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中国制造：软件领军城市大连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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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高丽华 著
出 版 社： 中信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8-6-1字数：版次： 1页数： 233印刷时间：开本： 16开印次：纸张：I S B N ： 9787508612003包装： 平装编辑推荐
读中国城市，不可不读大连。大前研一倾情推荐，托马斯弗里德曼最关注的中国城市经济奇迹。
上世纪90年代，“中国制造”成就了国人的骄傲；新世纪初年，“中国制造”却
引发了国人的隐忧。人们所忧虑的，不只是“中国制造”的技术水准、盈利能力和环境承载力，更在于产业发展方向——当现代服务业取代制造业掀起全球产业转移“第二波”时，在“第一波”中占尽优势的中国该如何选择今后的路径？大连给出的回答是：超越中国制造，发展软件与信息服务业。循此思路，大连在短短10年间奇迹般地成长为全球知名的“软件新领军城市”。
对于中国的企业以及城市，规划、营造一个有利于人力资源调配的环境和体系，并形成二种科学的人才战略观，是全球化趋势下发展的关键因素。……我对大连的未来一直持乐观的态度。
大前研一
大前研一向我推荐了中国的大连。他说作为软件外包中心，大连之于日本的价值，犹如班加罗尔之于美国和其他讲英语的国家。我带过许多美国人来大连，他们对中国经济在这个高科技区发展得如此之快感到惊奇。
《世界是平的》，托马斯弗里德曼著
内容简介
本书是我国第一部以一个城市软件产业快速崛起为背景，来阐发全球化趋势下中国21世纪产业走向的图书。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本书作者对上至政府官员、企业领袖、大学教授，下至普通软件白领和服务保障人员进行了深入采访，也对这个产业进行了潜心研究和思考。在此基础上向读者全景式扫描了大连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发展的历程、经验和方法论原则，介绍了这座城市所创造的软件园管理模式、政府服务模式和软件企业运作模式，剖析了软件产业取得成功所需的条件和要素。全书以大连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发展的重大事件为骨骼，以大连官员和企业家对这个产业的理性思考为灵魂，并不时穿插相关花絮，读来既趣味盎然又发人深思。
本书的视野并不局限于大连，而是以大连的成功为范本，对中国目前正在推动的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转向进行了深刻的揭示和阐发，并给出了中国融入全球化分工的目标与路径，以期能对有志于此的政府官员、企业家和软件精英们能够有所裨益。这也是本书的深层价值之所在。
作者简介
高丽华，《计算机世界》报社资深记者，lT业著名评论人。1971年作为文艺骨干参军，后在部队提干。1982年转业到江苏省电子工业厅，曾任机关党委委员、团委书记、《江苏电子报》常务副主编等职。1988年跻身IT传媒领域，撰写了《我们距离信息化还有多远》、《寻访计算机外企的中国雇员们》、《Internet冲击波》、《面对联合大潮的思考》、《发自中关村的SOS》等一系列深度报道，获得读者广泛好评，引起的反响超出了计算机界。其中1997年撰写的《Internet冲击波》系列报道长达49集，是国内最早关注并系统宣传互联网的文章，系列报道《寻访计算机外企的中国雇员们》连载期间，多家报刊要求转载，许多读者一集一集地等着看。
1998年开始连续4年在《计算机世界》开设“丽华专栏”，就这期间与lT相关的重大事件和焦点热点话题发表了200多篇评论。在业界影响深远，被誉为“IT领域第一专栏”。曾多次对话中外IT业界顶级领袖，多次受SUN、思科、LG等跨国公司邀请赴海外采访。作品以言论、述评和系列报道居多，兼有散文和杂文，视角独特，笔锋犀利，文风朴实，多次获得部、省和中国产业报协会好新闻奖。曾应《中国记者》杂志之邀，以《相信情商》为题撰文回顾自己作为“老三届”一员的拼搏和心路历程，发表后感动了不少人。出版过《败将之鉴》、《电脑与网络》等著作。
目录
大前研一序
引子：为什么是大连？
第一章：风起10年前
“不合时宜”，福兮？祸兮？
硬件制造的热土
“胜利大逃亡”
失衡的车轮
谋划“转身”
真理是简单的
“另类”行政官员上任
东瀛，东瀛！
第二章 破冰岁月
启动软件园
孙刘联盟
三点定面
宣传大使
打造服务外包的香格里拉
从“决策”到“执行”
“模式”的颠覆者
细节，细节！
制度的力量
第三章有形之手
“有限”+“有效”
“政府的归政府，市场的归市场”
“出手”的学问
“企业本位”VS“官本位”
“站着为企业服务的政府”
“服务对象决定服务主体”
政府接力赛
美也是生产力
官员方队
第四章软件园软件城
一个园子与一座城市
“名”与“实”的变奏
海外兵团来了
“双轨制”的激励效应
软件白领的伊甸园
“钻石王老五”是这样炼成的
明里暗里的国际化
巴特尔夫妇的比较哲学
军功章里有高校的一半
第五章 人才这一役
“人才先于战略”
“逐人才而居”的产业
“缘起”东渡风潮”
第一锹土建学校
多管齐下纳人才
市长道歉传递政府决心
“广谱+窄谱”的教育体系
正规军大跃进
软件人才制造工厂
职业培训：求职最后一公里
孕育中的“人才新优势”
第六章产业是这样炼成的
炼狱之路
为温饱“误撞”大舞台
遭遇“最挑剔的客户”
软件就是制造
给“管理”穿上红舞鞋
文化沟通这道坎
退一步谋创新
“互动”出来的创新
“双轮驱动”向上游挺进
第七章城市一大步
日益彰显的“正外部性”
从五星级酒店总经理拜年说起
“大连迎来后工业时代”
不一样的软实力
期待“滞后效应”
迈向“新领军城市”
超越班加罗尔？！
新10年新目标
远距离看大连
“模式”之辨
世界并不平坦
尾声
后记
书摘插图
第一章：风起10年前
“不合时宜”，福兮?祸兮?
大连软件与信息服务业发轫于10年前。在历史长河中，10年也许只能算做“瞬间”，可对于日新月异
的IT产业，10年时光却足以让人感觉．“恍若隔世”。
时至今日，已没有哪一个人会怀疑软件与信息服务的产业地位和市场价值，以至于“推进信息化”、“发展现代服务业”这样的字眼甚至被提到了中国政治的最高议程，写入了党的总书记所作的中共“十七大”报告。然而10年前的中国却是“大制造”独占鳌头，才露尖尖角的软件产业并没有被多少人真正看得上。正是这个缘由，在2007年6月20日于大连市开幕的全球软件和信息服务高层论坛上，大连市市长夏德仁回首l0年前这个城市开始的软件产业之路时，对着数百名海内外宾客发出了这样一番感慨：“实事求是地讲，在一个数量型、速度型的增长模式之下，提出优先发展软件产业是不合时宜的。”
硬件制造的热土
“如果有人从国外给你带回的礼物上印有‘MADE IN CHINA’这样标签的时候，你千万不要惊奇，因为如今‘中国制造’已经走向了世界各地。”这是5年前央视二套“财经故事”的一段开场白。插播在这档谈话节目中的一组数据则告诉观众：我国的制造业增加值在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中一直占有40％以上的比重，我国的财政收入一半来自制造业，20世纪90年代以来，制造业的出口一直维持在80％pAA，创造了接近3，4的外汇收入。
再前推至夏德仁市长提到的“10年前”即1997年，著名作家周梅森完成了他“中国制造”三部曲中的最后一部。虽然说，这三部曲分别是以《人间正道》、《天下财富》和《中国制造》命名的“经典长篇小说”，实质上乃是反映中国改革生活的政治小说，但三部长达100多万字的文学作品被冠以“中国制造”之名，也足以从一个侧面让人们感觉到，“大制造”在当时的中国产业人士和官员心目中有着何等显赫的位置了。
的确，那时的中国正处在迎接全球硬件制造转移的热潮之中，“大制造”交织着国人的全球化情结和国家梦想，伴随而来的则是全国各地的争项目，争投资，争做“制造高地”，追求数量扩张和速度增长成了那个年代经济发展最强劲的旋律。
相比之下，软件概念尽管也开始叫响，但环球并不“同此凉热”，被发达国家看好的软件产业，在中国却是叫好不叫座。依靠智力劳动进行生产的软件产业，不像硬件大制造那样需要较多的厂房、设备等看得见摸得着的有形资产，“想让人参观都难”，再加上我国知识产权保护不健全、盗版泛滥等问题，软件产业的市场价值很难被认知与接受，在很多人眼里，软件甚至不像一个产业。细查10年前我国电子工业发展的“九五”计划，曾有24个省市将电子工业作为支柱产业，但在这些省市的“重要产品”计划中，竟没有一家将软件列入。当时的电子工业部胡启立部长在一个会议上批评说：“很多人认为发展电子信息产业就是引进技术，上项目，合资搞生产线。”
事情已经过去了多年，GE大连公司（即GE—Capital，后更名为简柏特公司）行政总监王春山对那段“重硬轻软”的岁月依然记忆犹新：“那时我们到中国内地一些城市谈公司选址经常遭遇尴尬，因为我们的业务是BPO，不需要生产线，只需要写字楼与软件、金融和外语专业人才，这让很多政府官员兴味索然。他们问得最多的是‘你们到底投多少钱?一听我们前期只投1 000万，立刻就不把你当回事。在他们眼中，我们这种拥有世界500强背景的公司一出手就应该投几个亿才对。这是当时不少政府官员的一个误区。”
在位于大连软件园典雅明亮的简柏特写字楼里，身材魁梧、西装革履的王春山指一指窗外：“哦，你们来的时候一定看到了我们楼前那一大片漂亮的小轿车吧，那里面只有一辆是我们老板的，其余都是普通员工的私车。这还只是一部分，这栋楼后面还有停车场呢。2000年我们大连公司刚创建时只有l3人，现在2 400人，全是拥有较高文化知识和技术水平的专业人员，这几年每年纳税高达五六千万元。你们可以算一算，一个公司大量采用这种人员，对当地消费水平和经济增长的拉动会是一种什么水平而在一个做传统制造的企业里，假如有3 000员工，处于管理层的白领顶多也就30多人。不信你们可以到旁边的开发区去看看佳能、东芝这些做制造的企业，看看他们的院里头停了多少轿车。他们在大连已经发展了二十几年了，也差不多有几千名员工了，但是真正属于员工的私车，也就是二三十辆吧。发展地方经济，你得靠有人消费去刺激你的经济发展，而不是简单靠外商来给你投了多少钱，我觉得这是一个错误的概念，需要调整。”
笔者从大连软件园得到的一个计算公式也印证了王春山的观点：现代服务业对GDP的贡献是传统制造业的20倍，而其单位GDP能耗则不足制造业的20％。
“20倍效应”正是地方政府所渴求的东西，只可惜10年前很少有人能预见到现代服务业的这种拉动力。
这种大背景让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内地成为全球大制造转移最大的热土，“大制造”备受追捧，“吸引了多少外资，建起了多少生产线”甚至成为一些地方政府考核官员的硬指标。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唐环渤海经济圈三大IT制造高地快速崛起，很多个“全球第一”的指标在这里被创造出来。
面对这样的大势，想方设法搭上呼啸而来的“大制造”列车，便成了最顺理成章的选择。走其他任何一条路子，都会如同离群之雁，难免给人以孤独和落寂之感，甚至连自己都可能怀疑，选择软件和信息服务业是不是“不合时宜”了。
“胜利大逃亡”
美国人莱内特•埃文斯在其《转换视角》一书中告诉人们，很多情况下，“转换一下视角”，你会获得全新的认识。而根据文化地理学的观点，“地理景观”视角的转换，会对人们“在更大区域联合体中政策制定的决策思路”产生重大影响。毕竟，在世界经济地理版图上，中国只是个“区域”概念。
果然，当我们把IT产业的视角由大陆伸向海洋，由中国转向全球的时候，一个“全新的认识”产生了：10年前大连对软件和信息服务业的选择，并非“不合时宜”的莽撞或标新立异，恰恰相反，它是对全球IT产业发展新趋势的一种前瞻把握，一种自觉的顺应。尽管此举在10年前的中国不无冒险的成分。
当年的一个事实是：在中国大制造如火如荼的时候，发达国家与地区却在忙着迎接“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奈斯比特语），而后工业社会的领头产业之一便是软件与信息服务业。中低档制造业的光环在这里正迅速褪色，变成了跨国公司竞相朝外转移，弃之如敝屣的东西，业界戏称这种“转移”为“胜利大逃亡”。
到21世纪初，从制造业向现代服务业“胜利大逃亡”的队伍已经浩浩荡荡，汇成了一股奔涌的大潮。以美国通用电气为例，这个从电器制造起家的跨国巨头，现在67％的业务都是软件与信息服务，那个老牌的“通用”已经脱胎换骨。靠PC制造称雄的IBM，更是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信息服务公司。“从硬变软”的主要途径就是把包括制造在内的非核心业务转移出去，以便腾出手来做核心业务。用简柏特的王春山的话说就是“该转出去的都转出去了”。中国台湾靠大制造起飞的模式一直被祖国大陆视为样板，殊不知台湾近年来讨论最多的问题之一，恰恰是如何用服务业“挤掉”制造业。1999年出炉的台湾跨世纪产业发展蓝图，视现代服务业为台湾发展的“第二波”，喊出了“研发在台湾，设计在台湾，订单（销售）在台湾，制造在全球”的口号。
搅动“胜利大逃亡”的主要动力有三个：
第一是硬件制造业利润的大幅度滑坡。如同那个形象通俗的“微笑曲线”告诉人们的那样，到20世纪90年代，IT产业的U形链条中，研发、销售，以及信息服务“如同一个向上翘起的嘴角”，成了企业最盈利的部分，硬件制造的成本与利润则不断被挤压，沉到了曲线的最底部。 第二是软件市场的迅速生长，软件开发走向产业化。这种趋势的源头是数字技术在更多的产品里得到了应用，导致软件在设备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高，生命周期却越来越短。譬如，如今做一个型号的手机软件需要200多人开发一年，而一个手机型号的生命周期也就是6个月。这使软件生产的工作量骤然加大，也使软件从高科技的金字塔中走了下来，变成了无处不在的日常消费品。
第三是服务外包的大潮。网络的通畅，信息的充分流动正在抹平一切地理疆界，世界变成了平的，这就是所谓的“全球化3．0阶段”。在这个阶段，更多的业务开始以外包服务的形态出现，软件开发可以包给别人做，呼叫中心也可以包出去，甚至公司财务也能交给第三方运营……服务外包、离岸经营风靡全球，信息服务市场得以加速成长。
三大动力对IT产业结构的影响是颠覆性的，这种颠覆突出地表现在软件与硬件地位的互换上。20世纪80年代初，硬件制造曾是美、日、德、英等国最为发达的产业，制造业在美国占41．9％，而到了21世纪初，仅剩14％，吸收区区ll％的劳动力，服务业则占到了美国经济产值的60％，吸收了2／3的劳动力。到2006年，以软件为领衔的现代服务业的份额更是占到了美国GDP的75％左右。软件从早年硬件的寄生产业、附属产业一跃成为主导产业。
有人说，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以制造业转移为特征的“全球化第一波”让中国占尽优势，带动了中国的经济起飞。这话只说对了一半，实际情况是发达国家也同样在“第一波”中受益——正因为把制造业转移出去，他们才得以腾出手来发展核心业务，迎接21世纪的全球化第二波——以软件与信息服务业为突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世界是平的》一书就此评价说：“印度人与中国人不是把我们往悬崖下面赶，而是把我们往高处赶。”
失衡的车轮
2004年圣诞节，美国女作家萨拉•邦焦尔尼惊异地发现，她所收到的39件礼物中竟然有25件属于“中国制造”，为此她决定从2005年1月1日起做个“与中国货告别一年”的试验，体验一下没有“中国制造”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很快她就体味到了“巨大的不便”，比如一次为买“非中国制造”的生日蜡烛，全家人几乎开车转遍了全城，还有一次她跑了两个星期也未能给她4岁的儿子买到“非中国制造”的运动鞋，惹来了儿子的强烈抗议。终于盼到一年“实践”期结束，孩子兴奋地对母亲说：“我希望咱们再不要有‘抵制中国产品年’了。”
从“采购世界”到“卖给世界”，中国“大制造”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但与此同时，中国也为此付出了包括环境和资源在内的沉重代价。
2007年5月29日，江苏省无锡市城区的市民拧开家里的自来水龙头时突然闻到了一股腥臭味，不仅无法饮用，甚至“熏哭了孩子”。这就是震惊全国，搅得近200万人口生活不得安宁的“太湖蓝藻事件”。无锡素有“太湖明珠”的美誉，这座城市的“市歌”，便是20年前就已唱响大江南北的《太湖美》。“太湖美，美就美在太湖水”，今天的无锡市民面对800平方公里的蓝藻（太湖总面积2 338平方公里），再听这首熟悉和亲切的曲子，心里一定不是滋味。面对太湖蓝藻事件，江苏省委提出了“铁腕治污”的理念，说“哪怕GDP下降05％”也在所不惜。分析起来，太湖蓝藻的集中爆发固然有天气和水位的原因，也与“大制造”在这个区域的集中布局密切关联，所谓“一城之伤当属流域之痛”。2004年由《剑桥制造评论》评选出的中国最大的1 000家制造商中，环太湖的江苏、浙江和上海各为137、97和65家，分别位居全国第一、第四和第五名。
《纽约时报》就此评论：“中国的成功故事因自己的经济增长而窒息。”
这仅仅是问题之一，另一个问题是仓促发展的粗放式“中国制造”因缺少核心技术和盈利能力而导致后续发展乏力。2007年7月，一项由复旦大学、香港大学所做的调查显示，目前长三角地区生产最终产品的企业达70％以上，这意味着该地区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依旧徘徊在全球价值链的低端，不少以高度专业化和价格竞争为利器的产业集群跌入低谷。调查警示说，长三角必须进行发展思路的战略性调整，否则可能难以在全球竞争中取胜。
当然，我们没有资格去苛求人们20年前的选择，所谓此一时彼一时，况且依中国当时的发展条件和能力，承接全球范围内的低端制造大转移并没有错。就目前的经济水平而言，太湖流域已是全球第19大经济区域，人均GDP相当于中国平均水平的近5倍，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都有了长足进步。
我们的问题在于缺乏更长远的考虑，没有同步发展软件与信息服务这类新兴产业，通过软硬结合、软硬互补调整产业结构，向产业链的高端进发，提升产业层次。
信息时代大制造的特点之一就是与以软件为核心的现代服务业相结合，结合得越紧密越有竞争力。国际网络巨头思科公司，其软件部门是大于硬件部门的，因为网络的核心是软件。还有国内企业华为与中兴，软件力量都十分强大，2006年华为总收入650亿元，软件占到了298亿，这是华为在某些领域能与跨国公司抗衡的原因之一。即使从硬件制造本身看问题，其核心与灵魂也是软件，因为支撑IT产业高端研发能力的是软件能力。
软件与信息服务业的滞后使我们的经济如同一辆车轮失衡的汽车，难以稳健和谐前行。
“现在很多信息化项目做得不好，除了用户自身的问题之外，现代服务业不发达，第三方咨询工作做不起来，导致用户被IT厂商牵着鼻子走是一个重要原因。”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高新民告诉笔者。
“制造业的强大不等同于经济整体实力的强大，就算是中国把制造业做到了世界第一，但如果软件与服务业上不去的话，离真正的经济强国还是很远。”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王志乐研究员说。
其实，世界银行早在1985年第一个中国经济发展报告中就指出了中国经济结构扭曲的首要表现是服务业发展滞后，20多年过去了，我们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2004年我国服务业只占GDP的32％（同期美国的比重为74％），比多数发展中国家都低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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