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勇峰 李致新 走遍七大洲最高峰
1999年6月23日，在大洋洲最高峰查亚峰，在离顶峰还有几步的时候，李致新哭了。
1988年，中国登山协会确立了一个目标：由同一运动员完成世界七大洲最高峰的攀登，把五星红旗插上七大洲最高峰。这个任务落在两个年轻人身上：李致新、王勇峰。
七年过去了，两个人从青年走到中年，终于完成了这一目标。
当地时间13∶25，北京时间12∶25，李致新拨通了中国登山协会的电话。铃声一响，协会主席曾曙生立即抓起了电话，这个把李致新和王勇峰领上登山道路的老登山从早上8∶00就守在了电话旁。这时候，他泪水流淌，喊着：祝贺你们，完成了攀登七大洲最高峰的目标！
11年前，两个二十五六岁的年轻人确立了一个目标：登上世界七大洲最高峰。1988年，李致新登上了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1988年，他们共同登上了南极最高峰文森峰；1992年登上了北美最高峰麦金利峰；1993年，王勇峰登上了珠穆朗玛峰；1995年，他们登上了南美最高峰阿空加瓜峰；1997年登上了欧洲最高峰厄尔布鲁士；1998年登上非洲最高峰乞力马扎罗，今年，完成了最后一座山峰的攀登：大洋洲最高峰查亚峰。此时，李致新已经37岁，王勇峰36岁了。
李致新登山仿佛是命运的安排
1975年中国登山队再次登上珠穆朗玛峰，那年李致新13岁，四年级。《珠穆朗玛一青松》，这个标题到现在李致新也能脱口而出。李致新说，那时留下的印象是登山运动特别神圣，登山运动员真的像青松一样在人们心目中常青，但那时候没有想到自己和他们一样。
李致新是大连人，他的家乡没有山，只有丘陵，比较危险的陡崖也就几十米高。
高考那年正是彭加木遇难的那年。当时他觉得很奇怪，怎么会找不到？那时候怎么也想不到自然有多大。因为正是崇拜英雄的时代，他报考了武汉和长春地质学院。
上了大学，李致新发现了自己的跑步才能。武汉地质大学是一个环境优美的学校。每天早上，他就绕着学校跑几圈。因为跑步，他和王勇峰认识了。
大三的时候，有一天正在饭堂吃饭，王勇峰过来跟李致新说，学校组织了一个登山队，你想不想参加？
“是吗？有登山队？”李致新听了挺高兴。
但当时登山队不要水文系的，只要和高山工作密切相关的地质系、矿产系和物探系的。王勇峰因为是校队的，近水楼台先得月了。他向李致新透露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学校在几百个报名者中筛选24个，低压氧舱等一系列的测试已经进行完了，但有一个老师退出去了，因而还有一个名额。他指点着李致新去找纪老师。李致新摸到纪老师家，见到他第一句话是：我想参加登山队。纪老师在学校搞了很多年科考工作，也是一个经验丰富的登山家，脚指头在登山中冻掉了。他问李致新：为什么要登山？
李致新突发奇想：“第一，我喜欢登山”，李致新说这是说服老师最重要的。现在选队员，也要看他是不是真正喜欢登山，第一个条件就是看有没有为这个事业献身的精神，硬拉进来是不行的。“第二，听说将来还要和日本队合作，我会日语。”其实，李致新那时的日语水平只够问个好。“第三，我是东北人，我抗冻。”实际上，南方人抗冻。
老师一听，就同意了，说只要系里同意就没问题。
李致新又直接去找系主任谈，这之前还从没和系主任说过话呢。他说，作为咱们系的学生能去当然是好事，但要把功课安排好。
李致新说，现在想起来，一切就像是命运的安排。
王勇峰进登山队是靠品质好
王勇峰从小学三年级开始练长跑。因为他爹说要锻炼他的意志。集宁冬天那个冷呀，别人都戴着棉帽子，王勇峰就戴一个耳套，一天早晨跑四五千米。
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听说学校要组建登山队。他非常高兴，说当时有一个想法，登山是要经过生死考验的，如果一个人经历了生与死的考验，还有什么办不到的事？王勇峰是一个从小就坚信自己能做大事的人，而要做大事就要经得起考验。登山当然是最好的考验。
但王勇峰进登山队凭的却不是身体素质好。
1984年，学校组织和日本队一起登阿尼玛卿二峰。登顶成功后，全队要到北京开庆功会，还要在人民大会堂参加建国35周年的庆祝活动。对于还在学校读书的大学生来说，这无疑是最大的荣光了。可就在出发前，发生了一个意外，领队老师病了，只剩下一位老师不知如何是好。正在为难之际，王勇峰说他留下。王勇峰是登顶队员，是要在北京受奖的。他说，以后去北京的机会多着呢，没关系。就这样，别人在北京沉浸在鲜花与赞誉之中时，他在医院给老师端屎端尿一个月。这也是后来学校推荐国家队队员时，竭力推荐实力不是最强的王勇峰的原因。
老师说，登山人的品质不是身体素质能代替的。的确，王勇峰的宽容、豁达深沉的性格在此后的一次次与山的对话中显现出来。
登顶有时要放弃名和利
1985年的纳木纳尼让他们有了一个认识：什么比登顶更重要。
那一次，王勇峰负责运输，为突击队员做准备，实际上是把路趟出来。突顶那天，雪非常大，背的东西又多，根本不是在走路，走一步跪一步，是把路跪出来的。再从突击营地回来，待机。
突顶之前，路线已经全部铺好，天气也不错，当时李致新体力状态非常好，看起来突击顶峰没有一点问题了。他们正兴奋地策划如何给学校发电报时，大本营来了命令：护送日本队员下撤。李致新说，当时的感觉是所有的梦想都破灭了。从喀什坐了10天的车才到山下，又攀登了一个月，拉着稀硬是把物资运送到了突击营地，这一切不就是为了登顶吗？而这个时候，顶峰就在眼前了，不足200米就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了。
李致新他们要把日本人捆在睡袋里往山下救，突击队员往上走，人还没捆好呢，已经看见队员在顶峰展旗子了。
登山就是这样，关键时候就是要放弃名和利。哪怕它就在眼前了。当时大本营对他们的评价是：你们没有登上自然界的高峰，但登上了中日友谊的高峰。
在珠穆朗玛峰体会孤独
1988年，举世震惊的珠穆朗玛峰南北双跨。李致新在北侧，选登顶队员那天，他的脚冻伤了。北侧队长曾曙生问他：你是要脚还是要登顶。话音未落，李致新站了起来：当然登顶！走不动了怎么办？爬，爬也要爬上去！
在珠穆朗玛峰，他第一次体会到的是什么是孤独，一种刻骨的孤独感。在从北坳向5号营地和6号营地运输时，白茫茫风雪之中只有他一个人。整整一天，没有声音，没有色彩，静得让人发疯。
李致新说，每次从山上下来，总有想拥抱一棵大树、亲吻一棵小草的冲动。王勇峰说，街上骑自行车的人都让人感觉是幸福的。
王勇峰的这种感受在1993年是最强烈的。那一年，在珠穆朗玛峰，登顶之后下撤时，他失踪了28个小时。
登顶前，因为高山反应他的一只眼睛失明，但他隐瞒了真相，坚持登上了顶峰。当时只有一个想法：我来这里是为了什么？只有登顶。
下撤的时候，他挂在了海拔8700米的冰壁上。至今，那种真想一觉睡过去的感觉还深刻在记忆里。他当时只有一个信念：安全地回去。硬是自己在海拔8600米的营地独自度过了一个冷酷的夜。他的手肿得像个熊掌，但最后出问题的不是他的手而是脚，右脚的三个脚趾因为珠穆朗玛峰冻掉了。他爱人看着残缺的右脚心疼不已，无论荣誉有多重要，也不愿意用脚趾去换。
死也要在登顶后再说
南极最高峰文森峰，无论哪个方面都是里程碑式的一座山。从文森开始，他们开始了境外登山。在文森，他们确立了自己为之奋斗11年的理想。
1988年11月25日，当他们降落在南极大陆时，只知道文森峰的地理位置和高度，甚至没有一张文森峰一带的地形图。也许正是因为一无所知，他们的探险意义也更大。当12月3日上午6时8分，五星红旗飘扬在洁白的南极最高峰文森峰的时候，他们最想说的一句话是：我们来了。
在南极，他们了解到，世界上很多登山家都把攀登七大洲最高峰作为自己的目标。当时，只有一位名叫帕特里克·马罗的加拿大登山家在1977年到1986年完成了这一目标。李致新和王勇峰萌生了这一愿望。
北美洲最高峰麦金利峰是他们实现目标的第三站。七年之后，回忆这座山，李致新仍说它是一次最恐怖的登山。在那个登山季节里，17个人被暴风雪永远留在了山里，在麦金利的每天都会得到天气变坏的消息和有人遇难的消息。在麦金利，李致新和王勇峰遭遇了10年来最大的暴风雪的袭击，而且，走的是最艰难的西壁路线。很多路段都是两人交替保护上升。在越过一个垂直高差300米、平均坡度60度的陡壁之后，李致新累得出现了幻觉，小学政治老师讲课的情景不断出现，老师的话就在耳边时断时续。两人不得不商量是上还是下。最后的结果是：登！要死也在登顶后再说。
经历了1993年王勇峰在珠穆朗玛峰的死而复生之后，他们直奔南美洲安第斯山脉最高峰阿空加瓜峰。这被称作是一次幸运之行，因为李致新和王勇峰抢在暴风雪来临前突顶成功，阿空加瓜检验了他们的经验。1995年1月9日，李致新和王勇峰的成功登顶后一个小时，一场特大暴风雪袭来。
1997年的厄尔布鲁士给这两个有13年登山经验的登山家上了一课：不能轻视任何一座山。厄尔布鲁士，在他们眼中一直是一盘随时可以吃掉的小菜，没有技术难度，又不太高，随便就上去了。但他们就险些放弃了，很久没有训练的李致新在山上极度疲劳，登顶的过程中身不由己地要睡觉，王勇峰把能给他穿的东西都穿上了，隔一会儿推他一下，李致新是在半昏迷中登上顶峰的。
1998年的非洲最高峰乞力马扎罗在李致新、王勇峰看来是一次危险的浪漫之旅。非洲的奇异景色使得这次远征充满了轻松浪漫的色彩。但谁能想到，浪漫的旅途中却布满了出人意料的危险。首先是雨中攀登。登了14年的山，冒着大雨登山是第一次。其次是难以想象的登顶。一路的浪漫色彩让他们有充裕的经历设计登顶的情景，甚至预备在顶峰上念一段《乞力马扎罗的雪》什么的，但曾经被介绍没有任何难度的顶峰为他们悄悄设计了一个毫无诗意和浪漫的登顶。三年没有过的暴风雪突袭了他们，在狼狈和匆忙中完成了非洲的攀登。
攀登查亚峰要经受等待之苦
能到登查亚峰，努力了近两年的时间。几乎每一个登查亚峰的人都要经受等待之苦。第一个完成攀登七大洲最高峰目标的加拿大人马罗也曾为查亚等待了17个月，并且两次前往依利安查亚。
依利安查亚是印度尼西亚最东端的一个岛，是一个连印尼人也很少到达的地方，必须得到特殊的许可。查亚之行是在印尼军方、安全局、警察局、文化体育部等多个部门的批准下才得以成行的。近半年来和印尼联系登山事宜的传真就有上百份，更不用说电话和电子邮件了，一直到今年5月底才和印尼登山协会正式达成协议，6月12日成行。
依利安查亚省是印尼面积最大、位置最东、人口最稀疏、对外最封闭的一个省。岛上少数民族比较多，其中最有名的是达尼人，他们至今的生活方式还处在石器时代，大多居住在贝莲姆山谷。和从前一样，都不穿衣服，男人在身上挂一个葫芦，女人围草裙。在一些集市上，可以看到他们和穿着现代服饰的人们和谐地站在一起，因而对很多探险者来说，探险的同时还是一次石器时代的旅行。曾经有一件很有影响的事情发生在那里，1968年，有一个美国和一个澳大利亚的传教士在当地被阿斯玛特人（食人族）吃掉，曾有直升飞机去救援，当地人对直升飞机不陌生，直到现在，依利安查亚的很多百姓见过飞机却没见过汽车，因为很多地方没有路。食人族不停地射箭，救援没有成功。后来在政府干预之下，战争和吃人没有了，这些内容被作为表演形式保留下来，但尽管这样，印尼政府还是不鼓励人们到那里去，一是安全问题，还有一个原因在于，世界上第二大铜矿———美国人办的自由港工业矿区在这个岛上。他们控制极其严格，一般人不让进入。
由于这个原因，中国泰达棉登山队到达雅加达时，还有当地人对我们能否真的进入依利安查亚表示怀疑。
出发前，查亚峰是被看作比厄尔布鲁士还轻松的山，但实际上，它的技术难度甚至超过了珠穆朗玛峰。相对700米的高度，这两位登山家居然用了16个小时往返。印尼方面提供的错误信息险些使他们中途退却。
7月5日，在鲜花和掌声中，李致新和王勇峰回到了北京。一连几天，人们在两个人身上也看不到这两个华人第一的英雄豪气。王勇峰说，11年的目标一旦实现了，心中是一种空落落的感觉。直到那一天，李致新接到了王勇峰妈妈的一个电话。王勇峰的妈妈远在内蒙古的集宁，说怕影响两个孩子休息，直到这几天才打来电话。她的话很简单：我为你们而骄傲，今天的荣誉会载入历史的年轮，明日的攀登任重道远，仍需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