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性与政治：牟宗三新儒家政治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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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汤忠钢著
出 版 社： 中国言实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8-3-1字数： 185000版次： 1页数： 204印刷时间： 2008/03/01开本： 大32开印次： 1纸张： 胶版纸I S B N ： 9787801289018包装： 平装内容简介
本文将视角集中在牟宗三新儒学政治思想的基础即政治哲学。政治思想或观念密切相关于政治哲学。牟宗三的政治哲学关心政治的“所以然”的问题，他认真地了讨论政治的价值、政治的根源和政治的终极目标，努力发掘政治哲学的形而上学的意义，作了多方面富有创造性的新阐述。牟宗三运用“心性之学”这一传统的哲学理论同西方学术展开对话，以“心性之学”为出发来比较讨论中西文化精神并且以后者为视角来讨论政治的基本精神和框架，文化精神不但被运用来解释中国的政治现象，还被运用来进行中西政治形态的比较。论文选取牟宗三围绕心性论与人性观、中西政治精神与政治形态的比较、政道与治道问题，德治与法治，以及自由、民主、国家等政治哲学基本范畴的论述，对牟氏政治哲学进行描述分析，力图在深入挖掘牟氏政治哲学所蕴含的内在结构的基础上，逻辑地再现牟氏政治哲学的特性风貌和构筑过程，既指出牟氏对传统儒家政治哲学的转进之处，也揭示其内在矛盾及其根本的症结，同时也试图彰显这一哲学体系与现代政治哲学一般观点的差异，说明其在后形而上学时代的意义与局限，并以当代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基本思路的提出作归结。
作者简介
汤忠钢，1977年生于江西萍乡，哲学博士。先后毕业于江西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日本爱知大学，获得法学学士、哲学硕士、博士学位，现为华侨大学人文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哲学、文化哲学，已在各类刊物中发表文章多篇。
目录
序
摘要
Abstract
绪论
第1章阐发道德的理想主义
1.1时代悲感与意义唤醒
1.2开出药方：“道德的理想主义”
1.3儒学是一人文的道德宗教
第2章心性论与性善说：牟宗三政治哲学的基础（上）
2.1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本体”考察
2.2心性：牟宗三新儒家政治哲学的“神髓”
2.2.1“照着说”心性：——即存在即活动的绝对本体
2.2.2“接着说”心性：——“良知坎陷”造成心性论哲学新形态
2. 3中国式“奇里斯马”崇拜及其政治阴影
第3章心性论与性善说：牟宗三政治哲学的基础（下）
3.1从“心理合一”处说人性
3.2“人性善”不是现代政治的必要前提
3.2.1“幽黯意识”与“相对人性论”
3.2.2“合群体性”与“善”：兼论“性善论”政治哲学的流弊
第4章中国政治精神与政治形态论
4.1中国民族文化精神之反省
4.2理性的运用表现与理性的架构表现之政治形态
4.3“以曲通而明”：由“运用表现”转为“架构表现”
4.3.1“曲通”与“良知的自我坎陷”
4.3.2圆融与曲折：良知是个内在紧张的概念
4.4牟宗三的“政道”与“治道”观
4.4.1政道与治道的概念诠释
4.4.2儒、道、法三家治道之比较
4.4.3治国之道：“德治”抑或“法治”
第5章牟宗三论道德自由、立宪民主与理性国家
5.1道德自由与政治自由合一论
5.1.1道德理性下的“自由”和“自由主义”
5.1.2“坎陷”以成立政治主体的自由
5.1.3置入伯林关于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视野
5.2民主政治是“新外王的第一义”
5.2.1“现代化的本质”：开出民主政治
5.2.2对现代民主政治的呼唤、纠错及其无力
5.3道德理性之民族国家
5.3.1创立政制、建立国家：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历史任务
5.3.2评牟宗三之“自由主义政府、唯心主义国家”
第6章结束语：“去魅时代”与政治文明
6.1牟宗三政治哲学的保守主义特征
6.2“后牟宗三”的新儒家政治哲学向何处去？
6.3构筑“去魅时代”的政治文明
主要参考书目
后记
书摘插图
第1章 阐发道德的理想主义
牟宗三反观自己的一生学术历程，将其划分为三阶段，即：四十岁以前，致力于西方哲学的第一阶段；五十以前，因“遭逢巨变”而“欲
本中国内圣之学解决外王问题”的第二阶段；五十之后为第三阶段，重点在“彻法源底”，“对内圣之学实予以全部展露”，其间又展现了由“本儒道两家以与佛教相观摩”向“本儒释道三教以与西方宗教相观摩”转移的线索。①我们这里所要讨论的牟宗三政治哲学，正是在牟宗三学思历程的第二个阶段大放其光亮的。这一章的任务就是要从作为牟宗三“外王之学”理论场域的道德理想主义学说的时代缘起、学理脉络和意义指归作一梳理，从而获得对牟氏政治哲学一般背景和学理脉络的了解。
1．1 时代悲感与意义唤醒
正如我们所了解的那样，现代新儒家推崇中国，统文化的精神价值，仰慕并躬行宋明心性之学，以恢复儒家道统为其使命。当他们登上中国文化舞台之时，面对的是近代以降中国民族及其文化在欧风美雨的强力涤荡而一败涂地、国是H非、自信丧失的惨淡局势，牟宗三就将“五四”以来的时代比同于孔子之后的“战国时代”，是一个“时代精神日趋堕落”的时代。①“古今之变，中西之争，人文之蔽”的时代大势无往不在地刺激着新儒家学者的“忧患意识”，让他们形成了强烈的继绝学、正人心、挽狂澜、开太平的使命感，他们与自由主义的西化派、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派在诸多问题上展开争鸣而同为二十世纪三大文化思潮之一。但是马克思主义最终赢得了理论争鸣和社会实践上的胜利，新中国成立前，部分新儒家人物如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钱穆、张君劢等纷纷出走，移居台港与海外。在经历了政治上之根本失败与文化上的边缘化挫折之后，他们浪迹天涯、无所依归，种种“花果飘零”的悲情意识不免愈发的浓郁。于是，他们集中地围绕外王问题，积极进行文化与哲学上的“反省”和探索活动以寻求出路，这也可以说是新儒家在整个二十世纪共同的思想课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