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与自由：美国近代新闻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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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马凌 著
出 版 社： 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7-12-1字数：版次： 1页数： 393印刷时间：开本： 大32开印次：纸张：I S B N ： 9787309058567包装： 平装内容简介
本书运用历史语境主义的方式，从新闻思想、新闻事业、新闻文化的综合角度，考察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思想渊源和历史背景。重在指出，在新闻自由从思想确立为制度的过程中，既有古典共和主义和英国传统的影响，也是美利坚的文化特色与现实选择的结果。天赋人权传统的“绝对自由”与普通法框架下的“相对自由”一直是困扰着新闻自由的重大问题。由此，第一修正案具有两个相反相成的维度：从人权的角度衡量，是一个权利概念，以个人为出发点，有自由至上主义（libertarianism）的倾向；而从政治的角度来看，是一个秩序概念，以社会为出发点，渗透着共和主义（republicanism）的精神。在“伟大的宪政时刻”，共和主义占据上风，通过大规模政治辩论达到了协商民主的效果，这是留给后世的珍贵的政治遗产。而在目前通行的美国新闻史编撰中，共和主义被遗忘，自由至上主义一帜独张，其实，这种对自由的过度强调伤害的恰是自由自身。
作者简介
马凌，女，1969年出生，湖北武汉人。在南开大学获得文学学士、文学硕士、史学博士学位，后在复旦大学新闻传播学博士后流动站从事研究工作，现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国家研究基地研究人员。主要学术领域：新闻传播思想史、政治传播、文化研究。写有专著《后现代主义中的学院派小说家》，并在《新闻与传播研究》、《外国文学评论》、《读书》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20余篇。
目录
导论
第一节 共和与自由之间：义利之辩
第二节 概念与法律之间：名实之辩
第三节 范式与隐喻之间：关系之辩
第四节 文化与传播之间：历史之辩
第五节 文本与语境之间：方法之辩
第一章 共和与自由：文艺复兴的遗产与英国的传统
第一节 古登堡革命
第二节 控制与利用
第三节 古典共和主义
第四节 “伟大的马基雅维利”
第五节 “英国人的自由”
第六节 “清教革命”
第七节 弥尔顿：真理的战场
第八节 从霍布斯到洛克
第二章 欧洲与北美：殖民地早期的新闻出版文化
第一节 渡海西行的人们
第二节 圣书的子民
第三节 《国内外公共事件》
第四节 英国的持续影响
第五节 加图现象
第六节 富兰克林：真理的价格
第七节 曾格案
第八节 公共领域
第三章 权利与权力：从英格兰人到美利坚人
第一节 舆论的气候
第二节 觉醒与蒙昧
第三节 意识形态革命
第四节 人民之声
第五节 激进与保守
第六节 含混的自由
第四章 理想与现实：第一修正案
第一节 被建立与被抹杀的“自由”
第二节 制宪会议：被忽略的权利
第三节 大辩论
第四节 政党与报刊
第五节 第一次挑战
第六节 “黑暗的另一面”
第七节 杰斐逊：美国的斯芬克司
第八节 权宜之计
结语 公民共和主义的新闻自由
附表一 殖民地时期北美报纸内容比重统计表
附表二 北美出版政论小册子统计表
附表三 报纸统计表
附表四 保王派出版物统计表
附表五 印刷商及书商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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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参考书目
后记
书摘插图
第一章共和与自由：文艺复举的遗产与英国的传统
第三节古典共和主义
意识形态的能量不能产生于自身，它只能把那些业已具有粗糙和不完整的形式而存在的言词、想法和企图加以整理、组合和引导。波科克（J.G.A.Pocock）论证了“政治语言”和“政治语言的社会作用”，指出人们的观念总是被一种承继而来的思想传统和价值传统而限定，也只有在这种特定传统和价值体系里，思想才能解释某些行为。从历史的角度看，政治语言是特定时代人们用以表达对政治生活看法的语言体系。而了解了这套语言，就等于把握了在该时代人们理解特定政治言论的方式方法。同时，个体思维应用了同时代人能够理解的语言结构，所以思想者个人的思维行为成了一种具有公共性的社会事件，语言具有传播社会知识信息和分配社会权威的双重功能。
在14-16世纪，欧洲流行的政治语言逐渐转向了“共和”。“共和”是一个源远流长的传统。柏拉图的“理想国”（respoblica）其实就是“共和国”。在他设计的理想国家里，没有公民大会，没有法庭，没有法律的统治，公共决策由哲学家进行，创造一个公正的社会意味着控制每一个人从出生到成熟的整个过程。这一天真加独裁的混合物恰是当代西方“政治正确”的反面，但是起码他有一句话说得正确：“极端的自由，人们可能会走向极端的征服，其结果不可能变为别的什么，只能变成极端的奴役。”在晚年最后一部著作《法律篇》中，柏拉图退而求其次，精心设计了“第二等好的理想国”，之所以叫“法律篇”，是因为他将法律放在了至高无上的地位，提出良好政体的根本原则是城邦受法律的支配，而不应受个别统治者和特殊阶级抑或利益集团的支配。正因为如此，在后世自由主义的谱系中，柏拉图也堂而皇之地有一席之地。
比柏拉图更为现实的是亚里士多德，他的“政治学之父”的美誉部分来自他对政治科学的推崇——最高的应用科学、属于最高主宰的科学。更关键的是，他将伦理学与政治学综合考虑，使伦理学成为政治学的一部分，从而“特别有见识地回答了这个问题：我们——无论我们是单个的，还是在社会里与群体一起——怎样才能过一种真正的人的生活”。理解亚里士多德的一个关键应属“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这里的“人”同样是指“公民”，因为城邦之外非神即兽，人只有在城邦的公共活动（即政治活动）中才能实现“幸福”。除此之外，亚里士多德的教育观点和混合政体观点皆被视为“共和”的内容之一。关于前者，他提出人类具有语言能力和理性，可以相互交流，以讨论来达成共识，不过，并不是总可以达成共识，如果意见不一致就会引起社会动荡。而如何使人们基本达成共识呢?唯有教育。教育是政治正义的当务之急，城邦应该通过教育统一起来并转变为一个共同体。关于后者，在亚里士多德心目中有一张复杂的政治体制“排行榜”。第一种标准是以德行的高下分配权力，于是将政体分为三种：君主政体、贤人政体、共和政体。第二种标准以财富的多寡分配权力，也分为三种：僭主制、寡头制、平民制。亚里士多德主和的是“混合制”，原因是，“凡能包含较多要素的总是较完善的政体，所以那些混合多种政体的应该是比较切合于事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