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昌故城，重新发现玄奘大师
1798年，拿破仑统帅法国军队进入埃及，为了鼓舞士气，拿破仑手指着吉萨金字塔说，“士兵们，4000年的历史和古埃及的法老在注视着你们，前进吧，去征服他们！”
2007年，假若拿破仑来到高昌故城，假若他亲身走过新疆、甘肃的雪山戈壁、大漠绝域，他一定会情不自禁地高呼，“士兵们，2000年的历史和盛唐的玄奘大师在注视着你们，前进吧，去了解他们！”
他是一位体制外的无所畏惧的盗火者
没有册封御弟 、 赐钵赐马、赐号赐酒的殊荣，也没有锣鼓喧天、彩旗飞扬的盛大欢送仪式，更没有“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的诗意豪情。
唐太宗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即汉武帝的军队筑成高昌故城后700年，27岁的玄奘为了探求佛法求取真经，“冒越宪章，私往天竺”，违反了朝廷当时禁止百姓擅自西行的规定，混在一伙四出逃荒的饥民之中离开长安，踏上西天取经之路。这之前，在贞观元年（627年），玄奘曾结侣陈表，请允西行求法，但未获朝廷批准。
这就是说，后来名扬天下的大师，当时是一名地地道道的偷渡犯。没有帝国的通关文书、没有寺院的证明文件、也没有任何权贵阶层的支持与举荐。唐僧曾被凉州朝廷地方官员下令捉拿、曾被玉门关外五个烽火台的守边兵士张弓放箭险些射伤，常常是昼伏夜出，惶惶终日。
只是在高昌国，一个今天看起来不过是大唐的小小边陲属国，一位地方军阀麹文泰给予他足够的理解和支持，成为他一路西行的重要转折点。
在始于汉代的向西开放中，中华民族还没有任何一位历史人物敢与这位年轻的僧侣比肩而立。
一个文弱的读书人，仅仅凭着对一种精神世界的追求和向往，没有任何国家、族群的资源支持，就敢于挑战高山大漠间的荒凉冷寂、挑战漫长的异国他乡旅途中的种种险恶风波、挑战现行秩序对这种挑战的禁锢和扼杀。
仅凭这一点，就足以使天下学子暗淡无光。
他是一位横贯亚洲次大陆的史诗般英雄
佛说，九九归真，他的劫难也许比八十一难还要多。
“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复无水草”的八百里流沙，4天4夜滴水未沾，难以忍受的干渴；
恒河边，强盗把他绑上祭坛；戈壁滩，徒弟白刃相向，祸起萧墙；
天山绝顶，雪崩冰裂，险象环生，随行人冻死了十分之三四；
国君的逢迎、豪族的赞誉、美人、财富、权力的多重诱惑；
。。。。。。
他把这一切视为修行的一部分，甚至不得不以绝食的方式挣脱盛情挽留继续西行。
他的毅力、忍耐、坚持，已达至“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的境界，这就是任何人不敢藐视的信仰的力量。
弹着竖琴到处吟唱的古希腊盲诗人荷马，曾根据希腊神话中的海上冒险故事，记叙了杰出的英雄俄底修斯历经十年海上漂泊、返回故乡伊塔卡的历程，一部史诗《奥德赛》因此被万人称颂。
但是，切不可忘记，俄底修斯经历的许多艰难困苦，毕竟是史前遥远的神话传说而无法考证 。而玄奘徒步十多万里，历时十七年，经138个大小郡国的颠簸流离过程已为《大唐西域记》及后来史家的浩瀚文字所证实。
“乘危远迈，杖策孤征”----他和俄底修斯的最大不同在于，后者是为了回家而战胜种种艰难；他是为了离家而以身犯险。
而他离家的唯一目的，是为寻找一种更美好的精神家园。
英国历史学家史密斯说，“我们无论怎么样夸大玄奘的重要性都不为过。中世纪亚洲次大陆的历史一片黑暗,玄奘是唯一的光芒。”
另一位西方学者这样评价玄奘：“他不单单是一个伟大的旅行家，象马可.波罗；他也不单单是一个伟大的神学家，象十二门徒之一的圣托马斯；他倒象是特洛伊战争的勇士，象中世纪传说中的一往无前的国王，他是一位史诗般的英雄，勇往直前。”
他是一位审时度势的人文科学大师
复旦大学钱文忠教授说，玄奘的西行之路，被现代人认为是一条由信念、坚持和智慧浇铸而成的求知之路。
历经17年的努力，贞观十九年正月二十五日，玄奘返祗长安。史载当时“道俗奔迎，倾都罢市”。
曾经的体制外的自费访问学者，此时深知只有依靠帝国强大的垄断资源才可能完成取经后同样艰难的译经、传道的宏大事业，他和如日中天的唐太宗达成了微妙的同盟。
又经过19年的辛劳，玄奘和他的弟子利用皇帝征召的大批人力物力，前后共译经论75部，总计1335卷。所译之经，后人均称为新译。
正如葛剑雄教授指出的，一个“非法移民、非法出境的个人行为”，促成了世界上两大古代文明的第一次交流和融合，这是何等前无古人的丰功伟业。
印度学者这样评价玄奘：“在中国以外没有这么伟大的翻译家，在全人类文化史中，只能说玄奘是第一个伟大的翻译家。
玄奘之学，博大精深。17年的游学和19年的译经，使他独步佛坛，成为印度佛学发展到最高峰的首屈一指的集大成者。
一时俊彦，俱集门下。神昉、嘉尚、普光、窥基，号称奘门四哲。他还是唯识宗，又称为法相宗的实际创始人，此宗所传唯识因明之学对后来的哲学、宗教有着广泛深刻的影响。
玄奘大师所撰的《大唐西域记》，成为研究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孟加拉国以及中亚等地古代历史地理之重要资料。
玄奘西行取经的曲折经历成为后世中国文学的重要话题，如元吴昌龄《唐三藏西天取经》杂剧，明吴承恩《西游记》小说等，均由其事迹衍生。
一位伟大历史人物被传统文化扭曲改写
“烈火烹油，鲜花着锦”，曹雪芹用这种同质的事物极力铺写贾府一时之盛。
如果将烈火浸入冰水，将鲜花打入冷宫。
这就是玄奘大师代表的精神追求在后世的尴尬境地。
大师西行后600年，大旅行家威尼斯人马可波罗口述了一部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其重点部分是关于中国的叙述。从此打开了欧洲人的地理和心灵视野，掀起了一股东方热、中国流，激发了此后几个世纪的东方情结。许多人开始涌向东方，学习东方，以致欧洲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革。许多伟大航海家，扬帆远航，探索世界，是受到马可 波罗的鼓舞和启发。事实上，美洲大陆的发现纯属意外，因为游记的忠实读者哥伦布原本的目的地是富庶的中国。
比马可波罗成书更早的玄奘大师的《大唐西域记》在中国激起了什么象点样的波澜或者浪花呢？除去佛学在国人中的普及之外，可能它后来唯一值得一提的成果就是-----绝大多数的中国老百姓通过那部通俗小说《西游记》，第一次知道玄奘的名字。
《西游记》里的唐僧（玄奘）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呢？
迂腐软弱、不识世务、书生气十足、慢性子、窝囊废、遇事不分青红皂白、不辨是非、小白脸。。。。。。
传统文化对一种异己的精神力量的疯狂解构已经达到完全难以理喻的地步。
被史官文化浸染过的中国历史，已经将一种守土重迁、畏惧风险、畏惧现行秩序和权力、安于稳定和谐道德的理想框架强加给每个历史人物。经过千年流变，这种一次过滤后的扭曲镜像，又被史官文化的姻亲兄弟市井文化进行更加荒唐的二次过滤。二次过滤后的唐僧已经完全找不到那个生气勃勃、藐视权威、勇于探索、敏于饯行、有个性、有理想、有追求、有操守的个体形象，而可悲地沦落为一个在科举文化和专制体制的重压下唯唯诺诺、规行矩步的落魄书生的群体代言人。
文学和文学中的人物形象，归根结底是反映历史、反映文化、反映人类精神追求的，同时又给予该种文化滋润的人群以巨大的鼓舞激励作用。
俄底修斯的精神，曾激励了从荷马时代到新经济时代的所有欧洲人。
具有与俄底修斯同质精神结构、比马可波罗更加坚韧不拔的玄奘大师，被他的母国以一种近似戏虐的方式演绎了近千年。
这是谁之罪？
新疆行随感录系列之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