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绪义读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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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刘绪义著
出 版 社：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出版时间： 2008-1-1字数： 250000版次： 1页数： 316印刷时间： 2008/01/01开本： 16开印次： 1纸张： 胶版纸I S B N ： 9787801736192包装： 平装编辑推荐
王霸之争，天下诸侯皆失礼，法统所系，变革时代圣人出。
读春秋大国起落沉浮，悟今朝中华图强崛起。第一本以现代价值对“史书之宗”的性情解读。
《百家讲坛》主力作者重磅推出。
刘绪义读春秋，它是当之无愧的“中华第一史”；它让武圣关公每夜手不释卷地诵读国它让一个放猪娃官拜“三公”；它的文字开创一种笔法；它的出现命名了一个时代；它让乱臣赋予闻之色变；它让后世史官无不以此为范例；它是一本集经学、史学、文学、人学为一体的书，它的名字叫——《春秋》。
内容简介
《春秋》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编年体史书，隐恶扬善，褒贬于辞，后世史官无不以此为典范，它以鲁国的历史为线索，叙述了整个周王朝的兴衰变化。
《刘绪义读春秋》一书，从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引起国破东迁说起，通过对礼崩乐坏、王室失势后列国争霸的叙述，勾勒出整个春秋的历史脉络。本书以“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世”的“礼”为评判尺度，言简而要、事详而博，对春秋时代的政治、战争做出独到的点评。做者用通俗易懂的现代语言将经书中那个富有人文思想的时代语言将经书中那个富有人文思想的时代呈现给广大读者，带人们走进中华文明的轴心时代！
作者简介
刘绪义，出生于烟花三月，性格如行云流水、闲云野鹤。来自曾文正公国藩故里，故生平也独独服膺此人。做过秘书、编辑、记者，现一心向学，亲近古人，蜗居于长沙某高校，做一教师，被人恭维为学者、博士。内心里一直想做一个自由撰稿人。著作有《溶进秋香》、《瓦砾下的思想》、《历史给谁来酿酒》和《刘绪义诗经心得》等，在海内外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50余万字。
目录
第一辑乱自上作
为不刊之言，著将来之法
读《左传》之前因后果
两大疑案，云遮雾罩
工侔造化，思涉鬼神
一个谣言，一个女人，一台烽火
谣言之惑
女人之魅
烽火之谜
平王东迁，历史不可承受之变
东迁之谜
秦公受封
周郑交质
平王之累
莽夫当国，历史不可承受之累
周郑交恶
庄公小霸
隐公观鱼
卫国初乱
孔父之死
佞人弄权，淫猎谁知一旦诛
杀婿逐主
烝母夺媳
鲁难难了
第二辑大国崛起
逍遥东海，尊王攘夷成霸业
逍遥东海
淫妹杀夫
长跑争位
崛起东方
千秋功罪
宋襄图霸，是是非非总成空
齐桓托孤
宋襄图霸
多难兴邦，霸权转移常在晋
曲沃代晋
骊姬之乱
流浪公子
雄霸北方
江汉汤汤，问鼎中原唱大风
天方授楚
楚始图霸
初试锋芒
泓水之战，与宋争锋
问鼎中原
雪上加霜，宗室操戈徒叹息
王子之乱
襄王时的王子带之乱
大夫干政
虎兕相逢，可怜赳赳力绝伦
独霸西戎
东进梦灭
虎兕相逢
赵氏孤儿
第三辑霸业迷梦
双雄逐鹿，是非成败皆寡义
止戈弭兵，勾心斗角仍未休
吴越争霸，一衣带水相煎急
万千情人，红颜之命难自主
分晋代齐，卿大夫圆贵族梦
鲁出圣人，东方之光破拂晓
生不能用
浪迹求道
主要参考文献视点链接
书摘插图
为不刊之言，著将来之法
读《左传》之前因后果
中国是一个注重历史的文明古国，人们常说“二十四史”，加起来有三千多万字，码起来比几层楼还高。那么中国的历史是不是都浓缩在这里呢？显然不是的。虽然人们把这二十四史称为正史，正史就是官方的史书，在此之外，还有数不尽的野史，野史算不算历史呢？又算又不算。除开野史而外，还有许多史料都还没有被包括进来。比如说二十四史是从司马迁的《史记》算起，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正史，这其实就有误会。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正史不是《史记》，在它之前，就存在有官修的史书，比如《春秋》就要比它早将近一千年。《春秋》无疑也是官修的史书，与之配套的是《左传》，同样是官（史官）修的史书。只不过，在汉代，人们不把它归人史部，而是归入了经部。“经史子集”是图书的四部分类法，它起于西汉的刘歆。经比史重要，故经是排在第一位的。
什么是“经”呢？经和纬是对应的，经字的本义是丝织品中的纵线，横线就称纬，和现在地球仪上的经度和纬度是一致的。古代称“经”的意思就是从这里引申来的，它有几个意思，一是“常”，就是人类社会的常道；另一个意义是“法”，就是必须遵照执行的大法。所以能称为“经”的，都是些很了不起的东西，如同今天所说的“经典”。谁说中国人没有法律意识呢？“五经”就是五部成文法。到汉代时，有五部作品被人们称为“经”，俗称“五经”，它们分别是《诗》《书》《礼》、《易》和《春秋》，本来还有一部《乐》，合称“六经”，但这一经到汉代就散佚了，一直到现在都还没找到。当然，也不是汉朝人才开始称“经”，早在战国时期，诸子的一些著述里面就开始把它们称作“经”了。《庄子天运》里就有了“六经”的说法了，这六经里面就有《春秋》。
那么，《春秋》本来不是一部正史吗？如何变成了经呢？原因就在于这部正史太重要了。“春秋”本来是先秦时期各诸侯国的史书，它是官修的，各个诸侯国都在修史，而且都把他们的史称作《春秋》，如晋国有《乘》，楚国之有《梼杌》，鲁国有鲁春秋，齐国有齐春秋，孔子说他曾见过一百二十国的《春秋》，墨子也说“吾见百国春秋”。那个时候各个诸侯国都有专设的史官，史官还是世袭的，爷爷做了史官，他的儿子无疑也会是史官，他的孙子、甚至子子孙孙都可以做史官。甚至到了汉朝还是这样，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是太史公，所以谈太史公死了，司马迁就接了他的班，班固的父兄也都是史官。那个时候的史官是很严肃的，而且是很独立的，诸侯和王的话可以不听，他们只坚持一条基本原则：秉笔直书。就是事实是怎么一回事，就怎么写。谁想开后门或者行政干扰都是不行的。春秋时期晋国有个史官叫做董狐，他的老板晋灵公无道，正卿赵盾屡次劝谏，灵公就是不听，还想杀他，赵盾就只好逃亡国外。后来他的同族一个叫赵穿的就把灵公杀了，赵盾就结束了政治避难回国，回国作为一个原先的正卿是应该讨伐弑君的臣子的，但因为赵穿是自己本家，赵盾也就没有找他麻烦。这时董狐就在晋国的史书《春秋》上写道：“赵盾弑其君。”这个赵盾很冤枉，明明不是我杀的嘛，怎么要说是我杀的呢？这不是胡写吗？但在那个时代就不是胡写，赵盾当然要辩解，董狐就解释了，他说，你要流亡国外，却没有离开边境（亡不越境），回国后做正卿的你有义务讨伐逆贼，而你不履行义务就等于是放纵逆贼（反不讨贼），你就是主谋，不是你杀了老板还会有谁（非子而谁）？所以孑L子连声称赞：“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这个董狐大约就是西汉董仲舒的先祖。
当然，不止董狐一个人是这样，还有许多，只是很多人没有留下姓名，做了无名英雄。齐国还有一家三兄弟，前赴后继，为了在齐国的《春秋》中如实记上一笔“崔杼弑其君”，付出了两条人命。事情的起因是齐国的国君叫做齐庄公，庄公看中了他的臣子崔杼的妻子，就上她的床，这就给崔杼戴了一顶绿帽子，这还不打紧，庄公荒淫到又把崔杼的绿帽子都送给了别人，等于把奸情都公诸于众了。崔杼非常恼火，就设计把庄公杀了。其实，崔杼的这位妻子也是二手货，她本是齐国的一个棠邑大夫的妻子，因为长得漂亮，崔杼看中了，棠公死后老崔就把她霸占了。看来两个人半斤八两，都是差不多的货色。国君被杀了，这是大事啊，齐国的太史就在《春秋》上写了一笔：“崔杼弑其君”。崔杼看了，“杀之”。太史的弟弟来做太史，他仍旧这么写，崔杼又把他杀了。太史的小弟弟出来做太史，还是这么写。崔杼没办法了，杀不怕啊，他自己反倒怕了，于是只好“舍之”，放了他。这件事被司马迁写在《史记齐太公世家》里，现在的中学教材里还选了它做范文。
可以想见，那个时候的史官真的是六亲不认，刚正不阿的。这样写出来的《春秋》当然意义非凡啊。
不过，我们这里要讲的《春秋》是特指的，它既不包括晋国的《春秋》，也不包括齐国的《春秋》，它是鲁国的《春秋》。原因在哪呢？是因为晋国的、齐国的以及其它诸侯国的《春秋》都不见了，到孔子的时候，只留下鲁国的《春秋》了，孔子是鲁国人，他就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一番整理，把它拿来做为教育弟子的教材。
因为有了孔子的手迹，所以这本鲁国的《春秋》后世就流传下来了，并成为“经”。
但是，鲁国的《春秋》，写得很简单，它是“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时系年”的记事形式，全书只有一万六千余字，采用分条记录，故后世称之为编年体史书，与《史记》之后的纪传体史书都不一样。我们上面讲到的“赵盾弑其君”，“崔杼弑其君”也好，都只有寥寥几个字，鲁国的《春秋》也是一样。这就相当我们现在的“大事记”一样，既无因，又无过程，只是一个结果或者说一条事实，让后世的人搞不清事情的原委。所以便有人在《春秋》的基础上作传。
什么叫“传”呢？传就是阐释经的意义的文字，后来就发展成为一种专门的文体，以传来解经、配经，经传就是这么来的。传其实也是一种史，司马迁作《史记》采用的就是这种纪传体。
为《春秋》配传，也就是阐释《春秋》经的意义的“传”有三种。一种是叫《春秋左氏传》，是一个叫左丘明的人写的，这个左丘明到底是什么人呢？现在可能搞不清了。历史上又确实有一个叫左丘明的人，至少与孔子同时，因为孔子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还有两部分别称《春秋谷梁传》和《春秋公羊传》。这三部“传”影响都很大，大家知道，西汉大儒董仲舒就是治公羊学的，也就是专门研究《春秋公羊传》而闻名天下的。这三部“传”有同有异，但是《朱子语类》中说“公、谷专解经，事则多出揣度”。因而写得最好的，也是影响最大的还是《春秋左氏传》，后世又称它为《左氏春秋》，简称《左传》。它的价值举一个例子就可以看出来，这本书记载有日食36次，其中33次与现代天文学的推断完全相同；发生于公元前687年的“星陨如雨”和公元前613年的“星孛于北斗”这两条记录，还是世界上关于天琴星座流星雨和哈雷彗星的最早记录。因此，唐代史学家刘知几称《春秋》“为不刊之言，著将来之法，故能弥历千载，而其书独行”。（《史通六家》）正是这部《春秋》（包括《左传》），开创了中国的史学先河。
因为有了这“传”，《春秋》的内容一下子就丰富起来了，它把原来“大事记”里面所记的事件都交代了来龙去脉，而且文笔很生动，后世文学家又把它当做一部散文经典。我们要讲的《春秋》，实际上是指《左氏春秋》。
《左氏春秋》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部正史，称之为“中华第一史”毫不为过。后来司马迁写《史记》，就大量参考引用了《左传》，有些章节甚至全部照搬《左传》，没有人提起版权或者著作权官司。
《春秋》的影响太大了。我们知道，关公在军营里读的就是《春秋》，我还敢说，他读的肯定是《左氏春秋》。一个武夫尚且在金戈铁马声中夜读《春秋》，可以想见一般的士人了。钱穆先生在论及孔子与《春秋》时这样说：“隋唐以前人尊孔子，《春秋》尤重于《论语》。两汉《春秋》列博士，而《春秋》又几乎是五经之冠冕。《论语》则与《尔雅》、《孝经》并列，不专设博士。以近代语说之，《论语》在当时，仅是一种中小学教科书，而《春秋》则是大学特定的讲座。”下及二程和朱子，才始提高《论语》地位超过了《春秋》，于是讲孔学的，更要研究《论语》了。但这一观点，到清代乾嘉以后又变了，似乎他们看《春秋》又复重过了《论语》。“只有最近十年，一般人意见，似乎较接近两宋之程、朱，因此研究孔子，都重《论语》，而忽略了《春秋》。”
从这里面，我们可以读到，《春秋》的地位有三变。一变在隋唐之际，从秦汉到隋唐，《春秋》的地位是五经之首，隋唐以后，确切地说是到了两宋，《论语》的地位才超过了《春秋》；二变是在清代乾嘉盛世，《论语》又不那么重要了，《春秋》复地位高涨；三变是在近年，《论语》又超过了《春秋》，故今天我们可以看到难以胜数的《论语今读》之类的著作，但真正写得好的，我看还是李泽厚的。虽然李泽厚的《论语今读》，硬伤也不少。
这样变来变去做什么呢？是为的啥呢？这个问题不难讨论，问题是说来话长，这里不便深究。但不管怎么变，无非是在《春秋》《论语》之间起沉转折。
大家知道，中国是拜孔子为“教父”的，那时没有“国父”一说，而《论语》正是“孔教父”的语录，和当年的《毛主席语录》一样，是中国人的“红宝书”，可能还不止人手一本，因为一个人一生可能不止读烂一本二本《论语》。《论语》的地位有多高，大家只要想象一下当年《毛主席语录》的地位有多高就行了。而《春秋》竟然一直在和《论语》争高低，虽然粗略算来，两本书的输赢在时间上不相上下，也可以想见《春秋》有多么重要了。而我还认为，《论语》虽然打着“教父语录”的招牌，可是它的成书时间较《春秋》要晚得多。我专门做过一篇三万字的文章，考证《论语》成书大概也就是汉武帝时代。而这个时候，《春秋》博士都开了好些年了。也因为这个原因，不管从五经到七经，从七经到九经，还是从九经到十三经，这里面经的数量不断增加，而《春秋》作为经的首席地位始终不可动摇。
学过一点历史的人都知道，有一个“春秋笔法”。什么叫“春秋笔法”呢？就是人们认为，《春秋》中每用一个字，都必含有褒贬的意义在，真的是“一字人公文，九牛拔不出”。后世因而称这种以曲笔而寓意褒贬的文字叫做“春秋笔法”。这种笔法对于在中国写历史的人来说，真是太有用了。大伙知道，中国历史上最漫长的就是帝国时代，一言兴邦一言丧邦，发展到后来，文字狱盛行，“清风”的“清”字可以指涉清朝的清字，“灯光”的“光”字可以指涉皇帝的出身——和尚。总之在中国古代，不仅说话要格外注意，写字就更需要小心谨慎了。在那样一个毫无言论自由的国度，春秋笔法简直就是一根救命稻草，太有用了。没有这个法宝，我们的历史不知如何写下去，那二十四史恐怕都只能是一堆垃圾，早就被丢进昆明湖了。
《春秋》还是一部集经学、史学和文学及人学于一体的经典。《春秋》是经学，这毫无异议。董狐的后人董仲舒就是凭着一部《公羊春秋》而成为当时的大儒，后世的儒学宗师。司马迁就跟老董学过《春秋》，汉武帝也在董仲舒手下念过《春秋》。《公羊春秋》比起《左氏春秋》来，说实话又要稍逊那么一丁点，所以后世治《左氏春秋》的，不仅官做的比董仲舒大，而且声名也比董仲舒高。
汉代治“春秋学”的人太多了，然而，个个都治出了些名堂，不管是资质浅的还是悟性差的，最终都能功成名就。公孙弘就是一个。
公孙弘这个人小时候是个替富人在海边放猪的娃，是个没有什么才干的人，做一个县的狱吏这么不要动脑子的官都做不好，还被开除了。后来出使匈奴，因为不会办事又一次被开除。但就是这样一个人由于苦读《春秋》，读到六十岁，川国的地方官推荐他去应皇帝的求贤诏，他当时还不敢去，后来终于去了，这一去不得了，皇帝要这些应征的文学儒士写对策，他一写，就被皇帝定为第一名，拜为博士。后来又出掌京师的地方行政长官左内史，才进京第四年就做到三公之一的御史大夫。又过了两年，被提拔做丞相。做丞相还不打紧，又封他为平寿侯。历史上丞相封侯的先例就是从他老人家那里开始的。而董仲舒还只做到汉代一个王的丞相。可见，汉代的政治始终是离不了《春秋》的。
唐代的啖助、韩愈也是对《春秋》颇有研究的。不过后来韩愈主张把《春秋》束之高阁，因为这个时候社会上“三传”齐出，互相诋毁，就有了一股怀疑《春秋》之风。但是尽管如此，时人对《春秋》的评论还是相当高的。晚唐有个叫陈岳的，他在总结时，说了这样一番话：“圣人之道，以《春秋》而显；圣人之义，以《春秋》为高；圣人之文，以《春秋》而微；圣人之旨，以《春秋》而奥。”而到了。治《春秋》者莫多于两宋”的时代，一代大儒朱熹更是要求把《春秋》当史来看。
用《春秋》治国，竟然经久始衰，这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大奇观。仅仅只是一部史书，后人为何如此看重呢？其原因之一，就是春秋是我国历史上人文世代的开端，而且还是儒家文化的先声，中国思想文化中的儒家传统是如何来的，不知春秋是无法知后世的。
《春秋》是史学，这同样不用多言。孟子说：“诗亡然后春秋作。”何意？从字面上来解，就是《诗经》时代消亡了，人们都不再用诗引诗唱诗了，春秋时代就来到了。可见，春秋时代是紧承诗经时代的，二者合起来又构成是封建时代的主体部分（还有一部分是战国，而战国无正史），它们又是秦始皇所开创的帝国时代的先声。只有知道这个封建时代，才可能理解秦始皇为何要改制成帝国时代，也才明了，为何“千载犹行秦法制”。
《春秋》还是文学，这也不用置疑。尤其是《左氏春秋》，自古以来便是作文之范法和圭臬。至今，中小学教科书里面甚至大学里面的语文教材都大量选用《左传》中的章节。
《春秋》还是一部那个时代的人性史。这个可能要多说几句。在春秋以前，特别是诗经时代以前，中国也是一个奉行巫史宗教的“国家”，最高的权威是天．人间最大的权威是王即巫，有大巫、小巫，差不多巫风遍地。人们相信的也是天命。就是在《诗经》里面，也还有大量的“天”字，粗略一算，约有148个“天”字。这些“天”字，主要还是宗教性的天的意义，只不过，从《诗经》时代开始的时候，天的权威就受到了怀疑，虽然人们还敬畏天，但还是出现了一些敢于质疑天的声音。越到了后来，天的权威开始进一步扫地了，诸如“吴天不平，我王不宁”，“如何昊天，辟言不信”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