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意阅读中国文学名家新评

分类: 图书,文学,文学理论,
作者: 聂震宁主编
出 版 社: 山东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8-1-1字数: 322000版次: 1页数: 401印刷时间: 2008/01/01开本: 16开印次: 1纸张: 胶版纸I S B N : 9787532928095包装: 平装内容简介
作者提倡深度阅读,还是信息化环境下的阅读对策。信息化给人类的认识能力、交流沟通能力和创新力带来了巨大变化,然而,人类社会同时也面临着泛信息化的危险。个性有被消弭的痛苦,思维有被弱化的困惑,思想有被简化的尴尬,人文精神接受着信息变化多端的挑战,深度阅读正在被媒体信息阅读所取代。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伟大的书》,对此有深刻的洞察和分析。该书作者是美国人大卫丹比,《纽约》杂志一位著名影评家。他痛感信息社会瞬息万变对于人们生活的负面影响。他发现自己已经不再是个读者,而变成了一个只读新闻、时事书籍以及各种各样的杂文的读者。更可怕的是,“我拥有信息,但没有知识;我拥有观点,却没有原则;我有本能,却没有信念”。1991年,大卫丹比四十八岁重返母校——哥伦比亚大学,与十八岁的学生坐在一起,重新读“伟大的书”,读荷马、柏拉图、索福克勒斯、亚里士多德、但丁、薄伽丘、卢梭、莎士比亚、黑格尔、奥斯丁、马克思、尼采、波伏瓦、康拉德、伍尔夫等。《伟大的书》就是大卫丹比第二次做学生时的读书笔记。他说:“严肃的阅读或许是一种结束媒体生活对我的同化的办法,一种找回我的世界的办法。”我们也可以这么说,在信息化环境下,提倡深度阅读、深度思考、深度考评,是我们找回人与文学的办法之一。
作者简介
聂震宁,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著名出版人,曾著有《我的出版思维》等著作,主编《创意阅读——外国文学名著新书评》等书。
目录
《诗经》:天籁之歌
《楚辞》:神人之间
文苑奇书
《水浒传》的叙事艺术
赤壁之战的魅力的奥秘——兼谈小说人物形象的心理结构分析方法
亦真亦幻的孙悟空
人性深处的世情小说
神鬼狐妖的魅力
我读《聊斋志异》
黛、钗关系之谜
宝玉不识秤——一个被红学家遗忘的角落
“最富鲁迅气氛”的小说——读《在酒楼上》、《孤独者》及其他
不朽的《野草》
一不留神写出一部《红楼梦》来——张恨水《金粉世家》赏析
茅盾的《蚀》与《子夜》
半把剪刀的锐锋
老舍的《骆驼祥子》
由启蒙向民间的转向:《边城》
巴金的《家》
文化之至美的“诗”与“史”
永远的雷雨
面对微妙——读《围城》
《倾城之恋》的文本解读
“钟整个大陆的爱在一只苦瓜”——谈《余光中诗选》
革命:双刃之剑
《无字》:后现代外壳下的现实主义文本
写实的无限潜能
诗与史的恢弘画卷——论《平凡的世界》
自由的行魂,或者史铁生的行为艺术
城市的肖像——读王安忆的《长恨歌》
无时态背后的时间疑惧——《九月寓言》一解
刑场背后的历史——论《檀香刑》
小叙事中驾驶大历史——评铁凝的《笨花》
“在幻象和流放中创造了伟大的诗歌”——论海子和他的诗
书摘插图
《水浒传》的叙事艺术
描写对象与创作方法
我们简单地谈谈《水浒传》在叙事艺术上的一些特点。
第一个方面,谈谈《水浒传》的描写对象。《水浒传》也写军事斗争,但它的描写对象跟《三国志演义》完全不一样。《三国志演义》主要写上层的军事、政治斗争,争权夺利,逐鹿中原;而《水浒传》更多地描写下层平民百姓的生活方式、生活状态、生活习惯和他们的理想、情感、愿望、追求等,这些东西在《三国志演义》里是看不到的,所以《水浒传》更具有一种生活感。
《水浒传》描写对象的不同和变化,体现了审美趣味的不同,就是什么样的故事讲出来大家爱听,什么样的故事能让人津津乐道。就像现在的电视剧,有的写皇帝的故事,有的写民间草莽的故事,大家都爱看,但审美趣味是不一样的。相比较而言,《三国志演义》的描写对象和审美趣味更传统化,因为古代有很长一段时间里的历史写作都是讲这种历史,所谓“二十四史”主要就是上层的政治、军事、外交史。而《水浒传》的描写对象和审美趣味体现出更多的新的时代特点,民间的特点。
正是因为这个转移和区别,所以《水浒传》后来衍生出一种新的小说类型,就是所谓“世情小说”。从《水浒传》的武松、武大郎、潘金莲、西门庆那一部分故事,衍生出了《金瓶梅》,写家庭故事,一直发展到后来的《红楼梦》,都是写日常生活的故事。当然,《水浒传》写的还不都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有一些描写,更多的不是普通人的生活,但是它毕竟已经接近日常生活状态了。
第二个方面,《三国志演义》的描写是比较粗线条的、轮廓化的,写人写事都有这个特点。而《水浒传》的描写是比较细线条的,出现了大量的生动的细节描写。这两部小说都是来自说话艺术,都在民间说话艺术里面流传了很多年,才最后形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样的小说。但是在流传过程中,《三国志演义》的描写一直保持一种粗线条的、轮廓化的特点,对人物的各种言谈举止,对事件场面的描写,都比较粗犷。但是《水浒传》却有很多很细致的描写,有些场面大家还津津乐道,比如鲁智深拳打镇关西,再比如林冲火烧草料场,前前后后对下雪的描写,为了御寒出门打酒等等,写得非常仔细。更不要说宋江和阎婆惜的生活描写,武大郎和潘金莲的那一整段描写,表现人情世故、生活场景、景物的描写,这些大量的细节描写是以前没有的。这应该说是中国古代叙事艺术的一种进步,至少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叙事艺术前所未有的一个特点。
《左传》、《史记》这些史传文学,叙事已经很生动了,但没有这样精彩的细节描写,尤其是下层百姓的生活状态,你在史书吊是看不到的。有人统计过,《水浒传》写了多少小酒店,小酒店里的摆设、场景都不一样,做了一篇论文,题目是“《水浒传》的酒店描写艺术”。这些场景和景物描写,在过去的历史作品、文学作品中都很少见,而在《水浒传》里却大量出现,这体现了《水浒传》叙事艺术的高超技巧。
富于个性的形象塑造
当然,《水浒传》最突出的艺术成就,还是塑造人物形象。用明人叶昼的话来说,《水浒传》小说塑造人物,“不唯能画眼前,且画心上;不唯能画心上,且并画意外”。金圣叹在《读第五才子书法》中甚至说:“独有《水浒传》,只是看不厌,无非为他把一百八个人性格都写出来。”、“《水浒传》写一百八个人,真是一百八样”。这当然比较夸张,在一百零八个人物里,有好几个人物并没有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就是知道他的绰号和个别的表现,形象的特征性不鲜明。但是《水浒传》毕竟写了很多性格很鲜明的人物。
首先,跟《三国志演义》塑造人物形象善用粗笔重墨不同,《水浒传》擅长以精细的笔墨刻画人物形象。在《水浒传》中,即使是性格相近的人物,往往也能表现出他们各自不同的特征。叶昼指出:“《水浒传》文字,妙绝千古,全在同而不同处有辨。如鲁智深、李逵、武松、阮小七、石秀、呼延灼、刘唐等众人,都是急性的,形容刻画出来,各有派头,各有光景,各有家数,各有身份,一毫不差,半些不混,读去自有分辨,不必见其姓名,一睹事实,就知某人某人也。”金圣叹也说:“《水浒传》……只是写人粗卤处,便有许多写法,如鲁达粗卤是性急,史进粗卤是年少任气,李逵粗卤是蛮,武松粗卤是豪杰不受羁鞠,阮小七粗卤是悲愤无处说,焦挺粗卤是气质不好。”
《水浒传》擅长于“同中见异”,写了好几个人物,出身差不多,性格差不多,遭遇也很相近,但是一开口,一举一动,你都会发现不一样,性格抓得很准,而且性格相近的人由于生活处境的不同,描写也完全不一样。例如,鲁智深和武松,一个是“花和尚”,一个是“武行者”,同样是中层军官,都是赳赳武夫,都与佛门沾点因缘,性格中都有粗犷勇猛、坦率直爽的一面,但是小说中写来却各具特色,绝不相混。
在“拳打镇关西”的故事中,鲁智深先是听了金氏父女的控诉,“到房里,晚饭也不吃,气愤愤地睡了”,表现出义愤和急躁的性格。但次日到了郑屠户的肉铺里,他却没有马上发作,而是故意提出一连串刁钻古怪的要求为难郑屠户,激怒对方,使郑屠户忍无可忍地说:“却不是特地来消遣我?”这时鲁智深才怒火中烧地说:“洒家特地要消遣你!”于是狠打了三拳,就把郑屠户打得“口里只有出的气,没了入的气,动弹不得”。这时,鲁智深突然明白自己的急性子造成的严重后果,连忙“拔步便走”,回头还指着郑屠户的尸体骂道:“你诈死!酒家和你慢慢理会!”一面立刻“回到下处,急急卷了些衣服盘缠,细软银两,但是旧衣粗重都弃了,提了一条齐眉短棒,奔出南门,一道烟走了”。可见鲁智深是粗中有细的,虽然性急暴躁,但却不失理智,有放有收,恰到好处。所以金圣叹在这一段描写后批道:“鲁达亦有权诈之日,写来偏妙。”
相比较而言,武松虽然也是性急粗鲁,但在一般情况下他更为虑事周详,善于自制,深藏不露,沉着冷静。在景阳冈下的小酒店里,善良而嘴碎的酒保一再劝武松不要喝多了,宁肯生意不做,也不愿再给武松上酒。对此武松虽然感到烦躁,言辞之间有些按捺不住,却还是照付酒账。当潘金莲勾引武松不成,反而诬蔑武松调戏她时,武松隐忍不发;赴公干临走时,不管潘金莲如何撒泼,他也置之不理,沉着地把事情一一交代清楚。回来后得悉哥哥遇害,他虽然愤怒,却首先暗访街坊知情者,细心地弄清真相,接着备下酒席,请来众邻,当众审讯潘金莲与王婆,录下口供,并签字画押,这才安排杀潘金莲和西门庆。但是,一旦武松动起手来,就凶狠无比,而绝不像鲁智深那样心存一点善念。他不仅必欲将仇家置之死地而后快,而且还要赶尽杀绝。对潘金莲,他剖腹取心,断其首级;对西门庆,他生生割下头颅;其后醉打蒋门神、血溅鸳鸯楼,无不狠辣凶残。如果说鲁智深是热心侠士,热中有冷,那么武松就是冷面二郎,冷中有热。这正是金圣叹所说的:“人之不同,各如其面。”
其次,《水浒传》的叙事艺术还有一点也成为我们民族艺术传统的一个特点,这就是很少静止地刻画人物性格,而是通过人物的行动、语言来刻画人物性格,这比静止的刻画从审美意义上讲更为丰富。因为心理刻画、心理描写,把人物内心的东西都揭露出来了,都说出来了,给读者一个理解的导向,或者像一些西方小说,直接告诉你人物的性格是什么什么样的,这种写法相对比较直白,比较肤浅。当然它也可以揭示非常深刻、非常复杂的心理,但对读者来说,这种写法显然有一种明显的导向性,或者说是指向性,它带着你走进了人物的内心,去看那些作者觉得应该看的地方,去想作者觉得应该想的那些特点。《水浒传》不一样,它总是通过人物的言论和行动来写人物的心理、性格,这样的描写就具有更多的可阐释性。比如读了武松杀人,“血溅鸳鸯楼”的片断,你怎么去看武松的性格特征、心理特征?你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解释。宋江本来是个很有心计的人,深藏不露的,那么,浔阳楼题反诗这种行为,你怎么去看?怎么解释他的心理、他的性格?通过具体的言论、具体的行为,小说给你提供了更多的可阐释的空间,这种描写手法应该说更高超。
通过人物的行动、语言来刻画人物性格,这是中国传统的叙事艺术,不是《水浒传》才有的。司马迁的《史记》中,就有很多这样的精彩描写,不是直接刻画人物的性格,而是通过人物的言论、行动来描写人物。比如《项羽本纪》写项羽初见秦始皇,说:“彼可取而代也。”《高祖本纪》同样写刘邦初见秦始皇,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同样的一件事情,两个人的语言不同,这不仅塑造出两种不同的性格,而且预示了两个人不同的命运。这是很值得品味的地方。
最后,跟《三国志演义》擅长于塑造性格少有变化的“扁平”型人物形象不同,《水浒传》塑造人物形象的另一特点,是结合人物处境、经历的变动,写出人物性格的发展变化,善于塑造“圆型”人物。
在《水浒传》中,林冲的形象就有一个从逆来顺受、委曲求全到粗犷雄豪、敢作敢为的变化过程。林冲出身于枪棒教师家庭,又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有一定的社会地位,物质生活也比较丰裕,有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庭,性格是英武而又稳重的。在封建统治阶级内部,他虽然处于较低层次,但他已十分满足于这种安逸生活,从未有过“落草为寇”的想法。当林冲遇到妻子被人无端调戏时,他一开始举拳要打,的确不失英雄本色。但一旦认出调戏者是自己顶头上司高太尉的“螟蛉之子”高衙内,林冲“先白手软了”,急忙出自本能地压抑住内心的怒火,采取了息事宁人的态度。金圣叹在这里评论说:“写英雄在人廊庑下,欲说不得说,光景可怜。”
此后林冲是一忍再忍:当高衙内跑到他家去企图污辱他的妻子时,他忍了;在受到诬陷发配到沧州充军时,他忍了;在充军途中,薛霸、董超对他百般虐待,甚至企图在野猪林谋杀他时,他忍了;甚至在得知陆谦、富安奉高俅父子之命到沧州追杀他时,他还是忍了。林冲一直忍辱偷生,希望有一天重回京城,官复原职。直到陆谦等火烧草料场,必欲置他于死地,他才忍无可忍,杀死陆谦和富安,并且把仇人的头都挑在枪上,放到山神供桌前,这才冒雪而行,奔赴梁山。从忍到不能忍,这生动地描写了林冲“逼上梁山”的过程,也生动地展现了林冲性格逐渐变化的过程。
经历了家破人亡、走投无路的境遇,林冲的性格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粱山上火并王伦时,我们已经看不到那位稳重善忍的林冲了,看见的只楚一位粗犷雄豪的英雄好汉。在王伦不接纳他的时候,他“双眉剔起,两眼圆睁,坐在交椅上大喝道”,接着又“把桌子只一脚,踢在一边,抢起身来,衣襟底下掣出一把明晃晃刀来”,再“拿住王伦,骂了一顿,去心窝里只一刀,肐察地搠倒在亭上”。这时的林冲与原先的林冲,简直判若两人。
白话艺术与情节结构
《水浒传》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语言和《三国志演义》的语言完全不一样。《三国志演义》的语言延续了史传的语言,是史传语言的通俗化,所以是一种“演义体”的小说。《三国志演义》的语言比较“文”,绝大部分是文言,比较通俗的文言,所有人物一张口基本上还是文言,叙事的语言更是文言。《三国志通俗演义》虽然以“通俗”标榜,但由于受到“演义”历史的制约,小说语言仍然显得半文不白,以致有人说它“是白描浅说的文言,不是白话”。但是《水浒传》却完全是“说话体”的,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白话小说。所以从根本上讲,《三国志演义》还不好说是白话小说,它是“演义体”的小说,而《水浒传》可以说是一部典范的白话小说。
《水浒传》的这种白话和我们的日常口语还是有区别的,因为它是一种书面化的语言,是带有书面特征的特殊的口头语言,或者反过来说是带有口语特征的特殊的书面语言。这是我个人的看法,白话是带有口语特征的特殊的书面语言,或者是带有书面特征的特殊的口头语言,既不完全是口语,也不完全是书面语,是两者融合而成的一种特殊的语言。包括现在王朔的小说语言,虽然说的好像都是北京的大白话,其实跟日常生活中使用的口语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假如在严格意义上按照口语写作,那种语言肯定是非常杂乱无章的,完全口语化的语言是缺乏审美特征的,反而是经过提炼以后,融人了书面化的特点,这样的语言才具备审美特征。
《水浒传》使用的就是经过提炼的一种特殊的书面语言,这就是白话。以白话作为文学的载体,虽然古已有之,但从来没有在小说特别是在长篇小说中表现得像《水浒传》这样充分。唐宋以来,以口头叙事文学为基础的变文、话本之类,是中国白话小说的发轫,但多数写得文白相杂,简陋不畅。而《水浒传》则能娴熟地运用白话来写景、叙事、传神,它的语言艺术成就一直为人称道。
特别是在人物语言个性化方面,《水浒传》能“一样人,便还他一样说话”,从对话中能看出不同人物的性格。例如第七回写高衙内调戏林冲娘子,鲁智深赶来要打抱不平时,林冲道:“原来是本官高太尉的衙内,不认得荆妇,一时间无礼。林冲本待要痛打那厮一顿,太尉面上须不好看。自古道:‘不怕官,只怕管。’林冲不合吃着他的请受,权且让他这一次。”而鲁智深则道:“你却怕他本官太尉,洒家怕他甚鸟!俺若撞见那撮鸟时,且教他吃洒家三百禅杖了去!”两段话,鲜明、准确地反映了林冲和鲁智深两人不同的处境、不同的性格:一个是有家小,受人管,只能是委曲求全,逆来顺受;另一个是赤条条无牵挂,义肝侠胆,一无顾忌。《水浒传》作为一部长篇小说,就是用这种在民间口语的基础上加以提炼、净化过了的文学语言,塑造了一大批传奇的英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