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宓与西北大学
吴宓先生少年时从学于陕西三原宏道学堂，以后考上清华学校留美预备班，振翮万里，
在美国哈佛大学接受了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回国后，不论是任教于东南、东北、清华
各大学，还是主编《学衡》和“大公报”文艺副刊，乃至主持清华国学研究院，直至在“文
革”后期喊出“头可杀，孔不可批”，综观其一生文化理想，是要以中国传统文化之精华与
西方现代学说融汇，探求国粹之保全和国人精神之平衡。由于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和文
化演进中激切功利之风大盛，吴宓先生的苦心孤诣久蒙误会，最近，钱钟书先生在《吴宓日
记》序言中恳切言之：他的毕生学说即受先师“人文主义”和“博雅”之影响，堪谓一言九
鼎。
吴宓先生这位陕籍学者，发轫于泾渭之滨，晚年埋骨于嵯峨山下，但是，陕西的学术界
和教育界似乎没有得到他很多沾溉，吴宓先生是否“乐不思陕”，对家乡缺乏感情呢？近年
来，《吴宓自编年谱》和《吴宓日记》相继出版，披阅寻绎，发现吴宓先生有几次和西北大
学的联系，本来是有可能落居于故乡学府的，可惜都因为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的原因，致成空
谷足音，失诸交臂。
吴宓先生在清华学校留美预备班时，因抗议校中美籍教师对学生的严苛参预了一次学潮
。在学校当局的恩威并举之下，吴宓和大多数同学屈服了，惟有四川江津籍学生吴芳吉以气
节自命，坚不认错，最后丧失了清华学籍。吴宓钦敬吴芳吉的人品志节，也倾慕他的诗才。
在主编《学衡》》时，即竭力揄扬。1925年，他担任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主任，学术声誉日隆
，各地大学多有委托先生代聘教授者，吴宓便力荐吴芳吉，均以其未得大学-而拒之。当
年7月28日，吴宓亲往北京石驸马大街的太平湖饭店，造访西北大学校长李仪祉，“为碧柳
教职故也。”李仪祉和吴宓是世交，又在用人之际，一说便通。9月4日，吴宓送吴芳吉赴西
安。当日有诗：“重逢乍别此京华，十载劳生未有涯。照眼兵烽轻险阻，填胸浩气辟龙蛇。
荣枯易地同兹梦，秦蜀连疆何处家。”吴芳吉到西北大学后，马上被任用为国学专修科主任
、教授。由此可见当时吴宓先生在学界的影响力。
1926年下半年至1927年初，西安城被军阀刘振华围困数月，吴芳吉和西北大学师生同城
内军民备尝艰苦。这时，吴宓的嗣父吴仲旗在马鸿逵军中任参议，随军驰援西安。吴宓请求
父亲在解围之后定要以丰厚饮食慰劳吴芳吉，据《吴宓自编年谱》记载：仲旗公在招聚西北
大学师生饱餐时，有几名学生因久困饥饿，暴食过量，致得急性肠胃病身亡。1927年初，吴
宓从北京往西安省父，便寓居于西北大学内吴芳吉的宿舍。吴宓这次在西安一共停留了十五
天，其间曾与李仪祉校长和穆济波、胡步川、郝耀东、杨祥荫等西北大学教师多次酬酢座谈
，但当时正在假期，且战乱初定，吴宓先生未能在西北大学作学术讲演，这次的纪念，有先
生为马鸿逵代撰之追悼西安阵亡将士联可记：“伤君竟殉国难。披甲持戈，茹苦含辛，解西
安八月坚围，救民于倒悬水火之中，奠桂陈椒，齐道捐躯成壮举。愧我忝握兵符。同袍共列
，出生人死，行东来千里长途，作战于荒原风雪之际。惜才念旧，只余热泪洒重泉。”据吴
宓日记自陈，吴芳吉也撰写了一联，马鸿逵最后选择了吴芳吉所撰。吴宓似乎并无不怿，倒
是为自己推荐的老朋友在西安大出风头而高兴。此时的吴宓，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的位置上正
得发挥，西北大学地处偏僻，也无人提出请吴宓到西安任教之事。从兹以后到1942年的期间
，吴宓和西安学界联系不多。但是，吴宓对自己学问性情之渊源于“关学”，并未忘却，他
曾在日记中写道：“是日细读刘古愚太夫子《烟霞草堂文集），多所感发。古愚太夫子之精
心毅力，其一腔热诚及刻苦实行之处，宓自谓颇似之。愿更奋勉，而有所进焉。”
1937年“七·七”抗战军兴，吴宓先生随清华大学南迁，并入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在昆
明七、八年的日子，吴宓生活得并不愉快。他苦恋的毛彦文女士对他数十次深情倾注之书简
不复一言，甚至让其亡夫熊希龄的同乡沈从文将不曾拆封的吴宓来信原封寄回，告其“永勿
来信”。吴宓钟情的另外几位女子如高棣华、陈仰贤、黎宪初、张尔琼等人，无一人真正有
恋情于他。吴宓在西南联大的学术地位，也非昔日主持清华国学研究院时可比。仅仅是为了
请钱钟书回清华任教，吴宓先生就和叶公超、陈福田屡生龃龉。1939年11月17日，吴宓在日
记中就当日宴会的情形颇生感慨：“宓深感宓近者与公宴，论年则几为最老，叙座则降居最
末。今晚即然。其上皆校长、馆长、教务长、院长，宓仅教授而已。愈可见宓在此世间之失
败而不容恋恋矣！”
就在吴宓先生对他执教多年的清华萌生去意之际，1940年的1月29日，他突然收到西北
大学校长胡庶华和教育部次长顾毓琇的电报，敦请他为西北大学文学院院长。胡庶华与吴宓
不熟，顾毓琇却是老朋友。顾电称：“国立西北大学胡校长，拟聘吾兄担任文学院院长，面
嘱代为促驾。尚祈惠允。俾为西北学术文化建树基础，无任盼祷。盼即首途，并先复电。”
作为中国当代杰出教育家的顾毓琇先生。特别以：“西北学术文化建树”嘱望于吴宓先生，
可望用心良苦。
吴宓得此两电后，先同其学生周榆瑞商量，周榆瑞讲了一些对胡庶华校长不甚恭敬之言
。吴宓未多思谋，第二天便匆匆复电顾次长并转胡校长“敬谢雅命”。但这件事并未就此了
结，在嗣后的半年多时间里，是否往西北大学，曾使吴宓几经踌躇，大费思量。吴宓当年在
东南大学外文系任教时共同创办《学衡》的梅光迪等人，这时在位于贵州的浙江大学，他们
得悉吴宓有离开昆明之意，便说动竺可桢校长，也向吴宓发来邀请电。继之又有梅光迪、费
巩、郭斌龢、缪钺四人联名来电，促请吴宓赴浙江大学外文系任教。吴宓虽然主意未定，但有两校诚聘，兼之不久后他又与陈寅恪、汤用彤一样被教育部聘为部聘教授，在这些年惨淡困沮生活中，不啻得一鼓舞。在西北大学和浙江大学的争取之中，吴宓先生权衡久之。盛澄华、贺麟、何柄棣等吴宓好友均力劝先生往西北。周榆瑞初不以为然，后亦改原意，并表示愿随先生一同赴西北；李仪祉的侄子李赋宁，在清华追随吴*有年，也愿意陪侍先生入陕。至于对胡庶华校长的看法，吴宓等人经多方了解后亦大有改变。出掌西大之前，胡庶华曾屡任同济大学、湖南大学、重庆大学校长，且为人公正贤明。到1940年7月26日，先生又同日接到浙江大学和西北大学的聘电，且均言明月薪之数，浙大为380元，西大为460元。两相比较，正如顾毓琇先生首次来电所示，西北方面对吴宓先生的敦清，出于“西北文化学术建树”之需要，其情可感。至于与浙大同人共办《学衡）则利弊各有。首先，“学衡”同人聚集一校，容易使圈外人生嫌疑，再则，学术志趣相近，未必性格人情吻合。汤用彤就曾劝诫吴宓：梅光迪不好相处，往浙大恐多不睦。但由于众位友人联名敦请，在兴奋之中，吴宓已谢西北而应浙大。9月24日，吴宓致钱钟书函，“告以已荐为浙大外文系主任，宓则往为教授。”但钱钟书并无响应。在8月12日日记中，吴宓曾道：“接盛澄华八月一日城固函，益自悔却西北聘之急遽而错误。宓盖毫无处世应事之才识，除沉没逃世外，无他途矣！”正是在这种进退失据之中，吴宓先生竟想到乐山复性书院追随马一浮先生研习佛学。直到这年的10月22日，远在西北大学的盛澄华和吴景荣仍然来电说：“校方决坚聘师来长文院。”但这时的吴宓又以留恋清华为情绪主导。哪里也不想去了。在9月23日日记中，吴宓自陈：“F·T（陈福田）归，与谈。F·T已闻梅（贻琦）冯（友兰）云云，遂致挽留。聆宓述说毕，谓功课无关系，但人望及对学生影响至重。盼宓勿行云云。宓趁风转舵，遂不再言去。”
在所有挽留吴宓不离清华的朋友中，以当时清华理学院长叶企孙先生的几条意见最使吴
宓信服，叶企孙讲了四条，除第一条“胡校长名誉不佳”为人各有见之外，“（二）任行政
，非宓才所近，且无部队拥护。（三）地当国共交界，必有兵乱。且党化且烈，无言论之自
由。不如联大。（四）清华关系不宜斩，团体不宜散。容惟当潜心著书，遇难同逃云云。”
“宓深服企孙所见之深刻切实，即决目此矣。”
吴宓先生1940年虽然没有应西北大学之聘，但此番经历，也给他留下了难忘的记忆，甚
至有遗憾和自责。当年8月4日他作函胡庶华校长再次辟聘后，即在日记中写道：“语颇激昂
，一以自占身分；二为不使西北教职员中之清华校友陕西同乡，认宓为胡之私党也。”第二
天，他收到盛澄华从城固寄来介绍西北大学内情的长函，便在日记中反思：“宓未等待，遽
即函电复辞，殊太躁急。一误也。宓过信高文源函中一面之辞，遂认胡聘宓为被动之敷衍。
二误也。即使介立二派之间，有所轩轾，或迟徊不欲往西北，亦应徐徐婉言谢却，且留后步
。不当盛气激辞，几于对胡挥斥凌夷之。“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不但-之认识
及步骤错误，即道德之修养亦缺乏，三误也。今已悔之不及。”
从以上日记可以看出，吴宓先生1940年和西北大学确乎失诸交臂。及至1948年春天，吴
宓先生回陕省亲，在西北大学作了《大学之起源与理想》的学术报告，又为中文，外语、历
史三系学生分别举办了世界文学，文学概论及中国小说的专题讲座，时间虽短，终于使西大
学子亲炙謦欬。对于吴宓先生来说，也聊可谓负笈远游之后，有益家邦的一点安慰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