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拉德论施拉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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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英）杰克逊编，黄渊译
出 版 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8-4-1字数： 252000版次： 1页数： 394印刷时间： 2008/04/01开本： 大32开印次： 1纸张： 胶版纸I S B N ： 9787563374229包装： 平装编辑推荐
被全世界“电影小子”引用、称颂和膜拜的保罗施特德，是“新好莱坞”的主将，美国最受尊崇的编剧、导演之一，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影评人。本书里，施拉德将亲自带你穿越他的光影生涯，从一个最贴近的角度了解他的艺术之思，其中还包含了他的一组影评精选，例如具有里程碑价值的《黑色电影笔记》。
内容简介
本书被目为Faber and Faber出版社“导演论导演”书系中最有价值的一部。保罗施拉德在与采访者的互动交流之中自述影艺生涯，处处透露出他对电影艺术的深邃理解，给人以知性的启迪。
保罗施拉德不认为自己是个作家，他左手写影评，右手写剧本，产量虽不高，但却像一座座架在电影研究与电影史河流上的桥梁，每个后来者都必须脱帽致意，再从此经过。《电影中的超验风格》使世人重新认识了小津和布烈松的价值，《黑色电影笔记》在欧美影评界最早系统归纳、总结黑色电影的各种风格特征，是所有研究者的必读篇目；在《出租车司机》中，施拉德结合切身经历，完成了对美国经典电影（约翰福特）和欧洲艺术大师（布烈松）的致敬；《愤怒的公牛》更是施拉德会同德尼罗与斯科塞斯为风起云涌的新好莱坞运动谱写的一曲挽歌。
施拉德是解开新好莱坞之谜的一把钥匙，新好莱坞有了他，才打通了连接欧、美电影血缘的任督二脉，他不仅帮助马丁斯科塞斯从泥地走向圣地，顺理成章地接下希区柯克和霍华德霍克斯的衣钵，对他自己来说更重要的是，在那个人人愤怒、幻灭、精力充沛又无所事事的年代里，施拉德用电影完成了对自己的疗救，赛璐珞成为他的氧气和面包，从来不曾有一分钟离开过，即便他曾背叛过所有人，即便那个令他们为之骄做的年代渐渐远去，他对电影的信仰却从未减弱。
作者简介
凯文杰克逊（Kevin Jackson，在电视与广播领域拥有多年制作人，编剧及主持人工作经验，他是《独立报》）（Independent）艺术版块副主编，同时又是自由撰稿人，广播人和讲师。
目录
修订版序言
第一章背景：走出大急流城
第二章影评人：从《洛杉矶自由媒体》到《超验风格》
第三章影评
《逍遥骑士》
《扒手》之一
《扒手》之二
巴德伯蒂彻：电影批评研究
罗伯托罗塞里尼：《路易十四的崛起》
萨姆佩金帕去墨西哥
黑色电影笔记
观点的诗意：查尔斯伊姆斯的电影
第四章编剧：从《高手》到《基督最后的诱惑》
第五章导演：从《蓝领阶级》到《陌生人的安慰》
第六章幕问休息：舞台剧和其他的考虑
第七章重当编剧：从《曼哈顿城》（又名《市政大厅》）到《穿梭鬼门关》
第八章重当导演：从《迷幻人生》到《驱魔人前传》
终曲舞台剧和其他的考虑之二
终曲宝琳凯尔，1919-2001，我的家庭剧
作品年表
书摘插图
第一章背景：走出大急流城
凯文杰克逊（以下简称凯）：关于你在密歇根州大急流城所接受的那种严格的加尔文教的教育，影评人已经谈过很多，但具体细节却没人说得清楚。例如，你父母和祖父母的国籍究竟是哪儿？
保罗施拉德（以下简称保）：我外祖父、外祖母来自荷兰的弗里斯兰。但我父亲那头的情况没那么简单，他父亲是德国人，所以说施拉德是个德国姓，他当初是从加拿大来美国的。但我小时候生活的街区里却都是荷兰人。他在娶了我母亲之后，随她改了信仰，并且搬到了这个社区居住。
我小时候，外祖父、外祖母平时都说荷兰话，每天下午还有荷兰人的聚会，但等我稍大一点之后，聚会就停止了。几年前我去阿姆斯特丹时，真是因快乐而激动到发颤，当时我坐在巴士上，后面坐着位母亲，她在斥责自家的小孩，虽然我听不懂荷兰话，但那语气立即令我思如潮涌。
我母亲家在距离大急流城大约半小时路程的地方，那片沼泽地原本根本没人住，他们一分钱没花就住了下来。他们是荷兰人，自然是处理湿地的高手：他们将它围起来，然后在上面种植芹菜。大急流城有很多荷兰人家庭，在班上，我们将学生按姓氏顺序排列，在这份名单的正中间画个记号的话，那记号通常都会落在“范斯”（vans）和“范德斯”（van Ders）之间某处。如果你的姓单就一个“范”（van）字，例如范安德松，那你还是得排在名单的前半部分。
凯：《赤裸追踪》（Hardcore）里有个笑话说的就是这个，在那部影片中，我们看到的对于大急流城的看法，似乎很接近你的现实生活。
保：影片开始时，那些教堂的画面便来自我所认识的那些归正教会，还有之后出现的工厂，我也在里面干过，如此种种。那确实很接近。
凯：你父亲和《赤裸追踪》里的杰克范多恩一样，也是个商人？
保：对，他给一家管道公司干，他们的管道从加拿大一直通到俄亥俄。所以说，他和我母亲那头的家庭成员不一样，他没有从事农业。
凯：这是否令你相比班里的同学显得更中产阶级一些？
保：对，大急流城这地方，大约三分之一的人是信天主教的波兰人，另外三分之一是信加尔文教的荷兰人，剩下的那些起到一个在两者中间调节平衡的作用，他们也是整个城镇的管理者。波兰人一直住在城中靠北和靠西面的地方，而荷兰人则占据东面和南面，不过我们家一直住在波兰人那一片，因为那儿离我母亲那些亲戚家更近些。
我所在的教会有很强的教育背景，但并非是那种启蒙教育，在艺术方面更是不行。他们对视觉艺术没什么大概念，一直都还停留在克伦威尔时期。我们那个毕业班上，除了我之外，只有一位同学后来进了大学，而且还是作为牧师才进去的。我从小玩到大的那些人，他们的家庭背景，相比我们家，都更偏向于手工制造业和农业。
凯：你在类似《蓝领阶级》这样的电影里，对那些未受过教育的工人阶级人物表现出同情心，这也是一方面的原因？
保：《蓝领阶级》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诞生的。大急流城以家具制造业为主业，但同时也是汽车城底特律的卫星城之一——专门负责生产汽车上用的烟灰缸和雨刷等配件。
凯：你一直都是个在学习上有天分的孩子吗？
保：我并非最聪明的那个，但我的长处是创造力，那种总能设计点东西、装配点东西出来的创造力。从小我就属于那种挨家挨户上门推销的“资本家”：我一直都在卖东西，十三四岁时，我开了自己的小店，专门卖花。我们那种社区很鼓励你在商业上获得成功，因为在加尔文教看来，上帝赐予自己虔诚子民的正是财富，所以他们一直提倡物质和信仰齐头并进。当然，那也要靠相对封闭的经济体系来做保障——你不会从天主教徒那儿买东西，社区的人只会互相照顾生意。
凯：除了当商人之外，你的创造力还有其他的表现途径没有？例如，你当时有没有写东西什么的？
保：没有，写作这事不太受到鼓励。我记得从很小开始，我就一心想当个牧师。我当时沉溺于宗教之中——不仅周日去教堂做礼拜，而且每天上学都会去小礼拜堂，还有学校里的宗教课，加尔文教青年团代替了童子军的作用，所有的年轻人社团也都是由教堂负责的。
一直到读高中，对于教会之外的那个世界，我其实一直都不算有真正的接触。我也认识其他街区的人，但母亲不许我老去他们家。最初打破这些的还是电视。电视最初出现时，他们想将它拒之门外，因为他们觉得电视对这个意识形态上纯洁无瑕的社区构成了威胁，当初我们不能去看电影，也是基于同样的原因。但随后他们就发现小孩会去别的街区看电视。我们坐在邻居家中，他家周围全都是圣母玛丽亚的雕像，我们却坐在那里看电视里放的木偶剧《豪迪杜迪》（Howdy Doody）。最终，大人们放弃了：“算了，我们家里也安上电视吧，至少，他们看什么还能由我们说了算。”
我想当神职人员，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本人的名字便来自我母亲最喜欢的两个《圣经》人物，保罗和约瑟——保罗，这个对福音有着特殊看法的人物，他徒步行遍天下，令世界就此发生改变；还有约瑟，他被自己的兄弟们加害，流亡海外，反而当上了埃及王子。他们俩身上都充满了华丽的幻想，在那漫长、无聊的教会聚会上，我一般都会坐在那儿，读着《圣经》里写的有关他俩的故事，因为那实在是太奇妙了。我对圣徒保罗有很强烈的感情；事实上，我对保罗的兴趣比对基督的更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今天所信仰的一切，其实可以说是保罗主义。基督就像是苏格拉底——一个我们只有通过柏拉图才能了解的神秘人物，我们也只能通过保罗来了解基督。所有的福音书中都留有保罗的痕迹。我们有理由相信是他写了《路迦福音》，其他那些修改工作也是在他的监督下完成的。
保罗的殉难也比基督的殉难更让我着迷。如果说《圣经》里有哪段是我反反复复去读的，那就是他写给提摩泰的最后一封信以及他的道别：“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无论我的名字是不是保罗，这都是我真正想去做的事：我想走进一个城市，站在一块石头上，开始说话，就像是《基督最后的诱惑》（The Last Temptation of Christ）里的哈里迪恩斯坦顿（Harry Dean Stanton）所做的，把好消息带回来，然后因此被人投掷石子。殉难，这当然一直都是吸引我的东西之一。
凯：当你开始创作时，你受到的主要影响仍是《圣经》吗？
保：我们每天都读《圣经》，而且是从头到尾地读，所以没什么会被落下的。所有的人物关系都读到了——一整个星期，我们就坐在那里，听神父在那儿念“谁谁谁生下了谁谁谁”——不过也会有有趣的东西，《圣经》里的故事都很有力量。没错，它们一直都在我写的东西里留下印迹。
当时，我脑海中那些画面和幻想的另一主要来源就是我们在学校里唱的宗教歌曲。想象一下一群小学生围在一起唱着“这个世界不是我的家”的情景，那真是够特别的。还有《圣经》里绝不少见的流血画面，有首歌我记得很清楚：“有个泉里都是血，那来自以马内利的血管。”这真是一个很有力的画面：一汪鲜血，从耶稣的手臂中涌出来。基督教真是一种崇拜鲜血和死亡的宗教，尽管他们自己并不这么认为。尽管他们大谈特谈一位爱的上帝，但聚焦的其实还是耶稣的受难和流血，而这正是最初打动我这个小孩的画面。
凯：除了宗教书，那时候你还读些别的什么？
保：就是大家通常读的那些：海明威、斯蒂芬克莱恩、马克吐温、林拉得纳。我想我读过的第一本真正意义上的书，应该是《悲惨世界》；那肯定是我还能记得的读过的第一本了。除《圣经》之外，对我青春期影响最大的书，是一本带插图的《天路历程》（Pilgrim's Progress），灰心沼、黄金城，等等。
凯：但你当时并没想过要从事什么艺术方面的工作？
保：完全没有，一点都没有。不过我一直主攻语文，和我哥哥伦纳德（Leonarld Schrader）一样，他比我大三岁。我想我们是受到了同一位老师的激励，九年级时我遇到一位女老师，她对文学很有激情。虽然这事情今天看起来可能已经不算什么，不过我还记得她站在椅子上，为全班朗读麦克白夫人那段独白的情形，那一幕令我惊愕；我意识到原来在宗教世界之外，还有另一个世界存在。在那之前，我所有的遁世幻想一直都潜伏在宗教文本之中，但这件事让我看到，还有一种别的途径，我可以遁入另一个世界之中。
凯：是否也是在此时，电影也让你看到一种遁世的可能？关于你大约在17岁时偷偷逃出去看生平第一部电影的故事，大家早已耳熟能详。
保：那时候我们家已经有了电视机，《米老鼠俱乐部》节目里一直都会为迪斯尼新片做广告，于是我和一个朋友在某天放学后搭巴士去了市区，偷偷溜进了电影院。我们看的是《飞天老爷车》（The Absent-Minded Professor），电影没能给我留下什么印象。之后有个夏天，我住在印第安纳的亲戚家，他们没我父母那么严格，阿姨会说：“哦，小朋友们，你们干吗不去看场电影呢？”听到这话我高兴极了。于是我们去当地电影院看了《乡间野趣》（Wild in the Country），艾尔维斯普莱斯利（Elvis Presley）和涂丝黛维尔德（Tuesday，Weld）主演……我终于明白了我妈为什么不让我去看电影。
凯：所以说，豁然开朗的那一刻是从《乡间野趣》开始的？
保：对，之后我母亲开始允许我偶尔看上一两部电影，她批准我去看了《斯巴达克斯》（Spartacus），那是我特别想看的一部电影，不仅因为其中浪漫男孩的一面，也因为其中的殉难成分。
凯：那时候有没有想过以后要拍电影？
保：没有，没有，那根本就不是我们那儿的人会想到的事，根本就不在会考虑的可能范围之内。
凯：你是什么时候第一次感到冲动，想要反抗你所在的那种环境的？
保：我想我最初的冲动应该与黑人有关，因为我生活的地方种族主义盛行；我们那儿的教堂和南非的一样。下面我要说的一件事情，那时候我妈常会提起——她把发生在我身上的所有事情以及我之后一切的所作所为都归咎于此。
我真的很想离开大急流城，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于是我有了夏天去上军校的主意。我花了好长时间和父母软磨硬泡，最终说服了他们，暑假时把我送去弗吉尼亚的一所军校。军校靠近北卡州边境，名叫哈格雷夫军事学院。到那儿之后，我发现自己是唯一一个自愿去那里的，其余人基本上都是被爹妈硬送去的纨绔子弟。那个夏天，一切都渐渐浮出水面，那一切我都记忆犹新。
我们那层楼有个犹太男孩，老是被别的同学无情地欺负。在那之前我根本就没见过犹太人长什么样，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受欺负，于是站在了他这一边。同一时问，马丁路德金就在距离我们边境大约十英里的地方组织游行——那是种族隔离盛行的地区，整个镇子被一条线分割为黑白两半。军校里的教官提议将学生们武装起来，保卫镇子，但镇长却下令整个学校戒严，不过我还是设法溜了出去，看到了游行以及警方抓人。
为了表明我对这一切的忧虑，我决定在政治课上表示某种抗议。给我们上政治课的是教官的妻子，她经常把高等法院称为“九个穿黑袍的撒旦”。我的期末论文写的是《和我一样》（Black Like Me）的读后感，那书说的是一位白人作家在南方乔装成黑人的经历。自然，我的论文得分是“差”，纸上批了大大的“这不是真的”一句话。很显然，我与军校正面冲突的做法更令我身上原本就潜伏着的叛逆性发展起来。所以，离开军校回到大急流城后，我当即就在那个秋天写了篇有关犹太学生受辱的短篇小说。
正如我刚才所说的，我妈相信在那之后我就变了个人，我想她或许是对的。忽然之间，环境发生小小的变化，令我看见了外面的世界，平生第一次，出现在我周围的同龄人基本上都不信教。
凯：之后，那种叛逆是继续以艺术创作的形式表现出来，还是换了别的形式？
保：我继续写作。如果说有其他形式的话，那可能和我去了加尔文大学有关。那所大学当时仍是一部分为普通制大学，一部分为神学院；创办时它就是一所神学院，后来才有了文理科课程。要想毕业的话，你必须先主修神学，然后才能选别的学科主修。最初去加尔文大学时，我心里想的还是当个牧师，但是在读过克拉伦斯达罗（Clarence Darrow）的自传后，我改变了想法。他是个专为小人物辩护的杰出律师。我的幻梦从做传递福音的布道者变成了做传递福音的社会力量，穷苦人的捍卫者，而这想法自然也和我在军校度过的那个暑假有关。所以，真的进了大学之后，我的目标是当名律师。不过，上过演说课后我又改了主意，因为我发现自己并不适合那个角色。我当律师根本没戏，因为我根本就不擅长开口说话。于是我又把目标转向写作，那样也能传播福音，同时又不必当个公众人物。
上大学时还有件事发生在我身上，我和一群来自新泽西的小伙子打得火热，虽然他们也都信教，但却要自由主义得多，进大学时已经都嗜酒如命了。在他们的陪伴下，我的叛逆生根发芽，第一年的时间都用在了喝酒和恶作剧上。一直以来，我都是个十分循规蹈矩的小孩，生活在一个十分循规蹈矩的环境中，我当时那些坏操行的主要原因是性欲出位（sexual displacement，性心理学名词，指个体具有性的冲动，但却缺少外部刺激来令它释放。——译注），我太害羞，没法参加男女约会这种游戏，而且受到的约束也太多，面对性生活根本无法适应。于是乎，我就用这种大肆破坏的行为来发泄，最终我被扔出了寝室，因为我放火把自己的桌子给烧了。
凯：这么做是因为情绪高涨还是因为情绪低落？
保：那段时候我挺高兴的，我还清楚地记得自己第一次喝醉时的情景，是和这些加尔文大学的同学在一起，我记得我感到了一种非凡的自由感，我记得我说：“哦，我不必如此感觉——原来还有另一种感觉的方式。我不必成为自己躯体的囚犯——还有另一个我存在，酒精令他澎湃而出。”最终，创作也从我身上的那一条缝隙中流了出来。
所以说，那段时间就像是某种爆发，触犯所有规则，把能做的坏事都做了，最终，我被逐出学校的时刻也来到了。父亲通过捐助的方式——这只是我的猜测——令我得以重新回校。哥哥将我拉到一边，对我说：“你知道吗，你并非唯一一个有着这些感觉的人。这儿还有很多孩子，他们有着和你一样的态度，但我们都在学校的报社里干。”于是，哥哥带我去了校报办公室，尽管他其实并不是真的很想让我加入，毕竟，我是他的小弟弟；但最终我还是和那群人搭上了。我又卷入到一种大肆破坏的行为之中，只不过，这一次的破坏仅限于思想范畴，而破坏行为的主要形式则与电影有关。故意惹毛学校的最好办法就是打电影牌，因为按理我们不能在校报上写关于电影的文章；所以说，我最初之所以与电影发生关系，是将它当作了一种反抗的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