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梵之间（首师大哲学学术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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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程恭让 著
出 版 社：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7-12-1字数：版次： 1页数： 458印刷时间：开本： 16开印次：纸张：I S B N ： 9787500467465包装： 平装编辑推荐
收在本书中的20篇论文大部分是笔者十余年来在海内外学术杂志上发表的有关佛学研究的专业文章，也有少量几篇是笔者同一时期写作的论文，但在本书中第一次发表。这些论文或有关于明、清、近代以来的佛教史者，或有关于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者，或有关于中国、印度佛教文献、佛教思想之比较研究者，而大体上则多以佛学作为研究的中心课题。
内容简介
收在本书中的20篇论文大部分是笔者十余年来在海内外学术杂志上发表的有关佛学研究的专业文章，也有少量几篇是笔者同一时期写作的论文，但在本书中第一次发表。这些论文或有关于明、清、近代以来的佛教史者，或有关于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者，或有关于中国、印度佛教文献、佛教思想之比较研究者，而大体上则多以佛学作为研究的中心课题。今命名此书为“华梵之间”，虽未必名副其实，然笔者近年学思之关注实寓于斯矣。
本书共分四篇。第一篇名为“明代佛教史研究”，笔者在多年从事近现代中国佛教思想的研究当中，愈来愈发现明、清佛教史及佛教思想与近现代中国佛教思想之间的密切关系，而关于明、清佛教思想的研究，则尤当致力于佛教社会史、民俗史的检讨。我在关于太监与明代佛教的关系、明世宗的佛教政策等问题上所做的讨论，即着眼于此。第二篇名为“近现代中国佛教思想史研究”，这一部分研究内容是我自硕士毕业以来一直关注的重点，我在这方面的研究几乎涉及近现代中国佛教思想史上的所有重要人物或者学派，这方面发表的文章也相对比较集中。第三篇名为“梵汉佛教典籍比较研究”，致力于梵语佛教典籍的释读及中、印佛教思想比较研究，是我近年来努力开拓的研究领域。笔者深知自己在这一研究领域所做的工作仍然十分肤浅，不过鉴于梵语佛典研究之于中国佛教哲学研究的不可或缺的基础意义，我还是不揣鄙陋地把几篇并不成熟的这方面的作品汇聚在这里，奉献给读者诸君。本书最后一篇名为“中国哲学思想研究”，在这一部分，我选录了几篇与中国哲学研究有较为密切关系的论文，通过这几篇文章，读者或许可以窥见佛学研究对于中国哲学研究的某种特殊而又特别的意义。
作者简介
程恭让，男，1967年生，安徽青阳人。1987年毕业于安徽芜湖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1993年获南京大学哲学硕士学位；1996年获北京大学哲学博士学位。现为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宗教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等。主要研究中国哲学史，印度、中国佛教思想史．梵汉佛教文献比较研究等。主持国家级和省部级项目多项。专著《抉择于真伪之间——欧阳竟无佛学思想探微》获北京市第七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2004年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资助专家．2007年“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
目录
第一编明代佛教史研究
明代太监与佛教关系考述
明世宗“排斥佛教”考述
第二编近现代中国佛教思想史研究
以佛学契接康德：梁启超的康德学格义
欧阳竟无先生的生平、事业及其佛教思想的特质
欧阳竟无先生的法相、唯识分宗之说
三时学会清净居士的晚年著作与思想
韩清净居士佛教思想之特质析论
记太虚大师与梁漱溟先生关于人生佛教问题的争辩
周叔迦与《新唯识论》之争
纪念一代佛教文史大家周叔迦先生诞辰一百周年
第三编梵汉佛教典籍比较研究
《楞伽经》刹那品中如来藏段梵汉对勘与新译
吉藏八不中道说辨正
《维摩诘经入不二法门品》梵本新译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
《维摩诘经佛道品》梵本新译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
阿毗达磨俱舍论第八品附录《关于补特伽罗之抉择》及称友注释之新译
第四编中国哲学思想研究
现代新儒家的佛教学缘
牟宗三《大乘起信论》一心开二门说辨正
牟宗三对康德最高善说的呼应、批评与超克
略析《佛性与般若》在牟宗三哲学思想进展中的位置
从德、福关系的角度看儒、佛、道对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作用
后记
书摘插图
第一编明代佛教史研究
明代太监与佛教关系考述——尤其以明代北京地区佛教为中心的考察
太监群体不仅是明代政治生活中一个相当活跃的重要群体，也是深刻影响过明代一般社会生活——包括当时人的宗教信仰生活——的重要群体之一。明史学者较少措意太监群体的宗教信仰生活层面，即使是专门研究明代佛教史的学者，也尚少关注“太监与佛教的关系”这一课题之于理解明代佛教一般社会史的特殊意义。①本文将相关史料予以较为系统的整理，希望借此显示问题的整个轮廓，并试图从一个方面深化对明代佛教史的观察及理解。
由于明代太监群体大多数生活于北京地区，明代太监与佛教的关系，尤以北京地区表现得最为显著。故我们探讨这一问题时，也就特别要以明代北京地区的佛教作为考察的中心。
一太监信仰佛教
信仰佛教，对佛教有特殊的浓厚的感情，这是明代太监群体信仰生活中的一个显著现象和事实。崇祯时期的刘若愚，在记录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四朝太监生活与历史的著作《酌中志》中，有如下的表述：“中官最信因果，好佛者众，其坟必僧寺也。”①刘本人是内臣出身，长期生活于宫禁，他关于“中官”“最信因果，好佛者众”的记载，是切实可靠的。
明代内廷太监的佛教信仰可以一直追溯到明代初期。如明初著名太监郑和虽出生于回教家庭，但却信仰佛教。永乐十八年（1420），郑和捐财印造大藏经一藏，施于云南五华寺，据《五华寺大藏经发愿文》记载：“大明国奉佛信官太监郑和，法名福吉祥，谨发诚心施财命功，印造大藏尊经一藏，记六百三十五函，喜舍于云南五华寺，永远长生供养。”②郑和一生“发心印造”的大藏经，就达“十一藏之多”。
在《明史•宦官传》中，可以找到一些反映太监佛教信仰问题的材料。如：“安（指兴安）佞佛，临殁，遗命舂骨为灰，以供浮屠”；“范弘，交趾人，……宣德初，……累迁司礼太监，偕英受免死诏，……（正统）十四年从征，殁于土木丧，归葬香山永安寺，弘建也”；“（王振）作大第皇城东，建智化寺，穷极土木”。④兴安、范弘在宣宗朝掌司礼监，王振在英宗朝掌司礼监，太监兴安在土木之变中，力阻廷臣迁都之议，劝谏郕王（即后之景泰帝）重用主战的于谦等人，于挽救因土木之变而导致的明朝危局颇有贡献；范弘在宣宗时同另一个太监金英一起曾获御赐免死诏，土木之变中从英宗战死；王振则是直接导致土木之变的权监。故三人在仁、宣、英、代时期的内廷中，是有代表地位的大太监。他们的仿佛倾向，在当时的太监群体中，应当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