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访英国
英国
万恶的殖民主义？
提到英国，我的脑中就会闪现出一句字眼——“万恶的殖民主义”，那是我的学生时代老师们经常义愤填膺说的话，接着老师就会历数英国的种种罪状，如“鸦片战争”、“赔款割地”、“租界”、“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对殖民地的压榨等等。可当我带着满腔义愤回到家时，我的三哥却常常面带憧憬地向我介绍英国的另一面——海德公园，一个以言论自由而闻名于世的地方，言语中流露的尽是对那里的向往。没多久，文革开始了，我与三哥都入狱了，四个月后他就被暴政杀害，而海德公园“肥皂箱”的故事却深深地烙在我的心灵深处。因为后来我在狱中遇到了许许多多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他们常常只因一句对现实稍有不满的话，就被以莫须有的罪名而锒铛入狱。现实的残酷与三哥的理想使我更加向往这片言论自由的岛屿。但我内心依然对英国存有几分疑问：大英帝国衰退的真正原因是什么？英国的价值观是什么？它为什么甘愿充当美国的副手？英国曾对世界起过什么作用？英国撤离殖民地给这些国家带来了什么变化？就这样，我带着期盼、敬仰和疑惑踏上了去英国的旅途。
一架飞机换八亿件衬衫
我们第一站是伦敦，它是英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中心和首要工业城市。伦敦市是世界十大都市之一，人口717万，城内的十二个市区称内伦敦，以外的二十个市区称外伦敦。伦敦城加上内外伦敦，合称大伦敦市，面积则达1580平方公里。伦敦也是古迹名胜最多的城市，白金汉宫、唐宁街10号(首相府)、议会大厦、大本钟、“伦敦城”、大英博物馆、圣保罗教堂、威斯敏斯特教堂、格林威治天文台、海德公园和马克思城。从市中心特拉法尔加广场去各主要景点，徒步均不超过45分钟。英国约有一千个独立的博物馆，如维多利亚和艾伯特博物馆、影视、犹太人、伦敦地牢及许多私人博物馆，其中近八百个是国家提供赞助的。如果游客想仔细观赏，在伦敦呆上一个月都看不过来。六千万人的英国，有五千多个公共图书馆，有二百个国家级艺术培训中心。而所有这些公共文化活动中心都是免费的。伦敦是世界领先的艺术中心，每年有650个国际专业艺术节在英国举行，其中爱丁堡国际艺术节是世界上最盛大的艺术节之一。英国人喜欢各种各样的音乐，从古典到摇滚，从乡村到流行，从爵士到民间、还有铜管乐队和世界音乐。每年举行的利兹国际钢琴比赛和加的夫世界歌唱赛都吸引了全世界优秀的青年艺术家。
我们的车行驶到伦敦金融区，它像美国华尔街一样闻名世界，英国企业数量远比美国少，但在金融、保险、投资等行业的管理水平与人才，却不比美国差，金融区每平方公里曾创下十亿英磅产值的纪录。这里有全世界最著名的银行、各国金融机构，世界规模最大的金融、保险、股票、投资、期货等都聚集在这里。在金融领域，英国跟美国完全可以媲美。我们乘的巴士在下班高峰时缓缓经过金融区，看到一大群下班人流从金融街各大楼涌出，经过滑铁卢大桥去停车场，巨大的停车场开出一辆又一辆宝马、法拉利等名车。导游罗先生说：你们不要小看这些金融街出来的白领，他们可是伦敦最富有的一族。
英国是个老牌工业大国，狄更斯的小说从小就给我留下“雾伦敦”的深刻印象，可现在的这里我却连根烟囱都看不到，我们到的几个主要工业城市，也不见有工厂冒浓烟。问导游罗先生，他笑着回答：“都跑中国去了。”早年伦敦是个工业和码头繁荣的城市，伦敦码头曾是英国的生命线，环境污染加上气候，造成长年大雾，“雾伦敦”就此闻名。今非昔比，英国工业已从过去那种严重污染环境，大量消耗资源的传统产业，开始转行发展为金融、电子技术、高科技生物、信息服务等产业，留下的传统旧工业也大多搬家到第三世界去了。罗先生说英国人学聪明了，许多国际品牌都在中国加工，拿回国起码加几倍甚至十倍价格获利。英国人拿一架空客380飞机，可调换在中国生产的八亿件衬衫，可生产这八亿件衬衫从纺纱到染色所造成的环境污染又需要多少投入呢？现在英国大城市都是白云蓝天，而工业化造成的空气、河流与土地的污染都跑到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去了。
“忘恩负义”的英国人
导游安排我们坐大巴一路看伦敦。英国不愧为老牌帝国，与世界各国有关联的故事真多，许多街、建筑都有典故。雄伟壮丽的圣保罗教堂是世界第二大教堂，二战时德国空军轰炸伦敦，最厉害时每晚平均200架次飞机、连续57天对伦敦进行狂轰滥炸。圣保罗教堂周围的高层建筑几乎都被炸毁，唯独它奇迹般地依旧挺立在伦敦上空。希特勒多次想摧毁这座保佑英国精神的圣殿教堂，但每次德军空袭时，就有无数勇敢的市民爬上教堂四周的屋顶，点燃柴草引出浓烟，伪装被击中以此来骗过德空军，英国空军也为保护圣保罗大教堂在伦敦上空与德国空军进行殊死搏斗。可以说圣保罗大教堂是伦敦保卫战的缩影，所以至今教堂在伦敦人的心中都是无价之宝，是上帝保佑英国的神灵。
车子经过英最高法院，罗先生指着对面空军教堂的外墙，叫我们仔细看，伦敦人仍保留着二战时炸弹留下的密密弹痕作纪念。我想起二战中当整个欧洲几乎沦陷在法西斯手中时，是丘吉尔这头雄狮领导着英国人民苦苦守护英伦三岛。他的雪茄烟和地图，连同他常用的“V”形手势，深深留在英国人和欧洲人的脑海中。每到紧要关头，英国人总能听到首相丘吉尔那稍微沙哑的极具煽动性的演说通过BBC电台传到千家万户。1939年二战爆发，丘吉尔发表了著名的讲话：“我没有别的，只有热血、辛劳、眼泪和汗水献给大家……你们问：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可以用一个词来答复：胜利，不惜一切代价的胜利，无论多么恐怖也要争取胜利，无论道路多么遥远艰难，也要争取胜利，因为没有胜利就无法生存。”下议院最终以381票对0票的绝对优势表明了对丘吉尔政府的支持。法国投降后，丘吉尔又对国民说“让我们勇敢地承担义务，这是光荣的时刻”。德国向苏联宣战当晚，丘吉尔再次向全国民众发表讲话，称现在必须与从前的敌人苏联合作：“在过去的25年中，没有一个人像我那样始终一贯地反对共产主义。但是这一切和正在我们眼前展现的情景对照相比，都已黯然失色了……任何对第三帝国作战的个人或国家，都将得到我们的援助。任何跟着希特勒走的个人或国家，都是我们的敌人”。二战时他利用与美国总统罗斯福良好的私人关系，使英国在最关键的时刻，获得了美国大量的军事支持。珍珠港事件发生后，原本处于中立的美国也参战了。丘吉尔告诉英国人民，胜利已经不可扭转，他冒着被德国潜艇袭击的风险，访问了美国。1942年1月1日，丘吉尔代表英国和美、中、苏共同在《联合国宣言》草稿上签字，为战后的世界作出规划。之后丘吉尔又出席了雅尔塔会议、波茨坦会议，与罗斯福、斯大林等领导人多次会面，商讨战后世界局势。战争中丘吉尔与斯大林的关系是十分特殊的。丘吉尔是著名的反共分子，但是在二战中却愿意与斯大林合作对抗纳粹德国。1942年8月丘吉尔亲自访问莫斯科，向斯大林保证盟军很快就会在欧洲大陆开辟第二战场，减轻苏联独自面对德军的压力。盟军的诺曼底登陆行动开始后，斯大林向丘吉尔表示感谢祝贺，称这次行动是“战争史上从未有过足以与之模拟的事业”。
二战结束时，作为反共老手的丘吉尔马上急剧向右转，提出要恢复德国的实力，共同抵御共产主义在欧洲的扩散。那时丘吉尔在英国国内的威望和权势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但他没有把握住英国人民的情绪，却一意孤行。在接下来的大选中，英国人竟出乎意料的放弃了丘吉尔这位大功臣。在民主国家无论有过什么光环的人物，只要违背民意，人民会立刻淘汰他。因为二战后的英国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恢复生产、发展经济，以解决多年战争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困苦和贫穷，英国人担心丘吉尔的注意力和雄心仍然是在欧洲和世界范围内压制共产国际、忽视英国实际上的苦难与现状。而当时英国工党提出了建设福利国家的号召和目标，这对战争刚结束一贫如洗的英国社会有着极大的吸引力。按理说英国人不应该在胜利后把这位民族英雄这么快就忘记，其实这并不是英国人忘恩负义，恰恰说明了英国人的智慧与民主意识之成熟。民主原本就不可能一直依靠某一个伟大的领袖，更重要的是要保持制度的正常运转。历史也无数次证明，当一个伟人的功绩无限大时，离专制其实只有一步之差。只有让德高望重的丘吉尔暂时下台，才能使英国不至于因个人威望过高而可能导致新独裁的产生。当时一向傲然自是的丘吉尔曾为此痛苦不已，可冷静以后他引用希腊作家普鲁塔克的话坦然地说：“对他们的政治领袖无情、忘恩负义，是伟大民族的标志”。事实也证明了，人民并没有忘记他的丰功伟绩，在下一届的大选中，英国人又再一次选择了丘吉尔。丘吉尔晚年曾多次提到建立一个统一的欧洲合众国的设想，1953年英女王授予他最高荣誉嘉德勋章，并封为伦敦公爵以表彰他为英国所作出的贡献。同年，丘吉尔又以其所著《第二次世界大战史》获诺贝尔文学奖。2002年英国全国举行一个最伟大的一百名英国人调查，丘吉尔获选其中。反观我国自1949年以后，伟人迟迟不能走下历史舞台，人民迷信、盲目地相信伟人的能力和良心，结果领袖的独裁狂热症一次又一次致使国家与人民遭受重大灾难，党内又陷入了新一轮的权力斗争中。这或许也是我们国家在近现代的历史上几次走向民主却又每次都夭折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小气”的英国女王
我们由特法尔加广场穿过威风凛凛的海军部拱门，便来到一条宽敞舒适的大道，街道两侧树木茂盛，却遮掩不住一幢威严庄重的大建筑——大道尽头，有一幢带有白色阳台，为优雅花园所环绕的豪宅，舒缓幽静，气派中不失文雅，这便是白金汉宫。该街道上的建筑物，均为英王室所有，到这里，就已经跨入王室圈了。大家惊讶：“啊？！这就是王宫？没有严密的防护，随便扔一块石头就能打碎一块玻璃（当然是不可能这样做的）。”这种开放式的庶民性的姿态，与一般印象中的王宫总觉得有很大的不同。
导游带我们去参观温莎城堡，它是世界上王室所居住的规模最为庞大的城堡，现在仍是英国王室的住所，这座石建筑的威严气势，总使人追忆起历代英王们的权力与光荣。据说：温莎这个名字是罗马时代取的，当时这里仍是座小城，位于泰晤士河一段曲折蜿蜒的岸边，被称作弯曲的河岸。泰晤士河既养育了伦敦，又为英国王室构筑了温莎这片领地，真不愧是伟大的河流。温莎城堡所在的城市被称为“王城”，它的历史比城堡还要悠久。走在城中的石子路上，这种传统与自豪的气氛便会扑面而来。
英国人崇尚节俭的生活，英国王室也不例外，英国女王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就是英国有名的谚语：（节约便士，英磅自来）。据说自维多利来女王以来，王宫里的家具从未换过。每当夜深时，英国女王会穿着白睡衣走过白金汉宫的大小房间，关掉没有熄灭的灯，她不愿自己的家有任何微小的浪费。女王只用印有查尔斯王子纹章的牙膏，因为这种特制的牙膏可以挤得一点不剩。其实节俭的英国女王可能比阿拉伯的石油富豪更富有，据说其财产价值不下二十五亿英磅，还有至少二十亿英磅的伦敦交易所的股票，还拥有许多艺术珍宝和其它地产。不过，每逢一些重要的节日全国欢庆时，王室又会大肆花费，举办各种庆典，极尽豪华和铺张，以向公众显示王家威仪，给民众以极大的趣味和快乐，以至于政府支付的俸禄都不够用，女王还要拿出私人的钱垫付一部分。可见女王的节约并非小气和吝啬，而是考虑如何把钱花费在最合理及最需要的地方。
在英国处处感受到女王陛下受人敬爱的故事，听说有一家报社曾进行过一次与论调查，题目是“如果英国废除君王制你会指定谁为总统？”其结果，第一位是女王，支持率为80%，首相只列第四位，支持率仅为2%。其实这种调查本身体现了英国人爱开玩笑的天性，因为女王是不可以被废除的。罗先生说，女王作为大使访问世界各国，特别是现英联邦的一些地方，该国家的贸易收支状况都会好转，足以说明女王在英联邦的威望。
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建立君主立宪制的国家，女王所辖的权限范围很广，她可以将领土让给他国，可以解散政府和军队，还可以把海军船舰一艘不剩地卖掉，甚至可以使全体国民成为贵族或使所有囚犯获得自由。但君主在英国并非就意味着独裁，光荣革命后形成的“王在议会，王在法下”的的原则，使君主立宪政体大大削弱了国王的权力。国家权力的中心在议会，议会是国家的最高立法机关，由内阁掌握行政权并对议会负责，法律上赋予英王的权力都由内阁和议会行使。国王是国家元首、联合王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和英国国教的世袭领袖，君主处于“统而不治”的地位，而作为国家的象征的地位更为突出。英国人认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会休止。”我深深折服于英国人的智慧，他们竟然把专制君主制改造成捍卫民主制度的力量，把需要严加控制的无限君权变成了维护人权、民主、反对政治独裁的有利武器。古老的君主制到了英国人的手里又焕发了新的生命力，同时又为那些至今仍深受君权独裁的国家提供了极好的走向民主的范例。在英国是王室产生权威，女王在非常时期（如二战）站出来，像旗帜一样召唤民众的认同和团结。而首相是利用权威进行治理，像布莱尔所说“人民需要的是女王，不是我。”一代又一代英国政治家，一方面努力维护女王的神秘、遥远、尊贵；另一方面则努力使社会制度越来越直接、简洁、有效。女王与政治家之间心照不宣和心有灵犀，使英国作为最古老的现代国家能够度过历次危机并运转至今。
海德公园的遐想
我们的巴士多次经过海德公园，我向导游一再要求去看看，在我怂恿和影响下，团里的知识分子也表示愿意放弃购物行程实地去感受一下。海德公园“演说角”起源于1855年，当时英国人还没有集会自由，就到海德公园里来“出出气”，慢慢地成了一种“习惯”。人们在每个星期日的下午来这里，自带装肥皂的废木箱作讲台，所以这里也称“肥皂箱上的民主”。设想一下，一个政府不怕批评、不怕号召被推翻、并欢迎无论是谁都可以在演讲角把自己的想法、观念、甚至批评政府的看法，用自己喜欢的语言尽情表述，这个政府需要有多大的勇气！这个传统已保持了一个半世纪，英国历届政府一直开明地保护这小小的自由论坛，也从来没有因为这里的反政府言论而引发骚乱，当然，英格兰场（秘密警察）更无权干涉。
第二天周日上午，导游把我们带到海德公园的演说角，公园里冷冷清清的，我们没有看到肥皂箱，也没有看到人演讲，倒是看到一帮中国的法轮功学员，三女二男，发现我们是大陆来的游客，拼命向我们发宣传品并拉我们去听他们的演讲。团中不少人怕事躲避，我与几个知识分子上去听了大约十分钟，一个法轮功学员在激动地讲“九评共产党”，不远处有个英国警察坐在长凳上看报。导游说如果平时有人来演讲的话，这儿是一堆一堆的人，有的人会讲对上帝的信仰，有的人会批评首相布莱尔，有的会抗议美英对伊拉克的战争，还有就是中国的法轮功。不过再怎么样，如今的海德公园已经完全没有昔日“自由论坛”圣地的风光，伦敦人已经不再看重“演讲角”，甚至有的人把到这儿来演讲的人看成“疯子”。
海德公园“肥皂箱”的没落并没有让我失望，相反我更感受英国人的自由与宽松的政治环境，也许绝大多数的英国人已经不需要通过这种方式来表达对社会的不满和捍卫自己的权利了吧。在历史上，英国的海德公园曾激励过无数封建独裁政权下的有识之士和爱国学生效仿。以中国为例，从北洋政府时期的“五四运动”、到国民党时期南京大学生上街演讲呼吁国共合作、再到新中国文革结束前发生的“天安门广场四五事件”和后来的“六四运动”，都仿效了海德公园的模式。我曾无数次梦想，中国何时能有一个像海德公园这样的属于人民自由演讲的论坛。一个国家和社会，人民能不能自由公开地批评政府和政府的高官，是最简单判断一个国家是否民主的标志。如果中国有个海德公园，我三哥刘文辉就不会成为文革第一位殉难者；如果中国的北京、上海都有“演讲角”，有“肥皂箱论坛”，也不会有成千上万追求独立思考的中国人坐牢或被杀。世界上一切事物中，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而在中国仅仅为了言论自由就要杀掉这么多人。为控制言论自由，最高领导会精心策划一个“阳谋”，把中国五十五万知识分子，当毒蛇抓起来关在笼子里，试图让他们永远闭嘴，这种现象也只有独裁政权下才会发生。换个角度说，海德公园正是英国人的一项伟大的遗产：言论自由与出版自由。1844年，马克思流亡到英国，在这里写成了反对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资本论》。1845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又在伦敦参与筹建了共产主义者同盟，并撰写了标志共产主义诞生的文献《共产党宣言》。英国能接纳容忍马克思在伦敦定居三十年，让他制订一个批判和推翻资本主义的乌托邦计划，建立他的共产主义学说，这个被我们一贯丑化的英帝国主义在一百六十年前都不怕人民言论自由，以宽容之心接纳对待异议人士，而我们所谓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社会为什么如此害怕人民独立思考？如此害怕人民言论自由呢？
八百年剑桥和牛津
在英国，剑桥与牛津齐名，都是世界著名学府，都有近八百年历史。牛津被称为“大学中有城市”，而剑桥则是“城市中有大学”。剑桥大学成立于1209年，著名的康河横贯其间，共有三十五个学院，错落地分布在只有十万人左右的小镇上，各具风格和独立的个性。剑桥大学是公有制，由国家拨款，学院为私有，自负盈亏，所有学生的教学由大学负责，学院负责学生生活和业余辅导，大学与学院相辅相成，经济上独立。剑桥大学校长与牛津大学校长都由英女王的丈夫菲力普亲王担任。美国《时代周刊》公布当年世界名校等级评估分类排名：剑桥大学教育质量第一、科研质量第一。联合国及有关权威机构在评议世界前十名最优秀大学名额中，几乎都被美国垄断，但英国这二所名校却一直榜上有名。据说在剑桥与牛津评定一个学院的高低，主要是看二样东西，教堂与图书馆收藏量。英国人认为：教堂代表一个学院的精神和灵魂，藏书代表学院的知识量。
我们在导游带领下，步行走进剑桥大学，剑桥最有名的建筑是剑河上的一座木桥，这座桥因为当年留学剑桥的中国诗人徐志摩的《再别康桥》一诗而名声大振。三一学院是剑桥最大最有名的学院，大门左边草坪上，有一棵矮小的苹果树，据说它就是当年牛顿悟“道”的“菩提树”。尽管剑桥保存许多中世纪的建筑，但就整个剑桥的外观而言，仍是明快而且现代化的。同为名校，气氛却不相同。牛津以人文及社会科学见长，剑桥则在自然科学领域中人才辈出。就一所大学来说,剑桥大学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的人数之多为世界第二，共25位，其中多是来自卡文迪什研究所的物理、化学领域的学者。也许正是这种传统，才给剑桥城营造出一层理性而乐观的气氛。剑桥不仅是培养英国精英和领导人的摇篮，还培养出许多英联邦国家的领导人，如印度前总理尼赫鲁、拉吉夫·甘地、马来西亚前总理拉赫曼等人。剑桥学生以刻苦自觉而出名，整个小镇弥漫着浓重的尊师重教风尚，传统在这里得到尊重。剑桥学生入学要宣誓：“我现在己成为剑桥大学的一名学生，我要刻苦学习，致力于剑桥的发展，以剑桥为荣——”。每次颁发奖学金，要举行盛大的发奖仪式，而当举行毕业典礼时，则由校长率领全体得到学位的学生在剑桥镇“游行”，接受市民的夹道祝贺。
与美国的精英大学（主要是私立）不同，牛津是公共机构，这座大学城有三十九所学院，一万六千五百名学生，其中五千名是硕士博士生，有130个国家的四千名精英分子在此留学。如今在牛津教师队伍中有83位皇家学会会员、125位英国科学院院士，如此多的杰出人物，可见它研究力量的雄厚。这所名校培养出英国和其它国家的很多政治人物，如撒切尔、布莱尔、克林顿、李光耀等人。罗先生指给我们看一座古老壮观的建筑，说这是希尔德尼亚辩论厅，在牛津毕业、在学术各领域有杰出贡献的人如诺贝尔奖获得者，都会到这里参加典礼，先遭围攻责问，然后辩答，从而一场反驳、论证的伟大理论正式宣告诞生。
其实，一所大学的成功恰恰在于它是否保护与推崇独立思考。中国蔡元培时代的北大就是这样一所学校，它做到了海纳百川，使得来自世界各地、古今中外的思想都在大学的天地间发生碰撞、交流，因此造就以后那么多深深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伟大思想家。而牛津、剑桥的历史更是说明了大学乃是自由思想的发源地，应该保护和倡导，只有如此方能造就世界一流的大学，才会培养出一流之人才。记得有许多海外华人学者有个共识，中国的大学什么时候取消校党委制，不把大学作为培养工具的摇篮，让学校学术思想自由独立发展，那时它们才有可能进入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
同行的大学和司法局干部
在此不得不提一下这次行程中与我同房的大学干部。在机场他们就给我介绍了这先生，是上海某著名高校的一位处级干部。送行的人还当着我的面塞给他一个红包，当然李先生也客气地推了一下，但最后还是拿了。经十天的早晚相处，我才知道李先生是该校外事出入境办公室主任。李先生自豪地说，他出国一般都是公费，从不掏腰包，而且单独住，这次也是旅行社硬请他出来玩的。跟我同住是破例，塞给他那个八百美元的红包算是补偿。李先生随身带了三部手机，我问他出来放松还不忘工作？他笑着告诉我，每年这个时候，也就是高考发榜招生前，他都要逃出上海避风头。因为他是一个手中有实权的人物，掌握着该校出国留学、进修、考察、学术交流等的报批权。学校除了几位权势人物如党委书记、校长以外，底下的人都要拍他的马屁，就是校领导出国也都是由他一手操办或陪同。他所在的单位是上海第三大涉外单位，每年进出国的人数超过千人，他的三部手机分学校、家庭、社会。这段时间他们学校及附中、附小都在报名录取学生，他如果在上海是无法安宁的，家门非被踩破不可。唯一的出路就是逃到国外，这次到英国已是第二次。我不解学生家长为何要找他而不找校长？他又笑着说：“讲不清。”因为掌握招生的干部教师每年都能以考察名义出国，而报批工作都是他一手操办的，加上许多领导不方便办的事他都可以去办。作为回报，内部留给他一些可以支配的活络名额。
与李老师相处的半个月使我眼界大开，一句话：中国高校的知识分子，特别是教育干部也奢靡。他们穿的衣服比我们商人的都显眼，出手也非常大方。与他的交谈中得知了不少高校知识分子“扒分”、赚钱的手段和诀窍，真是五花八门。自从这几年的教育改革产业化后，为高校的老师大开方便之门，在中国赚钱远比在外国容易，以至于海外一些学校聘请他们出去都不愿意。他们热衷于搞自己课题的“自留地”、搞各种各样高额收费的企业家讲课班、研修班。加上大学资源丰富，年年扩招的研究生又是他们这些教授可以无偿使用的“打工仔”。照理讲研究生是属于精英教育，不是大众教育，盲目扩招必然造成学历泡沫化，可是金钱的诱惑力压倒了高校教育的良知。从李处长嘴里我还知道，当今大学里用公款买文凭、混文凭已泛滥成灾。研究生进修班普遍滥竽充数，考试舞弊、甚至根本没有考试就发学历资格证书。光2004年中组部调查了67万名处级以上干部，就发现每40名至少有一人文凭有问题。
我出国常遇到不少大学教授与名牌中学的高级教师，知道他们个个很富有，做家教、“背猪猡”、“开圆桌会议”忙得不亦乐乎。从前毛泽东贬低知识分子为“臭老九”，今天“臭老九”们正扬眉吐气为钱而疯狂，他们没有过多精力再关心正常的教育质量，钱的诱惑远高于育人师德。在上海经常听年轻教师说：在学校校长是“老板”、教师是“打工仔”、学生是“客人”。在现在社会的环境下要培养出一些有诚信与爱心的学生，一个字“难”！试想，如此功利的大学校园怎么可能培养出优秀的人才呢？
在牛津下榻的旅馆里我们碰到一群来自东北司法局的干部，在异国他乡，老乡相遇自然也十分亲热，随意聊起来。得知他们一行以考察名义访问英国十八天，实际在牛津学习交流三天，剑桥二天，其余时间游遍了英国。我们真“羡慕”他们，因为他们的团费是我们的几倍，吃喝玩乐的规格当然比我们自掏腰包的人强多了。问他们在英国学习交流收获如何？几个干部说，英国老了、落后了、比不上美国，城市现代化建设也比不上中国几个大城市。问他们对英国司法感受如何？几个老干部又说，两种制度没法比、没法学。有个女干部自豪地向我们炫耀，他们每年都公费出国，改革开放以来几乎每个干部都跑遍第一世界去考察学习。她指着带队的书记说：他公费到过三十五个国家。我们团内一位退休的大学教授自嘲地对我说，“刘先生你是我们团里到过国家最多的人，可还是比不上那书记大人，还少一个。”我苦笑着回答：“当然，因为他们是人民的领路人，自然要跑在前、跑得多。”我心想，我们老百姓自费出国旅游花的是自己挣来的辛苦钱，国家干部公费考察花的是人民的血汗钱，两者根本没法比。我自费出国已三十多次，碰到这类干部不在少数，我常为中国人民悲哀，每年上缴国库的税钱，要白白花掉多少来供这些干部出国游山玩水？来供这些干部一饱眼福和口福？而反过来，如果这些人真能学到一点对人民有益的东西，花掉点人民的血汗钱那还不算冤。有时我也有点阿Q想法：中国人花上几千亿不冤！让每个做官的轮流出国去看看，就算是木偶或者是那已经僵化的脑子，总能分辨出一些黑白好坏吧！总比在家里用公款“你好我好大家好”，吃掉几千亿还合算，还划得来吧。
古老的约克
吃完早餐后我们就去一座中世纪的古城——约克，它是罗马人于公元71年创建的，被诺曼人征服之后，这座城市得以急速发展，而今已成为大城市和英格兰北部的宗教中心。漫步在约克街头，我仿佛看到一部英国的历史，城墙是罗马时代奠基的，中世纪的城墙环绕城市，各条小路两侧均是木结构的房屋，许多建筑虽说都已有400年至600年的历史，但至今保留完好，还弥漫着中世纪的气氛。约克被英国人认为是最适合居住的地区。说实话作为上海人，我们曾为市政府保存了外滩这段殖民租界时代的建筑叫好和自豪，但到英国一看真羞愧，英国人对历史性建筑的保护意识如此强烈认真，像上海外滩这样的保护建筑在英国的普通城市随处可见。另外，在伦敦等大城市，为了保护古建筑已制订了不少有效的法规，例如不准某地区造高楼，不准拆建任何古建筑。我们亲眼目睹在伦敦市区的街面，现代化楼房建成后，把古建筑的原貌墙面整体再移植上去。在英国，我们深切感到他们在保护历史、古迹、文化、传统方面可谓不遗余力。约克就是典型，整条街面的房屋，鲜艳的红砖建筑都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产物，不同时代的文化共生、相互融合、十分有趣。我们的汽车停留在中世纪老火车站的停车场里，现在那里也已变成世界上最大的火车博物馆。
我想起曾招待过一个在海外居住了半辈子准备回国买房养老的华侨，陪同他在上海看了几天，以为他一定会对上海的高楼大厦称赞，谁知他看后感叹地说：“没了，什么都没了！旧上海二三十年代的殖民文化、建筑街道都改朝换代了，这已不是我想安度晚年的故地。”后来老华侨走了，我却一直在深思，我们不少中国人为城市改革开放建造的高楼大厦洋洋得意，可西方发达国家为什么中止呢？适度的城市改造是需要的，可是像现在这样生活在水泥森林里，过去大多数的文化历史建筑都拆毁了、传统遗迹都消失了，难道这就是社会进步吗？难道说这就是人民幸福了吗？我跑了三十多个国家，看到一点事实，在城市建设中，我们在走西方遗弃的工业革命老路，人家在总结后抛弃的东西却被我们捡来而自得其乐，中国的领导者们为什么那么不喜欢反思呢？
导游带大家登上城墙，便可以见到约克大教堂那庄严的身姿，近处则有乌斯河横贯市区缓缓流过。约克大教堂是全英最大的哥特式建筑，十二世纪初动工，直到1472年才完成，耗时250年。高高的天井、白色的粗柱、绚丽的玻璃画，在阳光下熠熠生辉。身处教堂中，即使不是基督教徒，也会有种不可思议的神圣感受。教堂纵深160米，为欧洲最宽的哥特式教堂正厅，大西窗玻璃其华丽的镶窗设计为心型，故此窗以“约克郡之心”而广为人知。屋顶浮雕描绘了基督和圣母玛丽亚的生平，左侧一幅名为“五姐妹”的彩色玻璃画在阳光照耀下焕映出沉静的光辉，美仑美奂。正午，教堂的钟楼报时，音色美妙的钟声响彻全城，震撼人们的心灵。人们来此教堂做礼拜的传统已保持了十三个世纪，我也不禁驻足片刻，去体会基督徒们静思基督、感受天父的恩泽的气氛。
教堂在英国的历史上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是接近神的追求。在英国遍布各地的大小教堂、寺院、修道院建筑令人叹为观止，不论是坐落在大城市或乡郊小镇，其别具匠心的设计及装潢无不教游客啧啧称奇。高耸的尖塔、巍峨的钟楼、灰白的石块、红砖，显示了教堂与别处不同的特色。教堂的大门经常敞开让游客入内参观，没有商业运作痕迹。欣赏光线透过彩色玻璃幻变出浑如彩虹般的光芒，以及巧夺天工的石砌地板、登上拱顶俯瞰教堂内外的景致，都给人以悦目赏心的乐趣。英国有很多个性鲜明的历史人物都脱胎于英国的宗教历史，包括在英国发动新教改革的亨利八世，充满神秘色彩的圣帕特里克，“狮心”王理查德等。在英国的古建筑中，我看到的数量最多、保存最完美的就是教堂，这说明什么？这个民族有信仰，也尊重自己的信仰和传统。
“日不落帝国”
一路上我们碰到许多美国人、欧洲人、印度人，南非人，而碰到的亚洲人中又大多是日本人、新加坡人、香港人和台湾人，在牛津剑桥大学区和机场还看到不少美国、日本、香港的青少年暑假团，听说每年有大批学生旅游团到英国一些名校宿舍体验生活。我们问罗导：为什么这些人特别爱跑英国？他说，因为有许多国家原是英国殖民地，宗教文化、语言教育、法制法规、都受英国影响，或有的国家干脆原封不动搬用沿袭。这些国家的人去英国与我们有根本不同，其语言原本一样，多数自由行，他们来英国旅游是去了解历史、寻觅渊源。
十八世纪中叶，由于政治、经济及技术方面逐渐成熟，英国兴起了一场产业革命。随着蒸汽机的发明，各种机器的使用，到十九世纪中叶的维多利亚时期，英国成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工业国，在生产及贸易方面跃居世界首位。这个当时世界上最著名的海军大国，到处推行炮舰政策，夺取海上霸权，扩张殖民地，搜刮别国资源财富。在海外统治的地域遍及欧、亚、美、非、澳洲，当时它侵占了比本土大150倍的殖民地，号称“日不落帝国”。那时一个英国就能对抗整个世界。到了19世纪末期，由于美、德等国的崛起，英国逐渐失去了优势。后来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受到重创，大英帝国国力日渐衰落。原属本土的爱尔兰岛，其南部的26个郡在1921年脱离联合王国，成立“自由邦”，1937年宣布为独立共和国。二战结束后，由于被经济衰退所困扰，殖民地成为英国经济的负担，英国必须做出选择，是继续地输血维持还是抛弃转而将有限的资金投入到本国的发展？英国最终选择了放弃。殖民地纷纷独立，但独立后的英殖民地大部分都选择留在英联邦之中，大英帝国逐渐演变成现在一个组织松散的英联邦。
二战后，英国的地位与财力，跟美国越拉越远，世袭贵族出身的老牌英帝，只能老实听从新贵兄弟的调遣与使唤，尽管心里不爽，但也确属无奈。可他们无论从宗教、血统、基督精神或价值观来看，兄弟俩则完全是一致的。而最关键的是，他们都同样推崇自由、民主，平等，推崇基督的价值与基督的普世精神。这或许是为什么在当今的国际舞台，英美两国能始终保持一致的重要原因之一吧。英、美过去对世界格局起到巨大作用，今天同样如此，只是美国老大的地位更加突出罢了！如果说，英国将自己的民主制度撒播在世界各地大大小小的殖民地；美国就是在继承了英国的这一传统的基础上，不仅从外部进行制度的推广，更是将民主与宪政的精神和基督的普世主义推广到了更大的世界范围。正是在二者前后相继的努力下，将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政治改造成民主与宪政的制度，使那里的人民能够拥有人权和民主自由。同时，他们又对世界上的那些独裁流氓无赖国家造成了巨大的威慑作用，为维护世界的秩序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就拿伊拉克战争为例，专制独裁者萨达姆是个无赖，他可以随意侵吞弱小国家，可以在国内随意搞民族宗教清洗，可以把国家石油当私产任意挥霍，可以对人民滥杀无辜。美国要教训这流氓无赖，英国尽管内部反对声不少，政府还是调兵遣将紧跟。美英出兵大捷，活捉了专制独裁者萨达姆。当然，尽管出兵有理有据，只可惜占领军却查不出化学扩散武器。在西方世界，什么都讲证据，不管你总统或政府权力有多大，如果由于缺乏证据，政府哪怕做成了好事，获得了胜利果实，也脱不了欺骗、愚弄民众的干系，英首相就差一点被人民赶下台，美国的国防部长也成了替罪羊。尽管目前英国的经济形势有所好转，但仍旧面临失业率、通货膨胀率和犯罪率偏高，及是否加入欧共体与货币联盟等许多问题的困扰。但以“不变为荣”的英国人，也在悄悄发生着脱胎换骨的变化，现在也正努力地进行着新的变革。
大英帝国在世界上曾留下许多殖民地，我们一直攻击她是万恶的殖民主义。几十年来中国人一直喜欢把任何事物都绝对化，要么把所谓意识形态“敌人”讲得很烂，攻击得一无是处；要么又把意识形态的“朋友”吹得天花乱坠，说成“同志加兄弟”，从来不客观中肯。
从殖民地的角度来看英国，可以说是毁誉参半。英国掠夺殖民地的资源、进行人口贩卖，获得了自身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所需的人力、物力。同时，英国为殖民地留下了更好的基础设施，给当地带来了先进的科学技术与投资、商业管理模式，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与生活水平的提高，殖民地也获得了英国的法律框架与国际性的语言英语。在殖民地脱离帝国独立之前英国都会试图将它的议会民主制留给殖民地人民，虽然并不是所有的时候都获得成功。中国人可以想想：如果英国推行的是万恶的殖民主义，那么昔日这些英殖民地应该是世界上最穷困潦倒的国家。恰好相反，它们大多数比中国富裕、民主。许多殖民地独立后还保留着英国留下的所谓“万恶的殖民制度”，仍旧留在英联邦大家庭里，依旧敬重英女王。当年香港回归谈判时，照理说流离失所100年的游子回归母体应该兴高采烈，可是恰好相反，许多香港人反而是提心吊胆。谈判再谈判、艰苦马拉松的谈判。幸亏邓小平开出了一帖中西结合的良药：“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才结束了谈判。但令人奇怪的是：这场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逃港风潮一直没有很好平息过，为什么富裕起来的大陆人始终想望香港？记得1958年伟大领袖对中国人民说：“十五年之内一定要赶超英国”，半世纪过去了，我们赶超了吗？
另一方面，作为世界资本主义的发源地，英国的崛起和发展曾经对世界历史与文明的发展产生过巨大的推动作用，对于人类历史的功绩不容抹杀。
从政治制度上讲，英国是最早建立资产阶级民主框架的国家，1640年发生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它对整个欧洲和世界的意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里是这样评价的，17世纪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和18世纪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并不是英国的革命和法国的革命；这是欧洲范围的革命。它们不是社会中某一阶级对旧政治制度的胜利；他们宣告了欧洲新社会的政治制度。……资产阶级的胜利意味着新社会制度的胜利，资产阶级所有制对封建所有制的胜利，民族对地方主义的胜利，竞争对行会制度的胜利，财产分配制对长子继承的胜利，土地所有者支配土地制对土地所有者隶属于土地制的胜利，教育对迷信的胜利，家庭对宗族的胜利，进取精神对游侠怠惰的胜利，资产阶级法权对中世纪特权的胜利。……这两次革命不仅反映了它们本身发生的地区即英法两国的要求，而且在更大得多的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整个世界的要求”。马克思还说：“资本主义发展的一百年超过人类历史的总和”。而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又比法国大革命早了整整一个半世纪，其对整个世界、人类历史的意义就显得更加重要。
从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看，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完成工业革命的国家，对整个世界都曾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不论是铁路、邮政系统，还是议会制度等，都给世界各国学到很多东西。特别是在工业、人权与贸易方面，英国都比欧洲早开始且成就卓然。
十八世纪以前，人类的生活方式实质上与古代人的生活方式并没有太大的差别，用木头盖房子，交通运输靠马车，靠风力来推动帆船。工业革命后，金属和塑料补充了石块和木头；铁路、汽车和飞机取代了牛、马和驴；蒸汽机、内燃机和原子动力代替了风和人力。举蒸汽机一例，它的历史意义，无论怎样夸大也不为过。它提供了治理和利用热能、为机械供给推动力的手段，使人类不再依靠大自然提供动力。可以说，十八世纪，是英国引领了整个世界在发展。牛顿的万有引力“四大原理”宣告了科学时代的到来，人们这样形容他的发现——“上帝创造了人类，而牛顿发现了上帝创造世界的方法”；工业之父瓦特的“万能蒸汽机”，是企业家博尔顿与发明家瓦特的天作之合——在当时哪个国家能造出工业化的机器，哪个国家就会成为世界经济的领跑人；而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贯穿英国自由市场经济史，他指出了“市场规律”这隻控制经济的“看不见的手”。他们三人在英国把生产、技术、科学推到高峰。
试问，又有哪个资本主义国家在人类历史的转折点上，在政治制度、经济发展与科学技术上做出的贡献可以与英国相提并论呢？
“万恶的殖民主义”之恶名该平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