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引蔗苗台湾尝甜头(图)
孔庙是1665年由客家人陈永华倡议建造，1683年，巡台厦道周昌与台湾知府蒋毓英重修，后来逐步发展成今天的规模。图为台南孔庙院落。
在台南采访时，记者偶然看到这个正在修建中的客家会馆，很显然，它是台湾同胞怀乡的又一表现。
泮宫，古称学校，是陈永华在台兴建孔庙后才建的，台南如今还留存有这样的遗迹。
“泉州地狭山谷瘠，虽欲就耕无地辟；州南有海浩无穷，每岁造舟通异域。”
翻看台湾客家人的家谱，每部都是一本辛酸的血泪史。闽粤地广人众，谋生本不容易。械斗、恶势力的欺凌、兵燹、民变，凡此种种，一千多年前迁徙的宿命，无奈地一次次落在他们头上。
台湾是个美丽的地方，清初旅游家郁永河曾吟出“台湾西向府汪洋，东望层峦千里长；一片平沙皆沃土，谁为长虑教耕桑”。但要抵达这“沃土”之地，窄窄的台湾海峡并不易行。在横渡海峡时，客家人受尽了苦难与磨折，有的死于海上，有的死于瘟疫，有的死于械斗。当时有一首山歌唱道：“劝君切莫过台湾，台湾恰似鬼门关，千个人去无人转，知生知死都是难。”另外还有，清政府禁止携带家眷赴台，他们只有撇下妻小，待赚到钱后再衣锦还乡，与妻小团聚。但这哪里由得他们自己，命运常常让他们事与愿违。
事实上，衣锦还乡的能有几个？
他们有的在当地结婚生子，有的魂归大海，留在对岸的妻女，只能望眼欲穿到白头。
“阿哥出门去过番，妹子赶到晒禾滩，双手牵住郎衣角，问哥几时转唐山？”
“送哥送到篷辣滩，险滩行船系艰难，石角尖尖水又急，几多挂念妹心间。”
“妹送亲哥到汕头，一看大海妹心愁，大海茫茫有止境，妹想亲哥无尽头。”
“汕头出海七洲洋，七日七夜水茫茫，行船三日唔食饭，记妹言语当干粮。”
正是在这血和泪的泣诉中，客家人在台湾创造出了美丽的神话。而拉开神话大幕的，是郑成功光复台湾后大量迁入的大陆同胞。而其中，郑氏手下几位客家大将发挥了重要作用。
刘国轩，力促郑氏回归祖国
站在安平古堡上，岁月的沧桑扑面而至。与大陆古迹动辄千年的深厚比，古堡仍很“年轻”，仅四百年，但它见证了台湾客家人最波澜壮阔的历史，荷、法、日、美等列强每一次劫掠台湾，几乎都从这里开始，而中国人的反抗也都从这里开始。郑氏麾下几位客家大将的“光荣与梦想”，也多肇始于此。
第一个要提及的是闽西客家名士刘国轩。
1661年，在郑成功率军收复台湾的战役中，大将刘国轩身先士卒，与都督马信等亲率弓箭手，击退荷兰军队的反扑，为收复台湾立下汗马功劳。
刘国轩从闽西移居台湾后，时时秉持爱国爱家的客家精神。作为郑成功最得力的干将，郑成功病逝后，他以自己的雄才大略和远见卓识辅佐郑成功的儿孙巩固开发建设台湾，并为闽西客家人在台湾的繁衍发展打下了重要根基。
也正是他，最先负责在台湾屯田抚番，备战备荒。诸番降服后，刘国轩采用“宽以慰之，怀德远来，善为驾驭”的温和民族政策，划给诸番足够的山林、土地，组织屯田之兵和大陆移民与诸番共同开垦，手把手向台湾土著传授耕种之技。
在拓垦实践中，刘国轩发现，台湾的气候、土壤等条件与闽南一样，适宜甘蔗种植，便“建议拓地招垦，以兴糖政”。大批蔗苗源源不断从福建运来，受政策激励，大量官兵投入种植甘蔗，并很快尝到了“甜头”，“每岁所出约六十万篓(每篓约一百七八十斤)，全台仰望资生，四方奔走，莫此为甚，故为贸易之大宗。”蔗糖除返销大陆外，还远销日本、吕宋，成为郑氏集团的主要经济支柱。
除富有经济头脑外，刘国轩还有高度的“政治敏感”。其一件值得载入史册的功德，就是他站在客家人“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高度上，力促郑氏集团回归祖国。
郑成功病逝后，郑家的儿孙想脱离清廷。这可不是小事。自家门里，打打闹闹、争争吵吵也就罢了，要自立门户，可是大问题。刘国轩坚决不干。他和郑成功另一员大将冯锡范一道，联系福建水师提督施琅，请求“数千里之封疆，悉归土宇，百余万之户口，并属版图”。
刘国轩之后，被清廷和台湾总督授予“文开淡北”、“功资丽泽”奖匾的福建永定人胡焯猷开垦成功后，心怀故土，积极报效乡里、传播中华文化。
胡焯猷是位兼官、民两重身份的迁台人士，他在乾隆初期渡台，居住在台湾淡水新庄山脚。“时新庄方驻巡检，而兴宜堡一带多未辟。胡焯猷赴淡水厅请垦，出资募佃，建村落，筑陂圳，尽力农功。不十数年，启田数千甲，岁入租谷数万石。”随后，他多次回原乡永定动员招募乡亲，赴台参与垦殖。
同时，他不忘客家人崇文重教、耕读传家的传统，“念淡水文风未启，乡里子弟无可就傅”，便“自设义塾，名曰明志，捐置水田八十甲余，以其所入供膏火，又延名师教之，肄业者常数十人”。对于他的义举，当时的淡水同知胡邦翰、总督杨廷璋给予高度赞扬，并建议将义塾改为书院，立碑纪念，以赞其“标明志之名，冀成致远之器”。明志书院于是声名大振，直至民国时期犹存。
陈永华，传播儒学到台湾
客家人历来有着传播中华文化、崇文重教的人文传统。
这些我们在2003年“从洛阳到‘洛阳’的客家迁徙寻踪”报道中便已深深感受到。在千年的迁徙、万里的行程中，无论环境如何变化、无论身处何等险境绝境，客家人总是背负着源自中原的文化体系，以不同的形式保留来自中原的根脉信息，永不言弃。
郑成功的成功，除刘国轩的辅佐外，冯锡范和陈永华也立下了汗马功劳。刘、冯、陈当时被称为郑氏“三虎”。
冯锡范大家都熟悉，是金庸小说《鹿鼎记》中的人物，小说里那个昆仑派高手、绰号“一剑无血”的冯锡范就是以历史上郑氏家臣冯锡范为原型的。
让人遗憾的是，在台南，除了史料，这次我们没有找到更多与冯锡范有关的遗迹。但有一点让我们印象很深刻，就是在维护祖国统一上，冯锡范也起了很大作用。
当时，反清的郑家军在澎湖覆没，消息传到台湾，“锡范首倡议降”，并和刘国轩分别致书施琅，请他速至台湾，以防“事久生端”。施琅正是接受了冯、刘的建议，便率师进抵台湾。
作为郑氏“三虎”之一的陈永华，无论是对郑成功，还是台湾来说，都是具有奠基意义的人物。
崇文重教、重视文化、保留与中原一脉相承的联系，是随郑氏迁台的有识之士努力的方向，他们实际上是要永远存留自己的根——中原的根。陈永华是这一方向的积极鼓吹者和践行者。
查阅相关资料，得知台南现在还有陈德聚堂。陈德聚堂创建于1647年至1683年间，据说是陈永华的府第。1683年，清政府统一台湾后，陈氏后裔将府第改为宗祠，供奉历代祖先牌位。日本人侵占台湾期间，陈德聚堂曾被战火所毁。二战后，陈德聚堂得以重建，被称为“颍川”陈氏家庙。这个颍川就是大家熟知的中原颍川。
据记载，陈永华在郑氏集团中任勇卫(兵部职务)并加监军御史之职。他随郑成功的儿子郑经从厦门赴台后，亲自考察台湾南北各社，弄清开垦情况，帮助郑经制定以“足民食”为基础的政策，屯田垦殖，使军饷问题得以解决。他提倡兴修水利，引导种谷积粮。因当时台湾“煎盐苦涩”，他又从大陆故乡请来晒盐师傅，在濑口修建盐埕，“暴晒作盐”，使晒盐技术在台湾广为传播。另外，他还教民“插蔗煮糖”；“教匠取土烧瓦，往深山伐木斩竹，起盖庐舍，与民休息”，改善迁台客家人和土著人的住宿条件；鼓励发展海上贸易，输出鹿皮、鹿肉、樟脑、蔗糖、大米等土特产，贩回生活必需品。他在府城筑围栅、建衙署、设甲里、禁淫赌，实施家乡的户籍管理和社会管理体制。这是大陆封建政治体制和行政管理体系在台湾的首次应用。
正因此，陈永华死后，台湾同胞怀念其恩泽，建永华宫四时祭祀。
更为重要的是，陈永华将大陆较为完整的教育体系用到台湾，在台湾设立“国子监”，颁令各府、州、县设立“府学”、“州学”、“县学”、“义学”，规定台湾儿童必须“八岁入小学，课以经史文章”。同时，还把大陆的科举制度搬到台湾，三年两试，“照科、岁例开试儒童。三年取中试者，补六官内都事，擢用升转”。这是台湾学校教育和科举制度的开始，民众“自是始奋学”。
为了更进一步地促进儒家文化在台湾的传播，陈永华还在今台南市宁南坊鬼仔埔建造孔庙，清康熙五年(公元1666年)落成，康熙二十四年(公元1685年)改建孔庙为府学。因为府学是全台童生入学的地方，所以后来有了“全台首学”之称。
府学是郑成功收复台湾后在台湾建立的第一所高等学府，它的建立，标志着儒学正式进入了台湾，中华传统文化及教育由此在台湾岛上传播开来，台湾的学校教育也“自此开始”，陈永华因此被誉为“台湾文化教育的奠基人”。
