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雪垠：一部《李自成》引来两代领导人关心
“文革”前，还在读中学的我就开始读姚雪垠的《李自成》，当时对历史小说艺术地再现明末社会生活的真实情景，惊奇不已。从1957年写到1999年，姚老的写作持续了四十多个春秋，真是一个“马拉松”作家，我真想一睹姚老的风采。
1994年，我因要主编《劳动报》新创办的彩色月末刊，到北京约稿。时任上海作家协会主席的徐中玉先生同姚老关系甚好。为了有机会拜访姚老，我带上了徐先生的问候录音。到姚老家后，姚老仔细听了徐先生的问候录音，询问了徐先生的近况，随后便回忆起当年同徐先生在大厦大学共事的情景。那时姚老任大厦大学文学院代院长。他还让我录了一段问候徐先生讲话录音，带回上海。今天重新听录音，当时的那情景宛如眼前。
提疑问终成忘年交
记得那天下午，我如约到姚老家拜访。眼前的姚老满头银发，连眉毛也是雪白的，一双眼睛炯炯有神，闪着睿智。环顾客厅，中央高悬着他亲手书写的斋名“无止境斋”，骨力洞达，肌腴筋健，韵味无穷，具有极浓的“书卷气”，也透露出这位老作家学无止境、蓬勃向上的进取精神，让吾辈敬佩不已。姚老说，现在一般已不外出参加会议，闭门谢客，抓紧时间写完《李自成》第五卷。
我曾拜读《李自成》一、二卷，对姚老掌握史料之丰富，分析之精辟，十分敬佩。因此我萌发了读《明史》和清人吴伟业的《绥寇纪略》等史料的兴趣。但未找到《李自成》中牛金星的奏疏和李岩等人的诗文。于是我问姚老这些东西是从哪些野史中挖出来的?这个问题，久积于胸中，那一刻我脱口而出。
姚老特别高兴，他做了个握手的动作，笑道:“你是第二个提出这一问题的人。”我追问:“还有谁提过此问题？”他答道:“第一人是大文豪茅盾。这些诗文奏章把茅盾也蒙过去了。一次在文联开会，茅公问我，那些诗文奏章从哪里搞来的，我怎么没见过。其实这些东西大都是我根据当时情景编撰的。”听了这番话，我感到荣幸和惊异，荣幸的是我的疑问竟与茅盾相同；惊异的是奏章诗文要求很高，姚老不仅撰写准确，而且符合明末文人的用语习俗，显示了这位学者作家非凡的国学功底。
我的提问打开了姚老的话匣子，在与我交谈的三个多小时里，他讲了毛泽东保护他的全过程，谈到邓小平关注《李自成》的创作等情况。姚老语重心长地说:“一个人要成就一番事业，或是写出一部像样的作品，必须克服困难，珍惜时间，坚韧不拔，下苦功夫。这几句普通的话，要真正做到，还不容易呢！我是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之后，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开始创作《李自成》这部小说的。不管是身处逆境，还是后来比较顺利，我总是激励自己:抓紧时间，克服困难，写下去！每天凌晨3时左右起床写作，多年来已成为我的习惯。我有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一个人要耐得寂寞，耐得寂寞的人，就能勤学苦练，从而做出成绩来。人们也就会承认他、记住他。相反，耐不得寂寞的人，会心存浮躁，哗众取宠，热衷于出风头、赶时髦，不会有大的成就。”不知不觉三个多小时过去了，姚老谈笑自如，我见晚霞映红了书斋，便起身告辞了。
走出姚老书斋，天边的彩云映红了宽阔的复兴门大街，清风吹拂着我的头发，我心里热乎乎的，回想姚老的话，我感慨千万，从心中蹦出了一句话:读书虽然是没有钱的，但读书是有用的。这次难忘的采访，使我立志成为一名学者型的记者和作家。姚老还惠赠我一条幅，上书“经多实践思方壮，勘破浮名意自平”，我将此条幅悬挂在寒舍的墙上，作为永远的警策。
毛泽东两助姚雪垠
三百六十多年前的3月19日，李自成率领百万起义军浩浩荡荡占领了北京，崇祯皇帝被迫自缢，明王朝统治宣告结束。然而好景不长，进城4l天后由于起义军将领骄傲自满，腐化堕落，加上吴三桂勾结满人入关，起义军狼狈出逃，李自成变为悲剧人物，这段历史成为史学家研究的热点。
生活在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成败、得失、荣辱，全都与他们对毛泽东的认识和态度紧密相关。据说姚雪垠是“文革”中经毛泽东保护的中国唯一的作家。那时毛泽东批评文化部应改为“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国死人部”，不久许多以历史为题材创作的小说、电影、戏剧纷纷被打成毒草。姚老的《李自成》第一卷写了崇祯皇帝、后妃、宫女、太监、文武大臣，可以说将毛泽东批评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写全了，当时比他有名气的作家有茅盾、老舍、巴金、曹禺等人，毛泽东为何会赏识《李自成》，还亲自出面保护姚雪垠呢?
姚老说:1957年我被打成“右派”，是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写《李自成》的，一个偶然的机会，书于1963年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出版后在社会行立刻引起轰动，很快被判为大毒草，那些肯定过这部书的领导人都有一条罪状:包庇老右派姚雪垠，吹捧大毒草《李自成》。那时，抄家焚书在蔓延，随时都可能延及他家。正在这个时候，一道“最高指示”救了姚老和他的《李自成》。1966年7月，毛泽东亲自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看见王任重列席，将他叫到身边，指示道:“姚雪垠的《李自成》分上下两册，上册我已经看了，写得不错。你赶快通知武汉市，对他加以保护，让他把书写完。”第二天早晨，王任重即打电话向武汉市第一书记宋侃夫传达“最高指示”。“这一指示既挽救了《李自成》，也保护了我的生命，使我免遭揪斗游行、打伤、关押，只是被抄了一次家，所幸的是稿子、卡片、大量藏书没遭被毁、被烧的厄运。”
姚老在“文革”中曾经给毛泽东写信，毛泽东对他的信作了批示，当时流传很广。一般说来，那时“四人帮”横行，信搞不好要落到他们的手里，那将是一场灾难，我问姚老，当时是通过什么途径将信转到毛泽东手里的，毛泽东究竟作了哪些批示?
姚老说:“我当时在武汉日子很不好过，极左分子背着市委领导，天天来干扰我，使我无法坐下来继续写《李自成》，已经写成的第二卷也不能修改。有一位朋友建议我给毛泽东写信，这一建议虽好，但有很大风险。自己是30年代的作家，又是摘帽右派，万一我的信落到别人手里，就惹大祸了。我给原武汉市委文教书记，时任哲学社会科学部领导成员之一的宋一平写信，问他有没有办法将我的信直接转到毛泽东的手里，他同胡乔木等同志商量后，马上给我回信，说是有办法的，并说毛泽东患了眼病，嘱我用毛笔写信，字要大一点。1975年10月19日，我将信从武汉寄给宋一平同志，胡乔木很快把信转到了毛泽东的手中。”
毛泽东当时患病很久，又患眼疾，他看了姚老的信后，立即用铅笔在胡乔木转信的报告上批道:
印发政治局各同志。我同意他写李自成小说二卷、三卷至五卷。
毛泽东十一月二日
姚老一边拿出毛泽东批示的复印件给我看，一边继续说:“多年来流传毛泽东1963年对我信所作批示，全是误传，现在我给你看的这个批语才是信史，这是最权威的史料。我给毛泽东的信写成于10月19日，寄到北京宋一平手中应该是21日或22日，经他转交胡乔木，经过商量，由胡乔木写报告，转呈我的信。胡的报告所署日期是10月23日，经过转呈，耽搁数日，到病中的毛泽东手中，大概在10月底了。毛泽东用粗铅笔写了潦草批示，所署日期是11月2日。”
“毛泽东适时地指示保护我，特别是要我将《李自成》一书写完，这在他一生中是一件很小的事，但在我的一生中却是一件大事，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也是一件大事。我终于在1975年12月下旬从武汉来到北京，从事《李自成》创作。”
姚雪垠对毛泽东评价比较客观，从他对毛泽东诗词的看法可见其为人。他说毛泽东有诗才，有的诗确实写得好，但不是每首都好，更不是句句、字字都无可挑剔。说到这里，他提到郭沫若，说他连毛泽东在书写时的笔误也大加吹捧，有点过了。他对照传统诗的基本要求，举例评说毛泽东的诗词有几点不足之处:一是有些句子是蹈袭前人的；二是有的属于陈词滥调；三是有的过于直露，近乎口号而没有诗味；四是有些不合韵律，多处一字重犯。他说毛泽东诗词开始发表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但当歌德颂圣、阿谀奉承的声音，成了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主旋律的时候，灾难就不远了。
邓小平关注《李自成》
《李自成》是一幅明清之际阶级斗争和绚丽多彩的社会生活的历史画卷。这部书问世后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好评，文坛大师茅盾、叶圣陶和臧克家等给予充分肯定。听说中国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也曾关心《李自成》的创作，便请姚老作一些介绍。姚老点点头微笑道:《李自成》第一卷修订本和第二卷都在1977年春天出版。当时邓小平仍然住在西郊，有时间将一、二卷(共五册)全部读完。到7月中旬，划时代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京召开，决定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工作。
姚老说，邓小平刚回中央工作不久，就派张平化来看我。平化同志说:“邓副主席委托我来看望你。你为党和人民做出了重要贡献，有什么困难请你提出来，由中央替你解决。”我诚心诚意地对张平化说:请你告诉邓副主席，我非常感谢他的关怀，我一点困难也没有，请他放心。我的回答使张平化同志感到十分奇怪。过了一两天，才从报纸上看到张平化是新任命的中宣部部长。听说他在中央与其他同志谈话时说:“邓副主席委托我去看望《李自成》的老作家姚雪垠，他借住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宿舍，生活和工作条件很困难。他坚决说没有困难，不要中央帮助。我想中央还是考虑他确有困难才是。”
其实当时姚老很困难，户口不在北京，粮票和一切票证都没有。因为住处太小，参考书籍和卡片也只好留在武汉，影响他的工作。那为何不向中央讲实情呢?我插问。姚老脸上流露出无奈的神情，他说:“我当时对张平化讲生活上毫无困难，是我当时的真情实感。1951年我离开教坛，返回创作队伍，由于极左思潮泛滥成灾。《李自成》第一卷出版后，虽然引起全国的轰动，但丝毫没有改变我的处境，相反遭到有些人的嫉恨，非要将我打倒不可。毛泽东来保护我，他们就搞得我不能安心工作。当邓小平委托张平化来看我时，我唯一的希望是有一张写字台，让我继续安心工作。过了半年，国内出现了拨乱反正的新局面，我根据实际情况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提出了一些要求，邓小平立即批示中宣部和文化部，及时将我的困难解决了。”
在张平化奉邓小平委托看望姚老不久，有一位朋友向他转达了邓小平对《李自成》前两卷的评价的话。邓小平评价的大意是:《李自成》第一卷十分精彩，可以说无懈可击；第二卷虽然不如第一卷，但能够写到目前的这样水平也十分难得。
“文革”前，还在读中学的我就开始读姚雪垠的《李自成》，当时对历史小说艺术地再现明末社会生活的真实情景，惊奇不已。从1957年写到1999年，姚老的写作持续了四十多个春秋，真是一个“马拉松”作家，我真想一睹姚老的风采。
1994年，我因要主编《劳动报》新创办的彩色月末刊，到北京约稿。时任上海作家协会主席的徐中玉先生同姚老关系甚好。为了有机会拜访姚老，我带上了徐先生的问候录音。到姚老家后，姚老仔细听了徐先生的问候录音，询问了徐先生的近况，随后便回忆起当年同徐先生在大厦大学共事的情景。那时姚老任大厦大学文学院代院长。他还让我录了一段问候徐先生讲话录音，带回上海。今天重新听录音，当时的那情景宛如眼前。
提疑问终成忘年交记得那天下午，我如约到姚老家拜访。眼前的姚老满头银发，连眉毛也是雪白的，一双眼睛炯炯有神，闪着睿智。环顾客厅，中央高悬着他亲手书写的斋名“无止境斋”，骨力洞达，肌腴筋健，韵味无穷，具有极浓的“书卷气”，也透露出这位老作家学无止境、蓬勃向上的进取精神，让吾辈敬佩不已。姚老说，现在一般已不外出参加会议，闭门谢客，抓紧时间写完《李自成》第五卷。
我曾拜读《李自成》一、二卷，对姚老掌握史料之丰富，分析之精辟，十分敬佩。因此我萌发了读《明史》和清人吴伟业的《绥寇纪略》等史料的兴趣。但未找到《李自成》中牛金星的奏疏和李岩等人的诗文。于是我问姚老这些东西是从哪些野史中挖出来的?这个问题，久积于胸中，那一刻我脱口而出。
姚老特别高兴，他做了个握手的动作，笑道:“你是第二个提出这一问题的人。”我追问:“还有谁提过此问题？”他答道:“第一人是大文豪茅盾。这些诗文奏章把茅盾也蒙过去了。一次在文联开会，茅公问我，那些诗文奏章从哪里搞来的，我怎么没见过。其实这些东西大都是我根据当时情景编撰的。”听了这番话，我感到荣幸和惊异，荣幸的是我的疑问竟与茅盾相同；惊异的是奏章诗文要求很高，姚老不仅撰写准确，而且符合明末文人的用语习俗，显示了这位学者作家非凡的国学功底。
我的提问打开了姚老的话匣子，在与我交谈的三个多小时里，他讲了毛泽东保护他的全过程，谈到邓小平关注《李自成》的创作等情况。姚老语重心长地说:“一个人要成就一番事业，或是写出一部像样的作品，必须克服困难，珍惜时间，坚韧不拔，下苦功夫。这几句普通的话，要真正做到，还不容易呢！我是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之后，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开始创作《李自成》这部小说的。不管是身处逆境，还是后来比较顺利，我总是激励自己:抓紧时间，克服困难，写下去！每天凌晨3时左右起床写作，多年来已成为我的习惯。我有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一个人要耐得寂寞，耐得寂寞的人，就能勤学苦练，从而做出成绩来。人们也就会承认他、记住他。相反，耐不得寂寞的人，会心存浮躁，哗众取宠，热衷于出风头、赶时髦，不会有大的成就。”不知不觉三个多小时过去了，姚老谈笑自如，我见晚霞映红了书斋，便起身告辞了。
走出姚老书斋，天边的彩云映红了宽阔的复兴门大街，清风吹拂着我的头发，我心里热乎乎的，回想姚老的话，我感慨千万，从心中蹦出了一句话:读书虽然是没有钱的，但读书是有用的。这次难忘的采访，使我立志成为一名学者型的记者和作家。姚老还惠赠我一条幅，上书“经多实践思方壮，勘破浮名意自平”，我将此条幅悬挂在寒舍的墙上，作为永远的警策。
毛泽东两助姚雪垠
三百六十多年前的3月19日，李自成率领百万起义军浩浩荡荡占领了北京，崇祯皇帝被迫自缢，明王朝统治宣告结束。然而好景不长，进城4l天后由于起义军将领骄傲自满，腐化堕落，加上吴三桂勾结满人入关，起义军狼狈出逃，李自成变为悲剧人物，这段历史成为史学家研究的热点。
生活在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成败、得失、荣辱，全都与他们对毛泽东的认识和态度紧密相关。据说姚雪垠是“文革”中经毛泽东保护的中国唯一的作家。那时毛泽东批评文化部应改为“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国死人部”，不久许多以历史为题材创作的小说、电影、戏剧纷纷被打成毒草。姚老的《李自成》第一卷写了崇祯皇帝、后妃、宫女、太监、文武大臣，可以说将毛泽东批评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写全了，当时比他有名气的作家有茅盾、老舍、巴金、曹禺等人，毛泽东为何会赏识《李自成》，还亲自出面保护姚雪垠呢?
姚老说:1957年我被打成“右派”，是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写《李自成》的，一个偶然的机会，书于1963年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出版后在社会行立刻引起轰动，很快被判为大毒草，那些肯定过这部书的领导人都有一条罪状:包庇老右派姚雪垠，吹捧大毒草《李自成》。那时，抄家焚书在蔓延，随时都可能延及他家。正在这个时候，一道“最高指示”救了姚老和他的《李自成》。1966年7月，毛泽东亲自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看见王任重列席，将他叫到身边，指示道:“姚雪垠的《李自成》分上下两册，上册我已经看了，写得不错。你赶快通知武汉市，对他加以保护，让他把书写完。”第二天早晨，王任重即打电话向武汉市第一书记宋侃夫传达“最高指示”。“这一指示既挽救了《李自成》，也保护了我的生命，使我免遭揪斗游行、打伤、关押，只是被抄了一次家，所幸的是稿子、卡片、大量藏书没遭被毁、被烧的厄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