做文化工作，开始写小说，发表短篇小说《花脚王开棺》、《秃嘴的铁唤头》，中篇小说《黄大山与白菊花》、《不眠夜》等30余篇。1984年调任北京电视台台长，后任北京市广播电视局局长，结合工作研究电视艺术，著有《电视艺术诱人之谜》一书，与同志们合作创作50集电视连续剧《渴望》、32集电视片《同心曲》、8集电视片《访美纪行》。1990年4月调任国务院文化部副部长，又从电视创作改为写小说，出版长篇小说《痴恋》，中篇系列小说《八仙图》、《阴世爹娘》等6部；研究戏曲创作，著有《民族戏曲的创作与欣赏》一书。1996年任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副书记、作协主席团委员、书记处书记，出版长篇纪实文学《70个日日夜夜》、散文集《远游记》，与徐剑合作长篇报告文学《水患中国》。已出版《陈昌本中短篇小说集》、《陈昌本文艺创作论集》、《陈昌本小说选》、《艺术漫谈录》和三卷本自选集等。曾获中国图书奖、中国报告文学大奖等多项奖励。社会职务：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副理事长。
书摘插图
一
我们北京市直属机关学大寨下乡工作队，来到了京南门户大石河公社。属1977年10月下乡的第三批学大寨工作队。
大石河公社地处大石河岸，在朝南出京的铁路和公路的夹当里。当年，大石河通航的时候，是个繁华的水陆码头，后来，随着大石河由长流水变成季节河，逐渐萧条下来，成了以农为主的集镇。
大石河镇坐落在沿北京到涿州的公路两侧，镇上最体面的建筑是公路旁的大石河供销合作社，还有合作社南侧公安局的一座二层小楼，其余就多是农舍了。据说，几个社办企业的房舍颇显漂亮，不过，多建在镇外，没有给大石河街面增添光彩。
大石河公社是一个大院落，在公路东侧的胡同里，院子里新旧房舍错落，北侧是50年代建的两排瓦房，南侧是60年代盖成的作为会议室的二层小楼，“文革”年代除了涂写了一些“红海洋”标语，别无建树。可以作为大石河镇标志的，还应数镇北大石河上的石河桥，这是一座汉白玉拱桥，历经数百年沧桑仍屹立如山，据说，一场水患卷走了桥上的栏杆，现在换上了不伦不类的水泥护栏，当年，雄伟的石狮雕栏可以与卢沟桥上的狮栏柱比美呢！
工作队进驻大石河公社当天，公社书记兼社主任马大江和主管政工的副书记兼副社主任张玉，就在公社会议室向队员们介绍了公社情况和工作队员分工。大石河公社共有20个生产大队，8个社办企业，工作队、进驻领导班子散、生产管理差的5个生产大队，社办企业也进驻一个工作组。这5个大队是镇东的郑王庄，镇北的黄土城、李林、庄户屯和镇南靠涿县界的周家村。工作队的任务是：团结带领干部社员揭发批判“四人帮”路线，整顿党政领导班子，帮助生产队加强生产管理，开展深入的学大寨运动，带领群众度过今年的灾荒，夺取明年的生产丰收。
工作队队长*和我，留在公社，做各工作队的联络工作，李*是工作队党支部的书记，我和公社政工副书记张玉是党支部副书记。50名工作队员分成6个组，当天就进驻5个大队和社办企业办公室。
送走队员们，张玉到我的宿舍帮我整床铺，这是个青年干部，络腮胡，厚嘴唇，话语直率，边帮我解行李绳，边说：“老陈，到大石河来，准备遭难受罪吧。大石河是北京的门面，却是县里难管的公社。63000亩耕地，一半以上是河滩涝洼地，今年是涝年头，又是减产年份，公社的粮食产量，单产、总产都没有达到‘文革’前的1965年的水平，12年里不是踏步，而是倒退。粮食减产，社员收入就少，今年全社20个大队队队减产，估计会出现工分值为0的生产队，就是说，社员干一年白干。你说，这样的队，社员能有积极性吗？再加上‘文革’多年打派仗，生产队里山头林立，矛盾重重，工作就更难干了。要发动起社员来艰苦创业学大寨，非下苦功夫不可。”
第一天与张玉接触，他就给我上了一课，我第一次知道，人民公社里还存在工分值为“0”的生产队，在这样的队里，社员怎么过日子呢？
二
进驻郑王庄大队的工作组，是老干部甄三江带领的，他们进村头一天，就出了一件难断的官司。这天，甄三江到队部去跟上届工作队扶起来的党支部负责人江秋分谈工作，半路上，被一个叫王才的社员拦住了，说是要告状，甄三江问他告谁，他说，新当了官的江秋分的儿子今上午到白菜地里偷白菜，抢了两棵回了家。甄三江觉得这件事涉及到工作队要依靠的新干部江秋分，不能不重视，马上派人调查，结果，发现上午江秋分的儿子到姥姥家走亲戚了，不在村。再问王才，他改了口，说，那可能是下台干部郑云棠的小孙子，他俩戴的是同样的帽子，看走了眼。再去调查郑云棠的孙子，这孩子一口咬定说，他亲眼看见，是王才的儿子从白菜地里抱走了两棵白菜，他穿的是黄军衣，衣服长，快到膝盖了，我认得准。就这样，转了一圈，原来王才是自己派儿子偷了菜，给江家和郑家的孩子栽赃。
甄三江和工作队员们分析了这起连环案，觉得自偷白菜诬告，醉翁之意不在酒，意在试探工作队对郑王庄的王家、郑家和新上台的江秋分的态度，看工作队偏向哪一派。于是，甄三江笑笑说：雕虫小技，由他去。咱们哪，二不政策：不偏不倚；不了了之！
郑王庄大队的派性，在大石河公社颇具典型性。当年，郑王庄在大石河岸的高地上形成村庄时，就居住着郑、王两个家族，村庄起名时，郑家要命名为郑庄，王家要命名为王庄，一个老秀才提出折中意见，建议用两姓命名。两个家族的人们又在谁家的姓打头上争论不休。最后，只好清点户数，郑姓的户数略多于王姓，确定村名为郑王庄。郑王庄的农民原先种的是大石河边的河滩地，滩广人稀，尚可温饱，不想，1939年大石河发洪水，一下子把大石河以下的河滩变成了大河淀，郑王庄变成几个孤岛。从此，郑王庄的农民变成了渔民，只能驾小船以捕鱼为生了。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解放初期，50年代兴水利，修筑大石河河堤，又修建了郑王庄泄水渠，大河淀才露出地面，成了能耕种的土地。这时，郑王庄地多人少，大石河镇又迁来一些无业游民，形成郑、王两姓以外的杂姓。不久，兴起了合作化浪潮，郑姓和王姓各吸收了几户杂姓，组织起了以郑玉棠、郑云棠为首的郑家社，以王同人、王源为首的王家社，因为过去同为渔民，社里十分单纯，连地主富农分子也没有，从大石河移来的杂姓里有几个历史不太清楚的，也不影响大局，人们一心奔着创集体家业，初级社办得颇为红火，双双评为大石河的模范社。兴起高级社后，郑家社和王家社合并成为一个大社，情况就起了变化，郑姓王姓争社里的领导权，兴起了内斗，今年郑玉棠掌了权，王家的人就抱团抵制，明年换成王同人掌权，郑家的人又纷起对抗，庄上没有地富分子呀，阶级斗争浪潮一来，就兴起一场家族斗争。到“文革”前夕搞“四清”时，郑、王两姓上台下台已经轮换了三遍。“四清”工作队离村组织领导班子时，出了绝招，决定由郑玉棠和王同人合组班子，两姓合作，再吸收杂姓的田京也进班子，形成大团结局面。不想，“文革”的风浪一来，这个凑合起来的班子被狂风暴雨冲了个七零八散。
“文革”开始后的1966年深秋，郑王庄一连出了几件大案。
9月24日，杂姓的田德明树起造反大旗造郑玉棠、王同人的反，王同人起而反击，声称田德明是参加过国民党的坏分子，田德明奋起反驳，王同人拿出了一张公安局的批条，说是公安局同意批斗坏分子田德明，决定立即召开批斗大会。当晚，把田德明揪到了批判会场，从批判发展成责骂，又从责骂发展成殴打。正当田德明被打得鼻青脸肿时，田家的哥儿们愤怒了，说这是王、郑两姓合伙欺负杂姓，呼唤了几个杂姓青年持棒大闹会场，经历了一番拳打脚踢，抢走了田德明。双方都有人挨打，批判会成了斗殴场。会后，王同人急报公社，告田家武装冲击会场。公安局为平息此案，拘留杂姓6人，审查半年。此案被称为“9•24事件”。此案发生后，郑、王两姓与客姓矛盾激化，王同人、郑玉棠与班子里的田京已无法共事，于是，郑、王联手，排斥田京。恰在这时，与田京同在大石河镇当过小贩的王同全揭发田京在大石河时当过国民党特务，经常汇报小贩们的言行，陷害同事。王同人拿到这份揭发材料，立即以治保委员身份召开支委会，令田京检查历史罪恶，并和郑玉棠当场撤销了田京的支委职务，勒令交待罪行。三天后，田京死在家里，有人说是自杀，有人说是被害，成为郑王庄的又一大案。
到1970年，郑王庄已经形成郑姓、王姓、杂姓势不两立的三大派，女队常委会由王姓控制。这天，常委会副主任王同海到一户办喜事的社吊家喝酒，当晚，突然死去。有人说是醉酒而死，有人说是中毒死亡，又引起了各派争斗，成为悬案。
到粉碎“四人帮”的1976年，郑王庄的干部在派性漩涡里不知经历了多少次沉浮，村里的几件大案，全无着落，人人都搅进了派性争斗的大大小小事件里不能自拔。
上一届学大寨工作队进村，正值粉碎“四人帮”之秋，他们大张旗鼓发动群众，意在揪出煽动派性的坏人，解决郑王庄三派对立的危局，于是，迎难而上调查郑王庄的几个悬案。他们抓住田京之死的来龙去脉不放，发现王同人非法撤销田京的职务，宣布撤职审查，是田京的重要死因，田京之死王同人负有重大责任，同时，郑玉棠作为当时的支部书记，没有制止王同人的违法乱纪，也负有重大责任。正好，也查实了王同人斗田德明出示的公安局批条，是他假造的，同意撤销田京职务，勒令检查罪行的通知，也是他假造的，这就触犯刑律了。据此，县公安局拘留了王同人和郑玉棠。同时，在郑王庄开展了肃清“四人帮”流毒，反对资产阶级派性的斗争，把办事比较公道、没有卷进家族派性争斗的江秋分推举出来，主持郑王庄党支部的工作。这样，算是把郑王庄的派性争斗压下去了。自然，依然是压而不服。
我们这一届学大寨工作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进驻的。不用说，工作队一进村，各派力量都会想方设法探听我们对各派人物的看法，我们要做消除派性的大团结工作，自然不能下车伊始，轻率表态。甄三江对偷白菜的小动作“不偏不倚，不了了之”的冷处理，是高明的，到底是老干部，出手不凡。
三
黄土城大队工作组的组长，是出身农民后来到了工厂、当了干部的章叔同。他熟悉农村，进村就去看大队的牲口棚和猪场，他说：“猪仔膘肥肉胖，牲口滚瓜流油，社员过日子不发愁。”正好，我到黄土城向生产队干部介绍工作队员情况，章叔同约我抽空去看猪场。这猪场建在村边一片坟地旁，是一排地窝子猪舍，猪粪已经与圈墙持平，老母猪懒懒地睡在粪窝子里。一个中年妇女正在弄猪食。章叔同问：“养着多少母猪？”饲养员说：“原本32头，病死吃掉7头，剩下25头了。”“吃掉？”“可不是，社员们就盼着猪死，死了好分点肉吃。”“25头母猪下了多少猪仔？”“满打满算21头。”“一只猪平均不到一个仔？”“下的不少，队里供不上
猪食，母猪吃崽，咬死了几只。……卖出去多少猪仔？”“今年一年没出圈。没见母猪饿得成了骨架子，崽儿像长不大的耗子。…粪呢？攒了多少粪，养猪图攒粪嘛。”“粪？队里不要粪。这不，夏天垫了一次圈，到现在也没再给拉圈土，我要垫圈的土，队里到现在也没拉来，猪圈变成了粪山了。”“猪圈攒粪没有个奖罚制度？”“攒不攒粪都一样，攒了，一个工分不给；不攒，一个工分不扣。”“这样，种地哪来的肥？…‘咳，全是种卫生地，不是社里要求讲卫生嘛。”章叔同苦笑说：“地里讲卫生，社员可就该穷得喝西北风了。”饲养员引领我们进了猪舍旁的饲养室，饲料锅里是多半锅红薯根。她点着火烧起锅来，却不盖锅盖，章叔同问：“锅盖呢？”“早坏了，队里不给买，就敞口烧锅了。”“这得浪费多少柴火？”
“柴火不花钱，可以到地里抱点烧嘛。”章叔同叹口气：“这不是败家子嘛。”饲养员笑起来：“没有家业可败了。听说今年社员的劳动日值不到5分钱，说不定还得倒贴呢，干等着拉棍子要饭吃吧！”
我和章叔同默默走出饲养室，心情沉重地朝不远处的牲口棚走去，牲口棚的饲养员是个老年社员，正在槽头搅拌草料，饲草铡得很细，牲口的屁股蛋子圆圆的，也算壮实，但牲口棚的里里外外全是马粪，棚外堆得山高，棚里也满地铺粪，足有二尺厚，牲口抬起头，能顶到棚顶了。章叔同问老饲养员：“老伯，为啥不起圈？”“没见，棚外的粪堆成山，起了粪没处堆了。我求队里来拉粪，人家不拉。这不，圈肥成大堆，种麦无底肥。死绝了当家人哇！”说着，又搅起草料来。
我和章叔同没有再与老饲养员交谈下去，告别老人低着头朝村里走，忽的，章叔同站住说：“工作队员进村，第一件事：进圈起粪！”
四
这黄土城大队，可真是带着一副败家相。
黄土城地处大石河北岸的高地上，据说，古时候真有一座黄土城，地下挖出过春秋战国时代的坟墓，是个古老的村落。
这个古村落当今可不景气。200户人家的村子，有1500多亩好地，只要把地种好，是吃得饱肚子的，可是，“文革”以来，不论旱涝，年年减产。今年是涝年头，400亩洼地绝收，高岗地打的粮也不多，亩产不到200斤。社员们分的粮食只能吃到春节。现在，好多社员在想度荒年的主意了，有的想出外打工，有的在偷偷搞家庭副业，有的索性投亲靠友去了。
黄土城“文革”前夕并不穷，那时侯，村里有一座砖窑，能烧砖烧瓦，有一个15辆马车的运输队赶脚搞副业，都能挣回钱来打入社员年终分配。可“文革”风潮里，兴起了割资本主义尾巴，把好端端的砖窑停了，农业学大寨又要求车马归田，把红火火的运输队撤了回来。结果，连年粮食减产，养不起车马，牲口大车损失过半，现在，“四人帮”垮台，不用割资本主义尾巴了，砖窑和运输队也无力恢复了，黄土城成了没有副业收入来源，只靠干啃粮食的“干粮队”。这不，粮食一减产就吃不上饭，人心也就散了。
生产队不强，干部的派性却极强。“文革”开始不久，村里就分裂成两大派。黄土城的派，不是按家族分的，这村里的大姓是黄家，其余就是杂姓，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时，掌管生产队大权的是从土改就当干部的吴其文。这人原来不是黄土城老住户，解放初期从大石河镇移来。因为没有家族瓜葛，土改中成了积极分子，入了党。合作化兴起，他领头建立了初级社，当上了社干部，以后，在阶级斗争风雨里浮浮沉沉，到“文革”时还在台上掌着权。此人做工作很肯干，黄土城建砖窑、拉运输队都有他的一份功劳，就是有一个坏毛病，是吃腥的猫儿，爱在女人身上占小便宜，遭人痛恨。造反派兴起，村里的小青年黄平生起来造反，他是个懂医术、会木工的能人，颇有文化素养，很会号召群众，他以吴其文办砖窑，跑运输，走资本主义道路，生活糜烂调戏妇女，是大淫棍为由，下了批判斗争吴其文的通牒，不想，马上有一批社员起而反对，保的不是他调戏妇女的错误，是他办生产队副业为社员创收的功劳。黄平生见形势不利于造反派，立即放出了吴其文在大石河参加过国民党的风。并在当天晚上召集全村社员，把吴其文拉上了批判台。“文革”中上批判会是常事，但这个批判会却跳上台一个手持三八枪刺刀的少年，猛刺了吴其文一刀，致使吴其文受伤入院。这个事件一出，黄土城形成了反吴保吴两大派。黄平生为首的反吴派说，刺吴的少年是为他的姐姐报仇，他姐姐受吴其文奸污后得女儿痨屈死。保吴派的人则说，这少年是受黄平生教唆，上台刺吴的。黄平生恨吴，是因为吴其文了解黄平生父亲的反革命罪行，黄为了保父亲，想灭口。黄平生的父亲是解放初期从北京迁来黄土城的，北京有人来外调，证明黄父黄国军解放前是国民党军队的中校，还当过日本鬼子的翻译官呢。吴其文作为队干部，陪同外调人员访问黄国军，了解了黄的底细。这个事件，自然成了黄土城大队的一大疑案。以后的群众对立与此案有关，干部队伍对立也与此案有关。
现在黄土城大队党支部的支书黄克寻属保吴其文派，副支书黄克举属保黄平生、反吴其文派。黄土城的干部如一盘散沙，跟这两位书记凡事对着干、无事不拆台有关。
章叔同带领工作队员进黄土城，面临的就是这样的局面。
五
到庄户屯的工作队，工作最不顺利。进屯好几天了，还没有见到支部书记孟惠仁的面呢，大队部铁将军把门，人影儿不见。问守库房的老会计，说是支书带队到县里冬修水利的毛牛河工地挖河去了，要安顿好民工才能回队，问什么时候回，说是没有准日子。
工作队长张自强急了，要派人到工地上去找，公社工作队的书记李*出主意说：不必去找，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他不见咱，咱不着急，借这个空当下生产队摸情况，搞调查研究嘛。张自强听着觉得有理，把工作队员撒到几个生产队边劳动边摸情况去了。
庄户屯大队的支书记孟惠仁敢稳坐钓鱼船，不见工作队，有他的道理。孟惠仁一直是庄户屯的支部书记，“文革”中造反派造反，也没有把他拉下台。他当干部有个特点，就是不贪污，不受贿，不搞女人。村里的能人，谁能出外闯荡，他从不阻挡，队上的干部，只要公社招工招干，他也努力朝外送，决不耽误人家的前程。自然，自己的子女也早早送进了城，成了正经的工人。他说：“青年人窝在队里没有出息，有机会我全把你们送出去！”他许下这个愿，支部书记的位子可就稳了，小青年们都希望他掌权，有一天会招工招干插翅飞。这样，村里的干部队伍可就溃不成军了。一队，是他自己所在的生产队，他亲自抓，生产的粮食够吃够用，群众生活还算过得去。二队、三队可就惨了。二队队长是40多岁的老光棍，他孤身一人倒是不贪不盗，可就是有个“老馋猫”的名份，跟队里的四五个娘们儿来往着，这些娘们儿仗着队长袒护都想贪队里的便宜，在记分、分粮分菜上处处占便宜，这几个娘们儿带头借支，家家超支借款千元以上，其他社员气不忿儿，也跟着借。这样，二队就成了每户借支超干元，欠公社粮债最多，永远堵不上债窟窿的生产队。三队就更惨了。队长王老五倒是个有能力的庄稼主儿，可娶了个傻娘们儿，一拉肩生了5个半傻孩子，家里家外没打算，缺钱缺粮就到队里去支借，他一家，已经欠款3000元，欠粮3000斤，队长借支多，社员自然也不甘落后，吃返销粮不交款，全欠着公社的，虱子多了不咬，现在一个生产队，已欠下公社10万元的现款了。就是这个庄户屯三队，今年年终分配，社员挣的工分，分值为“0”。就是说，这个队今年产的粮，远远堵不上债窟窿，社员一粒粮、一分钱也分不到，分到的将是欠公社粮债、钱债的债务折子。
工作队长张自强犯愁了。他蹲在三队的库房算了一笔账：三队社员背的债包袱太重了。就是今后三年连续丰收，要保住社员吃饱，就堵不上债窟窿；要堵上债窟窿呢，社员们就得把牙用筷子撑起来，喝西北风。
你想呀，社员们看到这么一幅前景，能有积极性吗？
真的，从队长到社员，全笼罩着一股子失望悲观情绪。
张自强在空空荡荡的库房里查看着，问队长王老五：“老王，开春种大麦的麦种准备好了吗？”
“今年受灾，收获的大麦瘪，分下去当口粮吃了。”
“那开春种大麦咋办？”
“到大队、公社去讨要吧！”
“讨要不到呢？”
“那就放弃大麦，种春庄稼吧。”
“种春玉米的种子备足了？”
“那不，有几袋大马牙，不是良种，可能凑合。”
张自强摸了摸半瘪的大马牙玉米种：“就这瘪瘪的种子，能出好收成？”
王老五皱眉道：“不指望好收成，给社员们混下口粮来，就拜佛了。”
张自强激将说：“没有打翻身仗的打算？”
王老五叹气说：“翻身？那是妄想，背上不压债，就算幸运了。”
“你这个队长也这么悲观？咱们一起，把社员的心火点起来，为打翻身仗干他一场嘛！”
王老五摇头：“社员的心火早灭了，点不着了！就过一天混一天，过一年混一年吧！你们工作队员不用说在这里只呆一年，就是呆三年，也没有辙，能让社员富起来？”
说完，竟朝张自强轻藐地一笑，不再说话，咂吧起他的旱烟袋来。张自强生起气来，想批评王老五几旬，但细想一想，其实，王老五说的都是实在话，只好苦笑搪塞，默默离开了库房。
市妇联干部朱一兰当工作队长的周家村，是个颇为特殊的村子。这个村不大，没有分生产队。地处大石河以南，北面靠着大石河火车站和工厂区，南面隔着一条干河，连着河北省的涿县地面。因为位处边境，合作化以来，从合作社到公社都重视周家村的土地平整和农田水利建设，平整整的土地是成方成块的，田里的机井是渠道相连的。历史上，也创过800斤的“过长江”高产，但是，“文革”以后，逐渐跌落下来，机井，坏的比好的多；水渠，淤塞的比畅通的多，亩产年成好时在400斤上下打转儿，旱涝年成就只能弄个二百五“半吊子”产量了，今年是个涝年头，周家村的亩产，连补种的黑荞麦一拉齐平均280斤。
周家村只有周家是个大家族，旁姓都是散户。村里唯一的一家地主，只有一个老爷子在家守老房，小青年们得管他叫三爷爷，是周家的长辈。大队支部书记周丙云是转业军人，“文革”前当过派出所副所长，“四清”时，周家村选不出干部，当时的公社领导动员他回村当支部书记，他服从组织分配，答应了。回来后为了不搞特殊化，主动提出不再拿工资，与社员一起吃工分。不想，回村刚干了一年，“文革”来了，领着社员打了一半的机井，停了，砌了一半的水泥渠帮，废了。以后的年月，就打起派仗来，群众一会儿扶他上台结合，一会儿又把他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浮浮沉沉，起起落落，直到“四人帮”倒台，才重新选出他当支部书记。他呢，上台下台疲了，厌倦了，再也提不精神头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