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克隆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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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李锐 著
出 版 社： 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8-1-1字数： 194000版次： 1页数： 257印刷时间： 2008/01/01开本： 大32开印次： 1纸张： 胶版纸I S B N ： 9787020062546包装： 平装内容简介
本套“中国当代作家”系列丛书遴选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以来成就突出、风格鲜明、有广泛影响力的作家，对他们的作品进行全面的梳理、归纳和择取；每位作家的作品为一系列，各系列卷数不等，每卷以其中某篇伤口的标题命名。
本套丛书一共收入了作者的八部作品。从一九八零年代中期的《厚土》开始，到最近的一些随笔为止，大致选了二十年以内的文字。《厚土》是我的成名作。严格的说，我的文学创作也是从《厚土》开始的。在这之前的十二三年虽然也写了一些作品，但只能算是学习和准备。
作者简介
李锐，男，1950年9月生于北京，祖籍四川自贡。1966年毕业于北京杨闸中学。1969年1月到山西吕梁山区插队落户，先后做过六年农民，两年半工人。1977年调入《山西文学》编辑部，先后担任编辑部主任、副主编。曾任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现为山西省作家协会专业作家。2004年3月获得法国政府颁发的艺术与文学骑士勋章。自1974年发表第一篇小说，迄今已发表各类作品将近两百万字。系列小说《厚土》为影响较大的作品，曾获第八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第十二届台湾《中国时报》文学奖；并被香港《亚洲周刊》评为“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出版有小说集《丢失的长命锁》、《红房子》、《厚土》、《传说之死》；长篇小说《旧址》、《无风之树》、《万里无云》、《银城故事》；散文随笔集《拒绝合唱》、《不是因为自信》、《网络时代的方言》。和外国作家的作品被翻译成中文一样，李锐的作品也曾先后被翻译成瑞典文、英文、法文、日文、德文、荷兰文、越南文等多种文字在海外出版。
目录
总序
“现代派”：一种刻骨的真实，而非一个正确的主义
谁的人类？
重新叙述的故事
我们的可能
为了不再忘却的纪念
另一种纪念碑
旷日持久的煎熬
语言自觉的意义
从真实的语言处境出发
命定的叙述
“白话”以后怎样？
无言者的悲哀
从不能“解构”的地方开始
精神撒娇者的病例分析
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
谁看秋月春风
无药可医的病痛
被简化的语言
比“世纪”更久远的文学
网络时代的“方言”
文化沧桑
文学的权力和等级
本来该有的自信
被克隆的眼睛
春色何必看邻家
点燃绝望为自己照明
无害的学问，无害的主义
永远的“现在时”
用方块字深刻地表达自己
承担与追求
关于加缪的访谈
农具的教育
友人七问
李锐作品年表
书摘插图
“现代派”：一种刻骨的真实，而非一个正确的主义
写过《五号屠场》的美国著名现代作家库特冯纳格特，还有一篇也是很著名的长篇小说叫《囚鸟》，发表于七十年代。小说中曾描写主人公蹲在监狱里回忆起二次大战之后，他和妻子露斯的恋爱经过。刚刚从纳粹的集中营里走出来的露斯一再拒绝求爱，拒绝结婚，她认为人类“只会制造没有必要的悲剧，因为他们智力低下，不足以完成他们本意要做好的事。……我们人类是二种疾病，虽然患及的只是宇宙中的一星一点，但能够逐步蔓延”。这个历尽劫难的姑娘甚至认为：“最好是大家都不再生孩子，最好是人类不再继续存在！”面对着这样彻底的悲哀和痛绝，你不能不感到深深的震撼；你不能不被迫使着从自己平庸、琐碎的日常生活中猛醒过来，眼睁睁地看着这样一个令人寒彻心脾的真实。当芸芸众生耽于欲望的浮云在眼前吹散的时候，脚下露出来的却是一个无底的深渊……面对这样一个历史、社会和人生的真实，导演出了西方现代文明种种剧烈而深刻的演变，也导演出了种种西方现代艺术所汇成的难以倾诉的绝唱。当着用自己文明的全部成果所建造的神圣殿堂，在眼前崩塌了的时候，艺术家们坐在真理的尸体上，唱出了人类有史以来还从未遇到过的无可信仰，甚至无可悲哀的处境……这一切所给予人的生命体验是如此的刻骨而真切，即便有了战后繁荣的重建，也还是无法将这一切遗忘或抹去。他们别转头来，再也不相信会有拯救，此时此刻一息尚存的生命才是唯一具有价值的，这个真实的生命也便是真实的一切，在这生命中包含了所有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这就是我所理解和体验到的现代派艺术和“现代派”这三个字的真实意义。
当我以这样的理解和眼光，朝着中国文坛上从所谓“意识流”而发端至今的种种“现代派”文学作品看过去的时候，常常是（但不是全部）看见一种反向运动。不知为什么到了我们这里，现代派在真诚者的手里变成了对自我的肯定，变成了执行真理的义举，变成了通过努力而值得达到的彼岸。在我们这个大一统的文化天幕上蓦然闯进来现代派这颗缭乱了视线的希望的彗星。不管现代派原本有着怎样截然相反的价值取向和哲学意味，可当它来到中国这块至今仍然需要以反对封建求解放、求进步、求生存的土地上时，便在欢呼和反对的合力中身不由己地改变了原来的轨迹。莫非真有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怪事吗？早在世纪初我们的民族精英们就呼唤“德先生”和“赛先生”，七十多年过去了，“德先生”不来，“赛先生”也不大肯来。非但不来东方救助众生，两位先生反而在西方出了差错：“德先生”生出法西斯的怪胎，“赛先生”造出核武器的灾难，一场大战，两位先生斯文扫地，于是才有了西方剧烈而痛苦的价值和信仰的崩溃与再造。而当其时，我们中国人却挥舞着“语录本”退进中世纪式的黑暗，在这个历史的落差之中，我们陷入的是双重的幻灭，我们跌进了第十九层地狱。为了反封建，除了“德先生”和“赛先生”我们似乎别无选择。现在，我们又不得不把现代派也送上了反对封建文化传统的战场。可做了这个选择，我们也就在做着与现代西方重建价值的反向运动，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轮回”。别人的心血在一派阴冷和黑暗的世界里冻成彻骨的冰柱，我们却想着把冰柱点燃成为引路的火炬。那个别人眼里的暗夜，竞被我们看成了寄托希望的当空的太阳。尽管中国人、西方人共同居住在一个星球上，但截然不同的文化传统却赋予了人们完全不同的历史命运。这本是一场起点、终点、跑道、规则都不相同的马拉松长跑。能否理解对方的文化价值是一回事；能否有随着那个文化传统与生俱来的一切人生感受又是一回事。对着一面哈哈镜仪态万方的人应该明白，镜子里的那一位不是你自己。人类的处境最终是一种赋予而不是一种选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造物主给予了五十亿条生命一种同一的平等：不存在东方、西方的优劣，不存在白人、黑人的差别。只是这平等正在变得越来越拥挤，这赋予正在变得越来越无可逃避。这个双重的幻灭所给予我们的无以诉说的悲哀，岂是一把功利的尺子可以度量？
可悲的是，在我们这里现代派又遇上了更为尴尬的遭遇，它身不由己地被拉到以论对错而始，以比高低而终的这么一个功利而实用的怪圈里来。我们这个以看重名分为第一，以“名正”为最要紧的民族，遇到了“现代派”竟也还是幻想着一个“正统”。有那么一个时期，我们从“创作的主体性”而跨进了“评论的主体性”，进而又从“主体”进入了“文体”。为了丰富那个“主体”，我们请来了弗洛伊德、萨特、荣格、马斯洛，又请来了尼采、索绪尔、苏珊朗格，等等，等等。（我得承认以上诸君的书有些我也读过，而且获益匪浅，今后打算继续读下去。）一时间文坛、论坛百家争鸣，热闹得有如一个夏日的蛙塘。突然地，斜刺里刮来一阵冷风，顿时就都阒然无声，噤若寒蝉了，蛙塘变得有如墓穴般的死寂，不见有任何一丝一毫的“主体”或是“人格”敢再冒出来。（我得承认，我并无不死寂的壮举。）我就想，所谓“现代派”这码事情，对于我们不是不学，而是不配！
也许是我们过于渴望那个名分了，据说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大师级”的现代派作家。（这顶桂冠不是作家自吹的，是评论家慷慨奉送的。）可正当我们为自已的现代派“大师”的名分争红了脸的时候，那个现代派的原产地，却早已又生出了许多“后现代派”的大师和“后现代派”的理论家，这多少有点叫人泄气——为什么我们的“大师”就非得是一个望人项背的“大师”呢？为什么我们非得照着别人的尺寸塑造自己呢？我们需要的也许不是各种级别的“大师”，我们需要的是自己生命真实的记录者；我们需要的不是“很像”的“现代派”，我们需要的其实只有自己，也只剩下了自己。要做到这一点，并不需要太高的“智商”，只需要用刻骨的诚实来面对自己，面对我们身处其间的双重的幻灭。
也许，当我们义无反顾地做到了这一点的时候，却在不期然之中汇入了席卷世界的现代潮流。
一九八八年九月十四日于太原
谁的人类？
一九八九年三月底到五月初，应美国新闻总署之邀，我曾在美国游历了四十天。行程将尽的时候，邀请者问我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柏丽纳斯镇，有一个“中国文化研讨会”你参加不参加？我说，参加。于是就从旧金山去了柏丽纳斯镇。到了会上一看，才知道，除了我之外，与会者都是些大名鼎鼎的人物。我就想，那就只用耳朵，听吧。没想到，却听出一个非说不可的话题来。
会上有一位也是从外国来的白皮肤的教授，不断地批评和挖苦中国人。他是个“中国通”，据说当年曾经和“工农兵大学生”一起上过大学，所以，有一口流利的中国话。我听起来并无障碍。从普通民众、学生青年到知识分子无不指摘劣迹，因为他是“中国通”，他挖苦得就比较细，连一些中国艺术家脸上留着的“大胡子”也挖苦到了。不过，对于我们这些读着《阿Q正传》长大的中国人来说，这位教授的挖苦倒也并不太苦。终于，这位教授的话锋从“大胡子”转向了对整个中国艺术家的评价。他说他所认识的中国艺术家只关心一个问题，就是自己的创作怎么才能讨外国人的喜欢，这在画家圈里就格外地明显。连续用了两天的耳朵之后，这一天的下午终于轮到我做“专题发言”。我告诉那位教授说，中国有一句俗话，树林子大了什么鸟儿都有。你说的那种只知道讨外国人喜欢的人肯定有，而且肯定还不少。这和我在美国几十天，天天在电视里都能看见的肥皂剧和多得不能再多的广告，是一码事，那都是垃圾。就像美国的垃圾不能代表美．国的艺术家一样，中国的垃圾也不能代表中国的艺术家。我告诉他说，你认识多少中国艺术家我不知道，但是我所认识我所知道的艺术家、文学家都是非常真诚的，比如史铁生，比如王安忆，比如莫言，比如在山西我身边的朋友，比如我自己。说到我自己，我写小说从来就没有想过外国人喜欢不喜欢，甚至连中国人喜欢不喜欢我都不想，我只想自己喜欢不喜欢，我写小说的时候只想下面出现的这个句子，这个词，这个字，是不是我自己最满意最喜欢的，别的一概不管。我曾经和陪了我一路的翻译蔡先生开过一个玩笑，我说我就是掉进白油漆桶里也还是不管用，身上染白了心里也还是黄皮肤的中国人，一个人与生俱来的文化传统是无法选择的，就好像无法选择自己的父母一样。深刻地了解甚至精通一种文化是一码事；与生俱来所赋予、所体验、所经历的生命感受是完全不同的另外一码事。而艺术创作所依靠的恰恰是后者。我告诉那位教授，我笔下的人物大都是些吕梁山区的农民，他们手上拿的镰刀还是新石器时期就定型了的，他们播种用的耧还是两千年前西汉人赵过发明的，他们每天用来填饱肚子的食物是玉米面窝窝和马铃薯——他们自己管那叫山药蛋。但是，坐在牛车上用玉米面窝窝、山药蛋填肚子的人，和坐在汽车里用汉堡包、热狗、牛奶鸡蛋填肚子的人都是人，他们在人的意义上是一样的，是平等的。吃玉米面窝窝手里拿着镰刀的人，照样有他们的幸福和悲哀，他们的幸福和悲哀也照样是人类的幸福和悲哀。我告诉他我有一句话——“人们都不愿意相信眼前的奇迹”。中国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已经出现了堪称杰出的作家和作品，这个杰出不只在中国杰出，就是拿到国际上也照样是杰出的，只是有些人还没有了解、还没有认识罢了。比如莫言的《红高粱》就是这样的杰作。可是一说到作家和作品人们就总要说到“局限性”，其实人本身就有局限性，人只能有两条腿、两只胳膊、一个脑袋，而不能像螃蟹或蜘蛛那样有好多条腿；连地球都有局限性，它只能是一个大致的球体，而不能是一个任意多边形，它也只能非常单调地按照固定的轨迹围着太阳转，而不能天马行空到处自由飞翔。这实在是很大的悲哀。可这悲哀并不独属于中国的作家和艺术家。
所谓如鲠在喉不吐不快。那天下午，在柏丽纳斯镇当着许多“鼎鼎”的外国人和中国人，我心直口快地说了这些话，和一些另外的话。会后不少人向我致意表示赞同。尽管五六年过去了，那天下午会场上的气氛和场面依然历历在目。随着时间的冷却，当初那个“不快”的感觉渐渐平服了。但是，一个无法绕过的命题却越来越巨大地逼在眼前，那就是当中国的作家、艺术家们杰出而深刻地表达了自己的时候，为什么我们的表达只被看做是“中国的”而不被看做是“人类的”。事实上几乎所有欧洲和北美的杰出作家和作品，在被人评价的时候都会被冠以“深刻地表达了人类的处境”、“深刻地描写了人类的苦难”、“深刻地体现了人类之爱，和人的尊严与荣耀”，等等等等。在这个用“人类的”三个字所组成的神圣之山上，云集了所有欧洲和北美的艺术大师和他们的作品，需我辈仰视才见。如果真的有这样一个超民族、超国家、超文化、超时空的大写的“人类”，为什么中国的作家、艺术家和我们的作品就与此无缘？不仅无缘，而且还常常会被别人或是“无意识”或是“下意识”地排除在“人类的”之外。最有讽刺意味也最常见的是我们自己，也在做着这样的排除。难道中国人真的不在“人类的”之内？或者说，这个人类到底是——
谁的人类？
用卡夫卡和鲁迅做比较就尤其鲜明。卡夫卡一九一二年写出了他的《变形记》（一九一五年发表）；鲁迅一九一八年写出了“新文化运动”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卡夫卡一九二二年写出了长篇小说《城堡》（一九二六年出版）；鲁迅一九二一年底开始发表《阿Q正传》，并于三年后的一九二四年陆续开始了最具深意的内心独自式的《野草》的写作。
在《变形记》中，那个说德语的推销员格里高尔虽然变成了大甲虫，也还是逃脱不掉文明的欧洲社会对他的强求和压迫，也还是逃脱不掉自己内心深处那一套做人的规矩，并最终死于这些冷漠的强求和规矩；那是一幅关于“人的异化”的最绝妙也最触目惊心的缩影。在《狂人日记》中，那个疯了的弟弟在中国四千年的历史中竟然只看见“吃人”这一件事情，在中国的历史典籍中只看见“吃人”两个字；最可悲的是他只有在变成一个癫狂的疯子时，他才能看清历史的真相；他看清了真相，他在别人的眼睛里也就成为了一个不明事理的疯子。为了突出这个令人胆寒的疯人的两难处境，鲁迅先生在小说的《序言》里意味深长地将“真事隐去”，让那位正常的兄长大笑着告诉大家说他的疯弟弟“然已早愈，赴某地候补矣”。在这里，卡夫卡和鲁迅对各自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现状，都坚持了一种彻底的批判和否决；都表达了一种深刻的，人被自己建造的文化所异化的无可逃避的处境。而《城堡》中的K和《阿Q正传》中的阿Q，不但都只选了一个单独字母做名字，连他们的来历、籍贯、职业、长相也都同样是模糊不清的。K在一个莫名之地，在一群冷漠如鬼魅的人们的包围之下，经历千难万险最终也还是无法进入那个可望而不可即的城堡。在这部没有最后完稿的小说里，据说卡夫卡设计的结局是：K弥留病床之际，城堡来了通知，他还是只能留在村里而不许进入城堡。这是一个绝望的结局。而阿Q在经历了自己种种可笑可怜的“精神胜利”的努力之后，也终于因为莫名其妙的罪名而被枪毙。包围着阿Q的也是一群冷漠、麻木、可怕的人群，这一群人竟然因为阿Q是被枪毙而不是被砍头而感到无趣。阿Q最终被面对的人群所拒绝，没有姓氏，没有钱财，没有体面，没有地位，没有尊严，没有爱情，他最后甚至连为自己死刑画押的那个圆圈也没有画圆。阿Q的结局也是一个绝望的结局。在卡夫卡的笔下这个永远无法接近，永远无法战胜，永远无法终极判定的“城堡”，成为了一个荒诞的寓言和一个多义而又悲冷的象征。而永远无法确认自己，永远无法超脱自己，永远无法战胜别人，永远无法进入人群的阿Q，也是鲁迅笔下一个最丰富、最多义，也最令人悲哀的寓言和象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