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商必学胡雪岩
受清教徒精神熏陶的西方企业家“拼命赚钱，拼命省钱，拼命捐钱”。在“拼命赚钱，拼命省钱”这点上，中国当代企业家毫不逊色，但在“拼命捐钱”这方面，似乎做得不够。一些时候是为响应政府部门要求和出于商业目的而捐，并非出于内心深处的善意。
是什么力量促使一些人“拼命捐钱”？又是什么原因让另一些人缺乏社会捐赠的动机？这其实可以归结为这样的问题：企业家如何看自己的社会责任？财富的意义是什么？人生的终极意义又是什么？
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熏陶下的近代企业家曾经给出过自己的答案。2006年8月，我拜访徽商胡雪岩故居，颇有感触。
生于清道光三年的胡雪岩，在钱庄当学徒出身，办事勤快，能言善道。后经营生丝、茶叶、开办典当铺，开设阜康钱庄，创办胡庆余堂国药号……性情通达，眼光敏锐，手腕圆活，富有人情味和豪侠气。
当时丝茶贸易为洋商所操纵，中国商人受排挤，蚕农利益受到严重的伤害。胡雪岩有感于此，便出资2000万两银四处收购生丝。后竞争失败，胡雪岩损失利银1000万两，折本银800万两。光绪九年，胡雪岩因经营失败，钱庄倒闭，家资罄尽，负债累累，被革去道员职衔。之后一年多，便忧愤而死。
胡雪岩去世不到二十年时间，江浙近代商人开始引进洋设备、技术人才，生产现代意义的工业产品，同洋货竞争并在多种行业上取得竞争优势，其中有代表性的当属无锡荣氏家族的面粉、纺织业。荣氏家族繁盛至今绝不是偶然。
大井巷的胡庆余堂国药号，进石库门左拐，便是一条长廊，廊壁上悬挂一长溜丸药牌，上书药名，下注各种丸药的主治功能：诸葛行军散、胡氏辟瘟丹、八宝红灵丹、神香苏合丸……
为何胡雪岩破产，财产充公，而胡庆余堂字号却保留至今呢？营业厅挂着一幅胡雪岩亲笔书的“戒欺”匾额，匾曰：“凡百贸易均着不得欺字，药业关系性命，尤为万不可欺！余存心济世，誓不以劣品弋取厚利……”从“戒欺”匾上，看到经营者对生命的尊重，道德上的自觉。有了道德上的约束，“采办务真，修制务精”自然成为胡庆余堂的生意底线。
1885年，胡雪岩失手破产，被朝廷查封时，已是“人亡财尽，无产可封”。尽管这样，接管了庆余堂药铺的新主人因尊重胡的为人，仍着意沿用“胡雪记”金字招牌，并立约让胡氏后人分享药铺的一份红利。
不免感慨：一座建筑无论如何华丽如何固若金汤，总有退色、崩塌的一天。而一种道德、一种精神，可以穿越岁月，永久地留给后世。
胡雪岩是徽商中的明星，过去三十年里，许多从政、经商的中国人，都推崇一句话：“做官须看《曾国藩》，经商必读《胡雪岩》。”遗憾的是，胡雪岩这位晚清“活财神”之所以成为中国商界的偶像和英雄，更多不是因为他“戒欺”的信条，不是因为“采办务真，修制务精”的生意底线，也不是因为“顾客乃养命之源”的经营理念，而是因为他官商两界通吃，善于经营政府关系，最终成为“红顶商人”。显然，今天的企业家奉若神明要学胡雪岩，是因为他的“红顶之道”，在转型中的中国社会，依然有效。
徽商讲究“商而兼仕，贾而好儒”，与官僚混为一体，或相互接托。他们除以“急公议叙”、“捐纳”和“读书登第”作为攫取官位的途径外，还以重资结纳，求得官僚乃至太监、皇帝的庇护。所以，徽商的“官商”之道，是明确的生存发展策略，数代积累，形成其权势圈子，成为一种“官商”文化。
胡雪岩早期攀附王有龄，随后接上左宗棠，为左宗棠及湘军竭心尽力。在左宗棠等人推荐下，被授江西候补道，赐穿黄马褂，并且依靠湘军的势力，在全国广设当铺和银号，成为富甲江南的特大官商。
胡雪岩靠官场后台，达到事业顶峰，但他最后失败，也与官场倾轧大有关系。他生意失败，虽然是败在洋商联盟手下，而洋商的背后，是得到李鸿章、盛宣怀的支持。一定程度上，胡雪岩成为左宗棠与李鸿章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一旦失去政府后台的支持，无论胡雪岩还是徽商，都兵败如山倒。徽州盐商在清政府实行“纲盐制”时，是受政策保护最多的。道光年间清政府在两淮实行“改纲为票”的盐法改革，取消了徽州盐商在两淮盐业中的垄断特权，徽州盐商表现得毫无竞争力，从此一蹶不振。加上战乱连年，外国商品倾销，缺乏新式商业知识、技能的徽商，转眼间风流已被雨打风吹去。
作为一个企业家，读到旧商人的历史，尤其以胡雪岩为代表的徽商历史，倍感中国旧式商人，脱离不了两个特点：资源霸占、倒买倒卖；更脱离不了对帝王将相深深的依附——这怎不让我深深地失落？
(本文获深圳市出版业协会征文一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