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交往（1895-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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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许纪霖 等著
出 版 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8-4-1字数：版次： 1页数： 543印刷时间：开本： 大32开印次：纸张：I S B N ： 9787208076167包装： 平装内容简介
本书主要研究了1895-1949年间中国知识分子的人际交往，私人脉络，团体组织以及与城市公共媒体的关系。是一部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生活史。书中以丰富的史料，生动的笔墨介绍了梁启超、陈独秀等众多著名知识分子的社会交往，亲疏聚分。
作者简介
许纪霖，1957年生，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及思想史。代表著作有：《无穷的困惑：近代中国两个知识分子的历史生涯》、《智者的尊严：知识分子与近代文化》、《中国现代化史》(主编)、《寻求意义：现代化变迁与文化批判》等。
目录
总序 许纪霖
第一章 总论：近代中国的“知识人社会”
一、从“士绅社会”到“知识人社会”
二、“知识人社会”的公共网络：学校、社团与传媒
三、为何重建社会重心失败?
第二章 士人、城市与权力：清末沪上知识分子的交往网络
一、日常生活与权力：清末知识分子交往的私谊网络
1.入上海——初到沪的士人们
2.居上海——多重的日常生活世界
二、认同与权力：清末知识分子交往的会社网络
1.三种连结方式——会社之形成
2.借助公共空间——会社之活动
三、政治变迁与权力：清末知识分子交往的集会网络
1.清末上海的集会
2.集会的发动、组织
3.集会的影响
四、印刷与权力：清末知识分子交往的传播网络
1.清末上海的印刷媒介
2.上海的传播网络
3.印刷媒介中的交往：以梁启超为例
第三章 岂有文章惊天下：五四时期京沪知识分子的公共生活
一、从上海到北京：《新青年》知识群体与北京大学
1.陈独秀与《新青年》的作者们
2.一校一刊的结合
3.《新青年》知识群体的交往世界
4.代际合作：《新青年》知识群体与新潮社
二、从政团到社团：《改造》派知识群体的凝聚与介入
1.“忏悔中的新生”：研究系和《改造》杂志的创刊
2.《改造》杂志的作者群
3.交往网络与知识群体的重构
4.介入五四：文化空间的营造
第四章 分歧与底线：1920年代知识分子的交往网络
一、20年代前中期知识分子的交往网络
1.“新青年”的分化
2.北京知识分子的交往网络
3.上海、厦门、广州知识分子的交往网络
二、20年代后期上海知识分子的交往网络
1.知识分子的“内战”
2.胡适的交往网络
3.鲁迅的交往网络
4.创造社和太阳社的交往网络
第五章 疏离与融合：1930年代的知识分子与上海地方社会
一、“左联”知识分子——居无定所的漂泊者
1.“左联”知识分子的汇聚
2.夹缝中生存的批判声音
3.地下状态的活动空间
二、“开明书店派”知识分子——植根上海社会的文化移民
1.“开明书店派”知识分子的汇聚
2.占有资源、舆论空间和受众
三、上海地方名流——跻身城市精英的另类知识分子
1.学缘和地缘
2.活动舞台和表达空间
3.地方社会的精英
第六章 十字街头的象牙塔：1930年代北平知识分子的交往世界
一、胡适派学人群与北平自由知识分子的交往网络
1.《独立评论》社与议政性公共空间的建构
2.北大、清华与学院性公共网络的形成
二、传统、现代交往的双重面向与京派文人的交游网络
1.苦雨斋的周作人与“十字街头的塔”
2.林徽因与“太太的客厅”网络
三、《大公报》与北平知识群体的媒介网络
1.“星期论文”知识群体与《大公报》的文化权力网络
2.《大公报》文艺副刊与文学公共领域
第七章 地缘、学缘与惯习：抗战时期西南联大的知识分子共同体
一、联大的公共空间
1.社团
2.报刊
3.民主广场
4.茶馆
5.文林堂
6.树勋巷五号
7.金鸡巷的沙龙
二、联大知识分子的公共交往与自我认同
1.学术上的探究
2.知识分子的公共议政
3.拳政的尝试
第八章 重建社会重心：战后知识分子的同仁群体
一、储安平与《观察》群体
1.储安平与《观察》
2.储安平与《观察》群体
3.想象的共同体
二、《时与文》群体
1.《时与文》的负责人
2.“社务委员会”与《时与文》群体
3.《时与文》群体与“上海大学教授联谊会”
4.《时与文》群体与上海社会各界
5.《时与文》群体与《观察》群体
三、胡适与《独立时论》群体
1.胡适与“独立时论”社的成立
2.胡适与“独立时论”群体
3.“独立时论”群体与北京大学
四、吴景超与《新路》群体
1.吴景超与《新路》创刊
2.吴景超与《新路》群体
3.《新路》群体与清华大学
4.《新路》与“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
5.《新路》群体与“独立时论”群体
参考文献
后记
书摘插图
第一章 总论：近代中国的“知识人社会”
在漫长两千年的古代历史中，中国士大夫作为四民之首，曾经是社会与国家的中枢，在朝辅助帝王共治天下，在野作为地方精英领导民间社会。士大夫阶层成为最有影响、举足轻重的社会重心。那么，到了近代以后，当传统士大夫逐渐自我演变为现代知识分子以后，其社会政治影响究竟是上升了还是下降了?是继续成为社会的重心，还是被社会边缘化了?关于这些问题，近年来学界有不少讨论。其中，最有影响的当数余英时先生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一文①，他所提出的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不断被边缘化的看法，得到了相当多的认同和回应②。余先生的看法固然有其道理，道出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下行的一般趋势，不过，我们也要注意到，这一下行趋势，并非知识分子的全盘溃败，相反地，现代知识分子比较起传统士大夫，在文化上的影响力不仅没有下滑，反而有很大的提升。
张灏先生在《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一文中指出：“现代知识分子就其人数而论，当然不能与传统士绅阶层相比，但他们对文化思想的影响力绝不下于士绅阶层。……转型时代的知识分子，在社会上他们是游离无根，在政治上，他们是边缘人物（余英时的话），在文化上，他们却是影响极大的精英阶层。所以要了解现代知识分子，一方面我们必须注意他们的政治边缘性和社会游离性，另一方面也要注意他们的文化核心地位。”③事实上，这两种趋势在历史上乃是同时发生的：一方面是社会政治地位的下降，另一方面是文化影响力的提高。为什么这两种看起来似乎是悖论性的现象会同时发生?个中又有什么样的内在关联?为什么掌握了舆论权力的中国知识分子，最后依然被边缘化？——这些问题，正是本书所要讨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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